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汝諧: 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

原文發表於2012年，作者有感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語言中國將走向法西斯主義。如今，在習近平領導下，這一不幸的預言似乎正在實現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峻如寒冬，令人憶及192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以及因之得勢的軸心國法西斯同盟；筆者甘冒大不韙，鼓喉一呼：”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

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社會每隔五、六十年，便發生一次由最高統治者支持的大規模排外I運動—–

二十世紀初，爆發了由慈禧太后支持的義和團排外運動；二十世紀中期，爆發了由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排外運動；前者圍攻東交民巷使館區，後者火燒英國代辦處，如出一轍！

而今，時序又已接近關鍵節點，中國社會已積蓄了足夠的破壞性能量；那麼，將有怎樣的最高統治者和怎樣的排外I運動應時順勢而生呢？

1965年十一前夕，陳毅元帥在中外記者會上突然發難，聲言要與美帝決一死戰，還說：”也許我看不到這一天了，但是我的兒子能夠看到這一天，他們也會打下去！”

幾十年過去了，陳毅的幾位子婿並無太大出息；然而，屬於陳毅子侄輩的習近平（五十年前，其父習仲勳與陳毅同為國務院十二位副總理之一）已然成為儲君，等候接班；在其標準化的溫良微笑後面，隱藏著怎樣的利齒銳牙？

改革初期,鄧小平欽定”韜光養晦”為國策；中國崛起後又如何?他沒有說，也不必說；回顧中共由弱變強的煌煌歷程，答案昭然若揭!

中共建黨之初,原是共產國際豢養的遠東支部；奉莫斯科之命，裂土創立國中之國蘇維埃；然執政十年後，自恃羽翼已豐，以反修為名與莫斯科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甚至一度爆發邊界戰爭！

又，抗戰之初，中共宣布服膺國民政府領導，工農紅軍易幟為國民革命軍之一翼，受官索餉；然坐大後即取而代之，赤化大陸。

由此可見，中共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是：弱小時依附於某一強大實體，吸吮養分以自壯；成熟後即時斬斷臍帶，反噬其主！

十年前，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卑詞稱”美國是世貿組織的黨委書記”；而今時移世易，中國得到西方的資金、技術、管理方式後，理應揮刀斬向”黨委書記”了！

一俊遮百丑—-經濟高速成長掩蓋了中國的黑暗面：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官民勢同冰炭（一句驕狂的稚言”我爸是李剛”，竟然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中國貧富差別之大，名列世界前茅（基尼係數超過0.5，突破了危險線）！社會不公，彰明較著—-只有力量的法律，而無法律的力量！群體抗議事件無日無之、房地產泡沫化、產業結構失衡、經濟畸形發展等等。

中國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起飛，自不可能擺脫資本主義經濟榮衰規律的支配，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成長的勢頭，也不可能在一體化的世界經濟中獨善其身，經濟大國兼人權侏儒的怪異形象難以持久！

中國經濟停滯（更不必說危機了）之日，即是中國社會沉積的各種矛盾爆發之時！

然而，專制制度不具備民主制度應對經濟衰退的柔韌性和洩洪渠道；只能以不斷加大力度的鐵腕付之!

以史為鑑：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衰退是從美國發源的！）；1933年，世界經濟會議於倫敦舉行，不歡而散；德、意、日三國在其後的關稅大戰中居於下風；納粹黨藉機而起,希特勒要求德國人民以整體利益為重，先國家後個人，民族的團結加上社會主義,使德國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迅速崛起！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後，於1938年實現充分就業；而後，日本出現了由外匯管制、價格管制、政府分配資源組成的不平衡體系；1937年，意大利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後，成立”經濟獨立最高委員會”；至此，軸心國全部脫離了世界經濟體系，德、日、意高度控制貨幣、物價及資本流動，不再對世界經濟體系的貨幣、物價及資本流動變化作出反應。

改革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進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三十年來,中國於物質層面採取徹底的拿來主義，”與國際接軌”成為最時髦的口號；但是，在政治層面,依然採用老祖宗的牧民之策，以中國特色為由否定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經濟發展要求政治改革，無良性的政治改革，就難免產生惡性的政治癌變！

重軍抑民、國防優先的軍國主義，具有其他萬般主義無法相比的魅力和實用性；當今中國纏如亂麻的內政外交死結，可用軍國主義的快刀加以解決！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原本同是產自德意志大地的極端學說，淵源甚深（納粹黨NSDAP名稱中的”S”即社會主義），殊惡同歸；二次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始而親密勾結、繼而血腥火併，給世界造成極大災難！

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均善於誘發人類獸性的一面—-–針對特定種族的排猶運動和針對特定政治群體的文化革命，即是最好的例證！

特別要指出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驚世成就，是以不斷否定原有意識形態為依託的。鄧小平率先提出”不要談姓社姓資”一舉,否定了共產黨的階級屬性；鄧小平的接班人則拉資本家入黨，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大唐!

最近，王歧山副總理乾脆將中共六十年與康熙王朝相提並論；聞斯言也，與其說他是共產黨人，莫如說他是王公大臣！

依理可知，當局為擺脫困境，否定人類文明的基本準則，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又何足怪哉?

所謂六四，無非是當局在垮台與大規模殺人之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一旦經濟形勢有變，當局在垮台與綁架十三億人民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之間，依然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就短期效應而言，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對中國有諸利而無一弊——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快刀斬亂麻地解決經濟停滯乃至經濟危機造成的社會危機，搶占道義制高點，喚起民眾的祖國自豪感，要求民眾以小我服從大我；當局可以援德日軍國主義之例，把民眾迅速動員起來，將民眾簡單地劃分為愛國者和賣國者；褒揚前者，鎮壓後者，維持鐵板一塊的政治局面。以日本為例：1918年，日本爆發大規模”米騷動”，上千萬人捲入，列島鼎沸；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即使戰爭後期民眾含辛茹苦，以野菜為食，也未見此類騷動。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發揮專制制度的高效行政職能，放棄一般法，執行緊急狀態法，恐怖的對內鎮壓和積極的對外擴張並舉，利用民眾政治上的天真，以內魔應對外魔，將民怨民憤引向國境之外！可以使充斥於中國社會的暴戾之氣，堂哉皇哉地昇華為愛國護國的偉大情操，從而規避弒君、內戰的傳統內耗！

走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用”社會主義祖國在危險中”(列寧語)代替”穩定壓倒一切”，最大限度地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二戰期間，日本民眾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離家百里需要警察局的證明文件，而民眾自覺遵守，沒有怨言。

走軍國主義道路,當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黨心民心黨員之心，賜予民眾最廣泛的參政權，每個人都可能從默默無聞的市井之輩躍為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可以彌合國內勢不兩立的階級矛盾，一致對外；七七事變後，東京鋼廠十萬工人集會，憤怒抗議支那暴行；其調門比資本家更高亢！

可以想知：當中南海子弟與貧民區子弟共同攘臂高呼：”打倒XX帝國主義！”的時候，他們雖然不是兄弟，卻也勝似兄弟！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將大大提升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層次，使之從形而下的拜金主義昇華為形而上的”愛國主義”!

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可以給中國鋒頭正健的的現役將軍提供用武之地；他們原是文革時的紅衛兵、紅小兵；文革於他們並非惡夢，而是盛大的節日；他們急於重溫青少年時期的”解放全人類”的夢想，”超限戰”、”金融原子彈”等好戰言論層出不已！

由於法西斯主義極富魅惑力及傳染性，能夠使全民如醉如狂；中外作家紛紛以”魔法”(托馬斯.曼著小說”馬里奧與魔術師”)、”鼠疫”(加謬著小說”鼠疫”)、”細菌”(夏衍著劇本”法西斯細菌”)喻之！

也許，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不可能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對此，1957年，毛澤東於莫斯科說過：”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不對，中國人愛戰爭，兩千年來，戰爭不斷。”他進而發表不惜在核戰爭中犧牲一半人口的宏議高論。

三十年來,當局自覺地以愛國主義大旗取代共產主義大旗,舉凡中國歷史上稍有亮色的帝王將相，無不得到著力吹捧；太平時節，尚不失為健康的國家意識,危急時刻,隨時都可以轉化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源泉—–一如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後，全國電台播出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以激勵法西斯士氣！

屈指數算,中國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條件已基本齊備:經濟停滯的達摩克利斯劍高懸於頭頂、輿論箝制、指令性選舉、一批現代趙括式的鷹派將領、日益強盛的自成體系、不受監控的國防力量；百年屈辱歷史綜合症、”兵營”式的等級(哥巴契夫語)、急待發洩政治熱情的民眾、美國時而綏靖時而緊逼的搖擺政策、約束中國的不盡合理的國際遊戲規則…….

所缺者有二:一，一位具有非凡個人魅力的偏執型的”元首”;二，一個標誌性的突發事件。

然而,以中共囊括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之徹底,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希特勒隨時可能脫穎而出，主掌中南海;以中國與美日台及周邊國家關係之複雜,突發事件隨時可能發生!

值其時，天安門廣場上，高冠博帶的孔夫子曾經站立的地方，將出現赤裸上身的岳武穆，其背後”精忠報國”四字，將召喚千百萬中華兒女步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愛國主義是怎麼理解都可以的概念!世多少罪惡,假”愛國主義”之名而行!

千年易逝….擁有十三億人口和核大棒的中華軍國主義罪孽難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