閻學通陸昕：執著於科學預測的現實主義學者

陸昕（以下簡稱陸）：家庭氛圍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很大的塑造作用，有時會留下鮮明的烙印。

閻學通（以下簡稱閻）：是的，應該說我身上就有比較明顯的知識分子家庭的烙印。我母親是河北大學的教師，所以我是在河北大學的宿舍區里長大的。在那個環境裡，人們看重的不是級別而是學問，從小耳濡目染，很自然地我就覺得只有做學問才是值得崇尚的事情。這點對我影響至今。

陸：那時您是一個學習出色並且很要強的小孩子嗎？對未來有什麼樣的憧憬？

閻：這個回答恐怕要讓你失望了。我不是一個功課特別棒的學生，從讀小學到讀博士都是如此。我也不是那種非常要強的性格，從來也沒有想過我要爭取當第一名。另外，我從小就以為人生就是上學讀書，畢業教書，好像再也乾不了別的似的。

陸：您完全沒有想到16歲時自己的生活會有巨大的改變——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而且一待就是9年吧？

閻：是的，巨大的改變。大批學生突然到兵團，當地組織完全沒有準備。一個連接收150多人，根本沒地方住。連隊把牛從棚裡攆出去，掃掃牛糞，鋪個席子，我們就睡在牛棚裡。有一個冬天，因為大雪封路，我們3個月沒有吃到鹽和青菜，只有水煮黃豆和發糕。沒有柴火，我們把周圍能拆的房子都拆了，最後就是拆自己住的，拆到只剩下最後一層板棚，那個棚的縫都漏天。當時極“左”思潮極其嚴重。黑龍江的5月份，水面還結著冰，拉播種車的時候不讓我們穿靴子，只能光著腳踩在水里，腿上劃的全都是血道子。扛稻種包，最沉的時候，我們一個人要扛160斤的稻種包在高低不平的稻梗上走4里地，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水里。然後再想辦法掙扎著爬上來，接著扛。堅持著走到了頭，一躺下眼前就一片漆黑，根本站不起來。相當殘酷！這麼說吧，我小時候什麼苦都不能吃，但是兵團的經歷把我變得什麼苦都能吃。

陸：16歲正是年輕氣盛的年齡，在那樣的環境裡，男生聚在一起經常會罵街、說髒話吧？

閻：當然。在建設兵團，不罵街、不說髒話的人就容易被人視為異類，就會很難在這個圈子裡生活。只有跟著罵人，而且罵得非常難聽、骯髒，才容易被這個群體接受。這就是我所經歷的黑龍江建設兵團。當然，比較而言，我還是屬於髒話說得少、壞事幹得少的人，因為少年受的知識分子家庭教育使我知道那樣做並不高尚。比如，打架我通常都是做後勤，很少做第一線的主力。

陸：聽起來真有些類似叢林狀態呀，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又是如此惡劣的環境，對您的打擊很大吧？

閻：我只能這樣說，人的忍受力和生存力是非常強的。 “文革”中我們看到有些人被打死, 所以對生活的殘酷有些習慣了。我父親也是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下放勞動。當年許多人都經歷了這種艱苦環境，而且還得盡可能表現出自己是個勇者。跟人家一起打架、救火、防洪、種地、修路，每天做什麼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我最大的感覺就是對未來沒有希望，連一個希望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點兒的想法都沒有。可以說，在那種狀態下，生和死對我們而言是沒有區別的，人活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當時的政治要求是紮根邊疆，我是所謂幹部裡面少有的咬緊牙根兒就是不表態的。我這人只要說了就要履行自己的諾言, 因此我張不開這個嘴。這也可能是知識分子的特點, 我可以不說話，但是我不能說假話。這一點也許反映了我16歲之前所受的知識分子家庭的影響，就是那種所謂的清高。

陸：回顧建設兵團那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它對您人生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閻：最重要的一點，它把我的性格從根本上改變了。小時候，我最大的特點是膽小怕事，不敢跟別人打架，凡事都退避三舍。到兵團以後人逐漸變了，因為我必須在一個艱苦的環境下生存。在建設兵團，第一是艱苦，第二是無政府。打架是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事情，兵團知青絕對是個無法無天的群體。這個環境把人變得膽大，敢於冒死，不信天底下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難。所以有的時候敢於做那些無賴的事，坐火車不買票，警察來抓就逃跑；沒錢住旅館就到醫院的病房偷著睡一覺，護士來攆就偷著溜進另一間屋。這樣的生活環境改變了我在青少年時期形成的那樣一種性格，或者說使我有了一種新的性格。所以，現在我的性格有兩面性。有時候我表現得非常不怕死，有時候又顯得那麼謹小慎微。如果沒有上山下鄉，我會是一個非常謹小慎微的人。我自己認為，一方面，我受知識分子家庭影響的那種清高是深入到骨子裡改變不了的；另一方面，兵團給我的冒險精神使我的這種清高不能夠與其他行為一致。比如，跟我父親比起來，他就是真君子。即使路上一個人沒有，他也不會闖紅燈。他堅持君子慎獨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也不屑於違反公共規則，而我的清高就達不到這個境界。

陸：這種渾渾噩噩的生活持續到什麼時候才有些改變呢？

閻：1973年開始允許知青當兵和上大學以後，我們才漸漸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我才開始偷偷看書、學習。這也是受家庭的影響，總是覺得人還是應該上學讀書，但從沒考慮過上大學以後做什麼。當時我們都以為大學畢業後還要被分配回農村教書，還看不清國家有變化的可能。 1978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雖然從教育改革看出國家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中國能發生質的改變。

陸：是不是因為心理上已經有些麻木了？

閻：不是麻木，是恐懼。我的這種恐懼心理一直持續到1988年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你們很難想像，十幾年裡我一直做的一個夢，就是我回到農場辦回城手續，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單位不給辦，我拼命想離開那個地方，可總也不成功。從1973年知青有回城的希望開始，這個夢就一直跟著我，直到1988年，整整15年啊。每每夜半驚醒都是因為這個夢。

陸：1978年您考入了黑龍江大學英文系，大學的畢業論文是關於語言學的，這應當反映了您那個時期的興趣點吧？

閻：是的，我當時寫的是有關聲音如何在大腦反應系統中形成有意義符號的問題。說實話，我喜歡自然科學，對人文知識興趣不大。我在文學、歷史、藝術這些人文知識方面沒有什麼愛好。大學時，語言學是我唯一的課外興趣。因為我覺得語言學帶有科學性，邏輯性很強。畢業時我曾考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呂叔湘先生的研究生，但是沒考上。我喜歡做帶有科學性的事情，這跟我後來的研究偏好很一致。

陸：大學畢業後您就被分配到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進行非洲問題的研究。

閻：對，有人問我怎麼從事了國際關係研究，其實這不是我想做的，而是國家分配我做的。 1982年，在我們培訓班中，很多人都選擇做事務性工作，那時候沒有人願意搞研究。以前都是不受信任的人( 比如右派) 才去做研究工作。那時我對國際關係根本不懂，但是我就主動要求做研究，全部的興趣在於能夠做學問，而完全不在乎它有什麼用。不管人家發表什麼文章，我都特別羨慕，就希望自己也能寫篇文章發表，所以工作做得津津有味。

陸：1984年您到國際關係學院讀碩士研究生，這一階段的學習對您日後的學術研究影響大嗎？

閻：當時學校沒有比較好的課程設置，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看書。從學術上來講，這一段時間我沒有什麼進步。應該說，讀完了國際關係專業的碩士，可我仍不了解國際關係研究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陸：1987年，您受中美非洲協會資助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這應該是您學術生涯的一個重大機遇和轉折吧？

閻：是的。我得到的資助是半費，所以經濟上非常緊張，暑假必須打工。生活上的苦不算什麼，真正的艱苦是上課聽不懂。課後反复聽錄音，還是聽不出來老師說的是什麼。比如，老師講“現實主義”，我不知道這個流派是什麼學說；說“基歐漢”，不知道這人是乾什麼的，更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什麼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我在國內讀研究生時所受的教育跟美國的完全接不上軌，知識結構差別太大，所以到美國後只能靠自己多看書來彌補。伯克利的博士制度非常嚴格，學生在每個關口都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平均有1/3的學生不能拿到學位。我太太當時都做好了我讀不下來回國的準備。可是對我來說，拿不到學位，就沒臉回國，真所謂騎虎難下！經過兵團的鍛煉，我自認為是很堅強的，但是第一個學期，我還是大哭了一次。當時真是後悔到美國讀書，因為不知會是什麼結果。對我來說，一生中沒有哪個階段的知識收穫像在伯克利這麼大。一個學期下來得讀幾十本書，恨不得不睡覺地讀。

陸：那麼，是否可以說是經過伯克利嚴格的訓練，您才明白國際關係研究的實質，才真正進入國關這個領域。

閻：一開始也是糊里糊塗。第一個學期聽不懂，囫圇吞棗；第二個學期聽懂了，但是筆記做得還不行；第四個學期才覺得自如了。等我覺得自如了，課程也念完了。資格考試這一關對我理解什麼是國際關係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考試，我把兩年學的東西整理了一遍，這時才豁然開朗，明白了國際關係研究是什麼，政治學是什麼。應該說，通過資格考試後，我才真正進入這個領域，這時在伯克利已經讀完3年了。此後又做了兩年的博士論文。

陸：非常辛苦地拿到博士學位，現在想來，這個過程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閻：這個時期的訓練產生的最大影響是使我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這也是我後來取得一點兒學術成就的主要原因。科學方法讓我知道了什麼是搞研究。這對做學問來講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我認為，讀博士是一個異化的過程。在中國讀博士也一樣。受過真正博士教育的人，他的學術傾向性會改變他的生活態度。就像上山下鄉把我改造了一次，在美國讀博士的5年又把我改造了一次。第一，強化了我小時候形成的那種知識分子心理，看重知識而不看重權力和財富。第二，使我的生活樂趣發生了變化。我不再只是崇尚讀書，而是把讀書作為娛樂。這段博士教育使我的學術樂趣變得非常明確。以前只想讀書，但不知道為什麼讀書。讀完博士學位後我讀書的目的明確了，只讀與國際關係有關的書，而且研究的面越來越窄。我只研究與中國有關的安全問題。以前我是做什麼研究都行，沒有專業方向意識，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國際關係研究是什麼。

陸：這期間，您對哪本書印象最深刻？

閻：那肯定是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這本書對我影響大是因為當時我讀書的時候它正火。不是這本書把我改造了，而是讀的過程。讀了這麼多以後，自然就形成一種認識，覺得這一套好用，覺得他這個有道理，不是某一件事情的發生。

陸：切身體會，您如何評價中美不同的教育背景對中國學者的影響？

閻：我認為，中國大學的社會科學教育還沒有實現高度的科學化。科學化的教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強調方法論的教育，這一點上中國比較弱。在中國國關學界，北美的海歸派比較強調科學研究方法，是因為他學了，所以知道這些方法確實有用。有些人沒學過方法論就否定科學方法的作用，這不是科學的態度。否定應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礎上, 而不是建立在不知其然的基礎上。

陸：很多人選擇留在美國，而您當時也是全家都在那兒。

閻：我也考慮過。但是在美國，中國學者想在社科領域取得成就很困難。研究國際關係終究無法完全擺脫個人的民族立場。回到中國，我能在政府的研究機構搞研究。當時我認為這是很值得做的事。另外，可能我的民族情結比較重。這並不是我到了美國才有的。所有人都會自然地有民族情感，也就是群體認同感。我之所以選擇回國, 還不是民族情感起了關鍵作用，主要是我的物質欲較低。我跟很多人不同的一點是，我享受工作勝於享受生活。

陸：回國後您在學術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轉變。您自己是如何設計的？

閻：我當時回國的學術目的是想推動我國的對外政策研究。在美國，研究中國對外政策的人很多，而在中國研究中國對外政策的學者幾乎是零，只有職能部門的研究和對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中國學者寫的中國對外政策的教材，都是中國外交史教材。當時，國內沒人研究我國製定對外政策的動機是什麼，對外政策制定的機制是什麼，對外決策機構的合理性，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的關係是什麼。我至今也沒能做到這一步，但是我一直去努力打開這扇大門。 1993年我寫了《中國的安全環境》，1995年寫了《中國的安全戰略》。在這之前，公開發表的文章裡是沒有這樣的。我一直都認為，中國學者應該評估中國自己政策的成敗，總結成敗的原因，否則就無法降低錯誤決策的概率。

陸：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那麼久，您認為自己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閻：最重要的一點是那個環境的特殊性使我把學術研究與對外政策研究結合到了一起。這一階段，我提出了國家利益是對外政策的出發點，當年我寫《中國國家利益分析》時，“國家利益”這個詞還是很忌諱的。我從事了中國參與多邊安全合作的研究；批評美國的安全觀念是“冷戰思維”；我還長期研究台灣問題；從1994年起，我質疑“以經促政”的效率，一直強調對台灣分離主義必須採取遏制政策。此外，1990年我論證冷戰後國際格局已經定型，是“一超多強”格局，這個看法得到社會的認可，但在政治上還是有爭議。再有，我提出中美之間有結構性矛盾。後來我寫了關於中國崛起的問題，1998年出版了《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

陸：有人將您稱為國際問題預測專家，您認為自己所做的預測中最得意的是哪幾次？

閻：1997年克林頓政府不同意恢復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國事訪問，1998年巴基斯坦必然進行核試驗來回應印度，1999年我預測了李登輝要把“暗獨”政策變成“公開獨立”政策，2000年國民黨下台和陳水扁當選，2004年陳水扁連任，2004年中日關係將長期惡化。到清華大學以後，我建立了一個小組搞定量預測，預測的準確率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現在我們在《環球》雜誌每月發表中國與大國關係走向的預測。我覺得預測是一個讓人特別享受的過程，非常刺激。預測者必須時刻盯著形勢變化，時刻擔心錯了怎麼辦，要分析為什麼錯了，這使人總是處在興奮之中。有點像玩股票，但更像做天氣預報，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我們以科學方法進行預測，可以不斷地提高預測的準確率。我們現在所做的定量預測分析已經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尤其是對雙邊關係的定量衡量方法。

陸：談到這些您就格外興奮，是基於您個人比較喜歡挑戰，還是其他原因？

閻：這可能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特點所致。研究國際關係就是要預測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以預測結果的對錯論英雄。預測結果是最客觀、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搞公開預測就要冒險，冒險就刺激，這有點兒像大人的遊戲，真實、好玩。特別是我們用科學方法預測，根據結果還能總結方法上的經驗，對預測方法進行改進。發明研究方法也特別有意思，和發明一種武器同樣有趣。

陸：但同時，反駁和不贊同的聲音也非常多。

閻：因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還處於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那個大爭論時期，即科學主義和傳統主義的爭論。傳統主義目前還是主流，搞科學主義的人在中國還是支流，能做定量分析的人還很少，搞定量預測的人更少。不過我相信，中國學界的發展結果將和美國一樣，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化將不可避免，科學主義終將成為主流。是否有預測力是檢驗一門學問是否有科學性的重要標準，預測力差就說明這個學科的科學性還不強。我們搞預測不是靠拍腦袋想出來的。目前我們聽到一些批評，但大多不是內行的批評。比如說，有人說概率即使是99%，仍然不能排除1%的其他可能，這仍然是兩種可能性，這和兩種可能的預測沒有性質上的區別。概率達不到100%，達到100%的是規律。預測準確率由65%升到75%，這就是我們人類知識的進步、預測能力的提高。使用科學方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意義，它使人們知道國際關係是一門什麼樣的專業科學，國際關係研究需要方法，不是任何人都能搞國際關係研究的。國際關係是複雜的，很難做到結論非常精確。使用科學方法也難達到非常精確，但可以比不使用更有效地增加我們的知識。例如，我們把一國對另一國的貿易量佔其貿易總量的10%~30%稱為形成貿易依賴。 10%~30%是一個不精確的概念，但它幫助我們知道了依賴的上下限，即30%以上依賴肯定形成，10%以下肯定不構成依賴。這與沒有數量標準的依賴概念比就是一個進步。用科學的方法也不必然能發現事物變化的臨界點，但可以總結出臨界區，這就強於連臨界區也不知道的情況。

陸：您非常推崇科學方法，但是，鑑於中國深厚的人文傳統，您有沒有試圖在科學與人文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

閻：想過，但是很難。要想把科學方法與中國傳統思想結合起來，一定要有很好的古文基礎。我這個年齡的學者古文好的很少，連閱讀古文的能力都退化了，想把中國古代思想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我的知識結構支撐不了這個設想。我曾經試著把八卦和科學預測結合起來，但發現自己根本看不懂八卦的原理是什麼。

陸：您如何評價近些年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閻：如果以20年為界，中國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遺憾的是我們進步的速度較慢，基本還是美國50年前的發展速度。美國從傳統主義走向科學主義用了20年，我們就不應該再用20年。抽像地講是我們的學術環境不好，具體地講就是我們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批判。這是個體制上的問題，國際關係研究難免與政治問題相關，觀點與現行政治不一致就難發表；還有官本位的影響，權威人士多為各單位的領導，批評領導總是有些政治危險的。另外，真正有意義的學術批判，一定是建立在批評者充分理解對方觀點和邏輯的基礎上的。批判他人學術觀點的前提應是批判者知道這個被批判的觀點是如何得出來的，否則是不會對學術研究有任何促進作用的。

陸：您一直持非常鮮明的現實主義立場，您認為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

閻：現實主義的邏輯明確，表達嚴謹，容易理解。從性格上來講, 這種簡潔的科學美對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不太喜歡那種說得非常複雜，但是誰都不知道說什麼的文風。辯證法是有前提的。那種任何解釋都正確的辯證法是沒有意義的。比方說建構主義，建構主義說環境與人的行為是互動的，這種互動的解釋使我們還是不知道在什麼條件下人改變了環境，在什麼條件下環境改變了人。

陸：是否可以說您更在意現實生活對理論解釋的檢驗？

閻：不可檢驗的東西我都不喜歡，因為我無法知道其結論是否可靠。舉個例子，我預測的時候喜歡規定時間，我不喜歡那種長期、中期、短期的說法，太模糊。我認為這種預測有巫術性質。在我們的國際關係研究中間，巫術性質的內容很多。有人判斷某一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時，會說出三五種可能，並且說這些可能都不能排除，這其實與沒說一樣。最近美國有一本暢銷書《論屁話》，作者法蘭克福說，說屁話都趕不上說假話，因為說假話的人還知道事實是存在的，而說屁話的人則是漠視事實的存在，根本不承認事實的存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少些屁話將有助於這個學科得到社會的尊重，否則人們不認為我們國際關係研究是學問。

陸：有“文革”經歷的這一代人，很多都像您一樣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有的學者反思這一現象，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這代人的悲觀成分太高，而悲觀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會覺得只有實用主義是最合理的。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閻：在我看來，有“文革”經歷和有上山下鄉經歷是不同的。有上山下鄉經歷的人並不是悲觀，而是克服困難的自信心較強。並且，這種信心是建立在充分估計困難的基礎上的。因此，多數有上山下鄉經歷的人對生活的態度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經歷過艱苦生活的人，較為容易對國際政治採取樂觀態度。我想，從校門到研究所的生活經歷與在勞改農場從事艱苦體力勞動的經歷對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在中國教室裡學建構主義的青年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與進行武裝鬥爭的巴勒斯坦青年在恐怖主義問題上達成共識的。在伯克利時，我曾私底下問一個巴勒斯坦來的旁聽生為什麼要搞恐怖主義活動，他反問我日本侵華時中國人為什麼進行游擊戰。此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就是“不干活不知道腰痛”。在學術上我堅持科學方法，因此我認為理論要以現實為基礎。脫離現實的理論在道義上可以是美好的，但卻是不客觀的，不能幫助我們深入地認識世界，有時還會誤導我們。如果對中國學者們以往做的國際形勢判斷做一次統計學分析, 我們也許能觀察到，以哪種理論為研究基礎的判斷準確率更高。學者們如果能不斷地回顧總結自己以往錯誤判斷國際形勢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進步。由於不必對錯誤的形勢判斷負任何責任，因此許多人對國際形勢都採取樂觀主義的判斷。這種判斷聽起來高尚、進步、文明、道德, 但並不符合實際。我認為, 做了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形勢判斷，事後也不進行檢驗，這不是學者的品格。

陸：可以將您歸為民族主義者嗎？有些學者會諱談這個。

閻：我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民族主義者。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是個壞詞。我不同意。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像我們說“利潤”和“剩餘價值”一樣，同一事物的褒貶兩種稱謂而已。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實是一回事。

陸：一個學者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必然會對他從事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吧?

閻：不錯，影響很大。例如, 霸權問題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要課題之一。美國學者主要研究如何保持霸權的穩定，許多中國學者也從這一角度研究霸權問題。我帶著我的博士生們研究的是霸權如何衰落，霸權如何被取代。民族認同影響我對研究問題的選擇，也會影響我研究問題的方面。我會選擇與中國相關性強的國際問題研究，在這些相關的問題裡又會選擇與中國重大利益相關的問題研究。我不認為民族情感就促使我說假話。我的原則是，真話可以不講，我可以做到不說話，但決不說假話，不說違心的話。

陸：您如何看待學者的性格、偏好對其學術研究的影響？

閻：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感興趣的問題就不一樣，研究的傾向性就不一樣，這有助於研究的多樣性。比方說，我就喜歡權力、戰爭、和平、安全等硬問題，但是有的人就喜歡文化、道德、合作、經濟等軟問題。我比較直率，因此文風也直率一些，不喜歡拐彎抹角。我比較喜歡邏輯嚴密的東西。有人說我只崇尚形式邏輯，不崇尚辯證邏輯。我對形式邏輯了解的多一點，對辯證邏輯了解的少一點，因此不太會使用辯證邏輯方法。使用形式邏輯時我知道如何進行客觀檢驗，使用辯證邏輯我就不知如何才能做到客觀檢驗。

陸：觀點鮮明是您的一大特色，是性格使然嗎？

閻：這是人格問題，我敢於承認學術上的錯誤。我們在《世界知識》 上公開發表過承認預測錯誤的文章。我認為，學者沒有傾向性有兩個原因：一是客觀上對自己的知識本身就沒有把握，不足以對某一具體事物做出判斷；二是政治上的患得患失。我不怕錯，這和我的科學主義思想有關。所有的科學家都知道研究的過程就是不斷犯錯的過程。研究就是要找出錯在哪裡，分析為什麼錯。只要是堅持科學主義的人，他的立場和觀點就一定是明確的；認為國際關係研究不是科學而是政治的人，其立場就不容易明確。

陸：您喜歡什麼樣的休閒方式，聽音樂嗎？

閻：說實話，我不懂得欣賞音樂，一點兒都不懂。我喜歡那些讓人輕鬆一笑的東西，比如輕喜劇一類的，不費甚麼腦筋，哈哈笑後什麼都記不住。如果是看電視，我就喜歡小品、相聲一類的。

陸：您如何評價自己的知識結構？

閻：我有兩個嚴重的知識缺陷：一是沒有受過正規的中學教育，因此我的自然科學知識基礎太差。數學、物理、化學我都不懂，這嚴重製約了我的研究範圍和研究深度。二是由於我國20世紀50年代實行簡化字和教育制度改革，因此我們這一代人的古文教育很差，古代經典文獻讀起來太吃力。自然科學知識和中國傳統文化知識的不足使我的學術基礎範圍狹窄，所以想取得重大學術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陸：重大歷史事件會對一代人產生難以磨滅的烙印。對於學者來說，又自然會對他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在我看來，您這代學者的社會責任感普遍較強，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閻：“文革”無疑是我們這代人經歷的最重大和有影響的歷史事件，這是我們這代人的共有經歷。 “文革”嚴重毀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我認為中國現在最大的社會危害是虛偽。 “文革”毀壞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道德——誠信。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一點誠信是因為我們這代人“文革”前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各個領域崇尚誠實。從“文革”開始就不行了，很多情況下人們不得不說假話。明明誰都不想在農村，卻要求每個知青表態願意紮根邊疆；明明生活用品嚴重短缺，卻要各單位憶苦思甜，說當時的生活如何幸福。政府強迫人們說假話，不說假話的就要受懲罰。我當時不表態願意紮根邊疆，營教導員就取消了我被推薦上大學的資格。 “文革”遺留下來的這種說假話的政治風氣對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有很壞的影響。國際關係學界之所以有巫術現象，說假話現像那麼嚴重，主要原因是缺少一個講誠信的大環境。現在說假話不但不受懲罰，甚至還被社會推崇。

陸：您對“學者”這個詞是如何理解的？您給自己的定位是什麼？

閻：首先，學者不同於文人。文人用文章來表達他的思想，學者用科學方法論證一個邏輯和觀念。文人敢於對所有的事情發表議論，而學者只敢對自己的專業談看法。另外，學者也不同於專家。專家是指在某一知識領域有相當的獨到見解的人，其專業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普通學者。我認為，學者是人格上的標準，如認真、嚴謹、不隨意下結論；專家是知識水平標準。我覺得我就是個學者，只在極個別的問題上可稱為專家。

陸：由於國關這個學科自身的特殊性，這一領域的有些學者會被稱為智囊，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閻：智囊發揮專職的政策建議功能。我不認為自己對中國決策者有什麼直接的參謀作用，我認為自己的文章只是對職能部門的一些人產生了一些影響而已。 （這些）可能間接地對決策有影響，但不是直接作用。學者的影響是通過公開發表的文章來實現的。就中國的政治體製而言，中國沒有實際意義上的智囊制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智囊機構。比如在法國，國家給副部長以上的官員一筆錢，他們可以拿這筆錢僱人來做他們自己的政策顧問，這類似我們以前的師爺制度，這些顧問才稱得上是智囊。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不允許高級官員有個人的智囊人員或機構。學者可以說參加過一些會議，談過一些觀點，有一部分思想影響了別人的思考，但這稱不上是智囊。智囊功能是一定要有一個明確和固定的製度渠道的。非專職的顧問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智囊。政策建言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我認為中國如果恢復當年的師爺制度即建立智囊制度是有利於決策科學化的。在我身上，學者和政策建言人這兩個身份兼而有之。知識分子主要是指有社會責任感並對政府政策進行批評的人，拿了諾貝爾獎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知識分子。另外，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僅是批評政府，而且還要告訴政府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政策建議的好壞標準應是可行、有效與成本低。

陸：按您的界定，中國現在還沒有智囊這樣一個機制。如果有，您願意做嗎，即使是考慮到對個人學術的影響？

閻：如果有，我就想做。中國職能部門的研究機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智囊機構，它們的主要工作是做事，不是出主意。對我來說，從事智囊工作就是承擔社會責任，會影響個人的學術研究，但它有更大的社會意義。學術研究不可能產生如此直接的社會作用。

陸：一方面，您很有知識分子的清高，只崇尚學問不在意政治；另一方面，您又非常看重自己的學問在政策層面產生的影響，並且希望做智囊。這中間是否有一些矛盾呢？

閻：有人問過孔子同樣的問題，孔子回答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意思是說《尚書》通過宣揚的思想影響社會，這也是參與政治，為何只有當官才是參政呢？我認為這個回答可以適用於許多不當官的知識分子的想法。不當官並不等於不想改變政府的政策。作為學者，可以通過影響社會然後影響政策。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我一直講武力遏制“台獨”的必要性，長期處於少數派的地位。 2004年陳水扁連任後提出了2008年獨立的“台獨”時間表後，我的觀點被社會普遍接受，成為主流派，也成為政府的對台政策。在2004年的“5·17聲明”中，中央政府首次提出遏制“台獨”為首要任務的政策。馬寅初的計劃生育觀點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受到政府批判，他還因此受迫害。但“文革”結束後，計劃生育成為中國的國策。學者的責任是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至於是否成為政府的政策則取決於歷史。學者無力改變政治，但學者的政治立場不應隨波逐流。

陸：國際關係是一門政策取向性很強的學科，您怎麼看待和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閻：涉及政策的學術研究有時關係到政治問題，我不會因為與政府的官方立場不符就放棄自己的觀點。我不做論證政府決策英明偉大的偽研究。我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一直堅持冷戰後形成了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不認同冷戰後是向多極化過渡、沒有國際格局的判斷。我一直認為，人類現有的國際政治知識還預測不了未來20年的變化。歷史最後可能證明有些問題我是錯的，但是我不接受任何沒有客觀的、科學的證據證明的論斷。

採訪者後記：在閻學通身上，我見識到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多麼驚人——幾乎可以改變他的性格；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又是多麼有限——尚無法動搖他兒時的情懷。建設兵團的殘酷生活滌蕩了他的弱不禁風和膽小怕事，卻未能撼動他對知識的嚮往和骨子裡的那份清高，並且讓他對人性、對權力都有了自己深刻而獨特的體會。毫不奇怪，何謂學者，何謂知識分子，何謂智囊，在他的字典裡都有清晰的闡釋義項。在我看來，無論做人還是做學問，他都是那麼色彩濃烈：堅守自己的定位，捍衛自己的信仰。然而，這份濃烈是源自於16歲之前的成長經歷，曾經的兵團洗禮，還是留學伯克利的饋贈？似乎又很難說清。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經歷共同塑造了他的特殊情感與心理。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那份自信，那份堅強，那份少有的執著，又不能不說是他的天性使然。鮮明的現實主義立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堅定的科學主義道路——他總是要把自己的堅持發揮到極致。從不滿足於模棱兩可，他追求科學預測；從不屑於隨波逐流，他執著於方法論的佈道。因此，對於中國的國際政治研究，他，堪稱是一個執著於科學預測的現實主義學者。

選自《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7期，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