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防疫、政治运动和绩效合法性的困境

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最近分析中国无当的防疫，再回顾芝加哥大学社会系教授赵鼎新2012年一篇讨论中国会不会爆发革命的旧文，加起来恰可说明习近平掌政下中国的治理困境。

一、病毒终会与我们共存

金冬雁从2020年疫情爆发之始就主张与疫情共存，因为冠状病毒演化的方向是寻求生存，很多病毒在自然界已经存在许久，但并未造成蝙蝠的大量死亡，就是因为走到共存的状态，人类终将走到那一步才能从疫情中脱离，回归疫情前的正常生活，也就是说社会中的疫情全面大爆发终将是不可避免的，差别在于如何降低过程中付出的生命与医疗资源代价，例如有效的疫苗施打、分流隔离和及时医治。

因此他认为中国当前防疫不但徒劳无功而且自相矛盾。中国2020年凭借严厉贯彻封城清零成功遏制疫情，但至今日反而使中国成为世上仅有尚未经历大规模感染的社会，病毒从武汉原始株一路到Omicron，学会降低毒性与人类共存，实证数字显示致死率已经低于流感、传播力却增加数十倍，清零必定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即便阶段性完成清零也只是延缓下一波大爆发的到来，真正要让疫情走向地方性的局部现象，还是要靠社会集体免疫；因此，与其逃避全面爆发，不如主动做好准备，例如老人病弱的重点群体逆向隔离，住进有效照护和防疫的老人村，以及批准远较中国国产疫苗更为有效的mRNA疫苗。换句话说，只要中国不愿意面对与病毒共存，一旦清零封控失守，很可能上演欧美2020年社会大规模传染的情景（尽管病毒株毒性已减弱许多）。

二、绝对忠诚的政治运动

习近平2012年上台大力反贪和严肃党纪，展开多次政治运动，要求中国共产党员重拾理念、风清气正，典型事件包括薄熙来和周永康案、 秦岭违建别墅事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党史学习教育等多次灌输意识形态的集体教育学习，以及将党纪处分的标准与立案大幅向政治正确、对党忠诚修改，目的除了挽救改革开放以来因严重贪腐逐渐失去民心和正当性的中共政权，也同时是为竖立习近平个人权力的独尊地位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但绝对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施政方针付出的代价是一旦判断错误、后果将极其严重，而且难以调整错误路线，并涉及深层的中共政权正当性问题。

三、绩效合法性的困境

赵鼎新2012年的「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一文把政权的合法性分为「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三者，意识形态指的是社会的核心价值，绩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程序是当权者取得权力的过程。一个稳定的政权往往是具有意识形态和程序两者，因为只要具备这两者，绩效不佳的政府下台后不会造成国家瓦解，换人执政也能舒缓民怨；社会倘无共同的核心价值（即无意识形态合法性），即使有民主选举（程序合法性）也会造成撕裂和民主内战。

而中共的状况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却又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寻求民主的程序合法性，于是只能把合法性建立在绩效，主要就是年年两位数的高速经济成长率，以及处处彰显万能的大有为政府形象；但是绩效合法性会有内在的困境：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成长，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标准和要求只会越来越高，最终会造成中共合法性的危机。

这个绩效合法性的困境也反映在防疫上。中共为了彰显防疫模式的优越和西方的失败，2020年还高调开召开抗疫表彰大会，同时迟迟不批准mRNA疫苗（最近传出早早取得BNT代理权的上海复星传出财务危机），同时不断宣传病毒的可怕：中国人口多、各地区医疗资源不平均，放手共存即使死亡率低、绝对的死亡人数也将相当可观，使恐惧的民众更盛赞果断封控的中共高效有能、还指着西方说给你们答案了还不抄，结果现在自缚手脚、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淖中：不少人支持清零，且很可能认为为什么2020年做得到清零、现在却做不到，他们不会因为Omicron传播速度远高于武汉原始株而体谅政府；习近平多次表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防疫，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也难以自我否定，只能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压着地方贯彻清零，无法华丽转身宣布与病毒共存。

四、变则通、不变则亡

经济成长总会起伏，硬是要把GDP撑在一个高水位，势必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如僵尸企业）和生产效率低落；同样地，疫情情势持续变化，一招走天下的清零防控对经济和社会民心伤害巨大，势必无以为继。尽管中共近三四个月来为了经济和社会运作已经在清零封控的前提不变下放宽局部的防疫措施，如入境隔离时间缩短、扩大可入境外籍人士范围，但如果「二十大」后还不硬着头皮转弯，等到再一次像上海那样大规模爆发疫情，代价绝对更加高昂，且更加耗损绩效合法性，最终恐怕只能依赖赤裸裸的暴力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