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意三國首腦連夜到訪，波蘭終將“拿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自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作為歐盟和北約雙成員國的波蘭一直“積極表現”，多次控訴德國“援烏不力”。此前，波蘭已經因拒絕“盧布結算令”被俄羅斯“斷氣”。

6月1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朔爾茨和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剛剛去過基輔，又連夜乘坐火車前往波蘭。

俄對外情報局局長謝爾蓋·納雷甚金稱，澤連斯基政府把烏克蘭國家稅務局的備份數據處理中心移交給波蘭託管，意味著他們已經同意波蘭吞併烏克蘭，波蘭當局收復“波蘭前東部領土”的夢想就要實現。

大尺度援烏給波蘭帶來不少問題。波蘭已經接收了300多萬烏克蘭難民，增加的人口不斷擠占當地的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而歐盟沒有為其提供補償，援助資金因波蘭的“司法獨立”問題擱置。

俄烏戰爭再一次暴露了歐洲大陸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和血腥歷史。理解最早脫離“東方”、加入“西方”，對烏克蘭領土虎視眈眈的波蘭，更能看清延續至今的戰火到底焚燒了哪些遺跡。

分開歐洲大陸的界線，不是白香腸，而是白麵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和波蘭、捷克、匈牙利一起，屬於“吃黑麵包”的中東歐國家——當時的德國知識分子沒少認真闡釋自己和“西歐”的區別，現在的德國可是“理所當然”的西歐國家。

一百多年裡，歐洲大陸內的界線像重病患者的心電圖一樣劇烈波動。曾經處於同一個“帝國”內部的共同體，沿著語言、種族和宗教的縫隙，崩解成互不相容的“民族國家”；曾經喜愛同一種黑麵包的國家，因為戰爭和屠殺帶來的持久創傷，不再能夠毫無負擔地彼此面對。

波蘭和立陶宛，這對曾經合併成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國家，擁有“歐洲最尊貴共和國”的輝煌，也有歐洲最灰暗的血腥記憶。 20世紀以來，對前者的選擇和闡述並不常見，因為不符合民族國家建制的需要；對後者的回憶依然刻骨銘心，鄰國和歷史的陰影互相交織。

這裡能找到民族國家和帝國激烈碰撞的所有要素，而在此之外，人們已經找不到共同體的“想像資源”。

薩爾馬提亞人的後代

歷史總是“重演”。

2月下旬俄烏戰爭爆發，德國的姿態相當審慎。如今，德國的能源極大依賴俄羅斯燃氣管道“北溪2號”。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在2016年時就說“北溪2號”是新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因為2016年是蘇聯血腥鎮壓波蘭民眾抗議60週年，波蘭為表示紀念，挪走了200多座蘇聯紀念碑，俄羅斯外交部長把類似的行動比作“伊斯蘭國”對古蹟的破壞，法律與公正黨因此反唇相譏。

1939年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蘇聯和納粹德國在莫斯科簽訂的秘密協議。該條約劃分了蘇德雙方在東歐地區的勢力範圍，波蘭、立陶宛成了大國博弈的犧牲品，犧牲的字眼分量尤其沉重，在華沙、克拉科夫、維爾紐斯……紀念碑、墳墓一個挨著一個，那是無數無辜的人用生命壘成的。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50週年時，穿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595公里長的路上，200萬人手拉著手，為自由高聲歌唱。西歐的人已經很難想像，東邊的人需要以多大的勇氣，經歷多大的絕望，來為一個屬於“歐洲”的身份鬥爭。

又過了十年，波蘭最先加入北約。在歷史上，波蘭曾是“最西方”的國家，1569年建立的波蘭-立陶宛大公國，一開始就有共和選舉制度，在現實中，波蘭的“向西轉”也最成功。但過去不是這樣。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波蘭本質”，強調薩爾馬提亞人的東方氣質，專門來對抗“西方”。

波蘭的浪漫派作家反复提到的薩爾馬提亞人，屬印歐語系民族，也有人說是伊朗族裔，比希臘人更早到克里米亞居住，隨後逐漸北遷。這個概念自帶神秘氣息，在古代油畫上，體現為穿著裙子的男人，奢華的東方圖案，鑲滿飾品的武器，灌木叢一樣茂密的辮子和鬍子，波斯語的名字——這是屬於波蘭的文化自信。

特別是波蘭“民族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的詩歌，在19世紀復興了薩爾馬提亞崇拜。後來，只要哈布斯堡帝國和德意志推動的日耳曼文化即將得勢，波蘭人馬上就抬出波蘭貴族氣派的淵源，薩爾馬提亞服飾馬上就會擊退巴黎和維也納的流行風尚。最後一位被維也納指派的利沃夫市長，為了表明自己的波蘭身份，讓人在他死後埋葬他時，給他穿上東方服裝。

但是，密茨凱維奇不一定“屬於”波蘭。

就像曾屬於波蘭的弗羅茨瓦夫成了德國的布雷斯勞一樣，波蘭也從密茨凱維奇的“心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故鄉——維爾紐斯消失了。維爾紐斯被斯大林劃給了立陶宛，成了後者的首都，這裡還留有巴洛克時代和德國經濟繁榮年代的華麗建築，有精緻的街道，寧靜的庭院，典雅的教堂，上好的餐館，像每個角落時光靜止的歐洲。

薩爾馬提亞人後代的心理是複雜的：東方和西方都不是歸宿，內部早已分崩離析。

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數十萬波蘭公民被殺害，其中大部分是學者、軍官、政治家、文學家、音樂家。在這之後，才發生了真正的戰爭，城市的毀滅，大屠殺和流放。當代波蘭作家安傑·史達休克曾說，他蔑視俄羅斯人，是因為他們把波蘭人的民族特性發展到一個可怕的、不人性的程度；他蔑視德國人，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人性的一面。

“俄羅斯人對我們而言像動物或者魔鬼，而德國讓我們想起機器和機器人，這就是當今歐洲薩爾馬提亞人後代的心理狀態。”

當代波蘭詩人亞當·扎伽耶夫斯基對“波蘭本質”嗤之以鼻，因為概念的內涵已經所剩無幾：“一種民俗天主教主義，配上皮洛根（一種東歐流行的餃子）和巴爾希洛（波蘭羅宋湯），其他也沒有太多別的了。”

始於盧布林，終於盧布林

如果按出生地嚴格劃分國籍，被波蘭視為“民族詩人”、寫出名句“立陶宛，我的祖國”的密茨凱維奇應該算白俄羅斯人，他生在新格魯多克，鎮上的人當時說意第緒語和波蘭語。

密茨凱維奇就讀的維日諾大學所在地維爾紐斯，更是民族國家形成的最典型案例。其他東歐城市，比如利沃夫和里加，都只有兩個民族在爭——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爭奪利沃夫，拉脫維亞人和德國人爭奪裡加。而維爾紐斯除了波蘭和立陶宛要爭，白俄羅斯人也將其看成“天然的首都”。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維爾紐斯有35份波蘭語報紙，20份立陶宛語報紙，7份俄語報紙，5份意第緒語報紙，2份白俄羅斯語報紙。維爾紐斯的名字也一直在變，除了立陶宛語的“維爾紐斯”，還有波蘭語的“維日諾”，白俄羅斯語的“維爾尼亞”，俄語的“維那”，意第緒語的“維爾納”。 20世紀裡，維爾紐斯至少有13次，從一國轉入另外一國之手。

密茨凱維奇多變的“身份”，以及維爾紐斯多變的地位，最終都指向了多民族聯合的“帝國”——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政治遺產。

14世紀，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亞蓋洛迎娶波蘭公主，還打贏了條頓戰爭，兩國關係愈發緊密。 16世紀，“波蘭王國”與“立陶宛大公國”在1569年經“盧布林聯合”結合為波蘭-立陶宛大公國。

波蘭-立陶宛大公國，國土疆域遼闊，包含了今天波蘭、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白俄羅斯、烏克蘭、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等區域；民族眾多，有波蘭人、立陶宛人、捷克-摩拉維亞人、瓦拉幾亞人、馬扎兒人、韃靼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俄羅斯人、捷克人等族群；東正教、東儀教、天主教、猶太教、基督教並存；面積和人口均位於歐洲前列。

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政治制度也領先歐洲。 “波蘭選王制”本質上是一種貴族民主制——貴族共和製和選舉君主制的混合，由眾議院貴族控制的議會限制君主的權力，貴族有自由否決權，這種制度是現代民主制、君主立憲制和聯邦制的先驅，所以大公國也被稱為“波蘭第一共和國”。

大公國的兩個主體國家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原則上是平等的。波蘭並沒有對立陶宛實行過同化政策，但因為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優勢巨大，成為了實際上的統治者。立陶宛一開始具備相當的獨立性，由於各方面都和波蘭差距太大，立陶宛貴族的語言和文化自動“波蘭化”，以致波蘭-立陶宛大公國治下，人們對“立陶宛”的認同越來越低。

其時德國（普魯士）、奧地利與俄國都未強勢崛起，波蘭-立陶宛大公國正於此創造了一小段“帝國霸業”。 17世紀中期，大公國進入政治混亂期，國勢江河日下。 1772年開始被三大強鄰奧地利（哈布斯堡-洛林皇朝）、普魯士王國和俄羅斯帝國三度瓜分，1795年滅亡。

之後，任何試圖恢復“帝國”榮耀的努力都是徒勞。立陶宛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融合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民族理念和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經過密茨凱維奇在19世紀30年代的改造，立陶宛民族活動家的概念取捨，訴諸中世紀歷史而不是大公國歷史的“國家起源”，波蘭和立陶宛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20世紀早期，波蘭革命家、繼承立陶宛傳統的政治家畢蘇斯基，儘管多次宣稱共和理念，從沒能得到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的認可。 1935年逝世後，他的身體埋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維爾城堡，那裡有歷代波蘭國王的墳墓，包括立陶宛大公亞蓋洛；他的心臟從胸腔裡取出，安置在維爾紐斯的羅薩墓園，依照家族傳統緊挨著母親的墳墓。

畢蘇斯基和“身心”分離，和立陶宛課本上密茨凱維奇的代表作《塔杜施先生》刪去所有波蘭字樣一樣，象徵著波蘭和立陶宛難以挽回的分裂。

1569年，伴隨著“盧布林聯合”，近代早期歐洲最大的國家誕生了。 1939年和1944年，伴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盧布林協定》，波蘭和立陶宛最後一次分裂成現代意義上的、以種族劃分的小型民族國家。蘇聯把屬於波蘭的維爾紐斯給了蘇維埃立陶宛。

在戈爾巴喬夫時代，立陶宛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舉行了大規模示威，反對這項條約是20世紀80年代立陶宛民族主義運動的口號。但是，如果真的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維爾紐斯就得還給波蘭。

20世紀90年代早期，波蘭立陶宛關係緊張，立陶宛學生要選一個民族歷史上最恥辱的事件，得票最高的是1569年波蘭和立陶宛成立大公國。

“立陶宛！我的祖國！”

魯迅是很推崇密茨凱維奇的，說他是“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複仇，所希求的是解放”。

密茨凱維奇在一個體面的波蘭上流家庭長大，母親可能有猶太血統。他出生於1798年，19世紀初就讀於維日諾大學，當時沙皇俄國推行的是吸引地方精英的政策，而不是1863年之後的粗暴同化，因此，維日諾大學是其時俄羅斯帝國最大的大學，教學語言是波蘭語，學生們有足夠的能力消化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文化遺產。

《塔杜施先生》是密茨凱維奇1834年流亡巴黎期間所作。詩歌講述了立陶宛上流家庭的愛恨情仇，故事到1812年春天戛然而止。那時拿破崙的軍隊橫掃立陶宛，直奔莫斯科。詩中的立陶宛貴族青年加入了法國軍隊。這一點是有歷史依據的，據說1812年加入拿破崙隊伍的上層階級青年中，有三分之一是維日諾大學的學生。

密茨凱維奇的敵人正是給他政府獎學金的沙皇俄國。他的年代還沒有民族主義的鼓動，他只是希望波蘭-立陶宛大公國能夠重建輝煌。 1830年至1831年，波蘭人對抗俄國統治的起義失敗，維日諾大學關閉，學生四散，密茨凱維奇開始創作《塔杜施先生》。

今天，每一位波蘭和立陶宛的學生都知道這首詩的第一句話：“立陶宛！我的祖國！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貴。”

實際上，“立陶宛！我的祖國！”一句話裡的三個實詞，意義都發生過轉變。

“立陶宛”的意義，經歷了人們對波蘭-立陶宛大公國懷舊式的敬意，到渴望民族國家的轉變。浪漫主義的修辭在1863年後分裂成互相矛盾的民族主義版本。波蘭聯邦主義者、白俄羅斯愛國者以及後來的波蘭與立陶宛民族主義者，都對這個詞進行了有利於自己的闡釋。

“我”代表的主體也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舊格局下歐洲大國的傾覆，開啟了現代民族主義者、近代早期聯邦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全面競爭。波蘭和立陶宛作為獨立國家興起，各存在了20年，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存在了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的“最終解決方案”和蘇聯的驅逐政策，決定了波蘭和立陶宛在20世紀後半葉的命運。

“祖國”的問題同樣尖銳。在蘇聯的統治下，立陶宛文化同化了密茨凱維奇受教育的城市——維爾紐斯，實現了立陶宛民族主義者的夢想。同時，這件事情還要放到波蘭文化和猶太文化遭到清洗的背景下來理解。大約90%的猶太人在大屠殺中死去，大約80%的波蘭人在戰後被驅往波蘭。而且，1939年，這座城市裡立陶宛人只佔1%~2%；到1959年，在維爾紐斯23.61萬居民中，有7.94萬（34%）人告訴人口普查員自己是立陶宛人；1989年蘇聯最後一次人口普查，維爾紐斯人口為57.67萬人，其中29.15萬名立陶宛人，佔比為50.5%。

在波蘭-立陶宛大公國從實體的崩解、再到內涵的崩解這不到200年的時間裡，從對密茨凱維奇有意識的“選擇”史上，人們能看到意識形態促成“想像的共同體”的重要作用。相同族群、語言和文化的社會未必一定形成民族國家，但經過意識形態塑造和驅動的相同族群、語言和文化的社會，基本上都成為了民族國家或政治共同體。

厄內斯特·蓋爾納就曾表示“從意願和文化與政治單位結合的角度來給民族下定義”，即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其熱情包含了“文化上富於創造性的、空想的、積極創造的一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最著名的觀點是：民族是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即它不是許多客觀社會現實的集合，而是一種被想像的創造物。

國家不是宗教、語言、種族等等社會要素的產物的說法，鬆動了十九世紀族裔民族主義建立起來的民族主義知識。民族的定義不再是生理性的，而是“想像”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一鬆動又被分離主義者用於對分離型民族主義的正當性論證，他們終於找到了一種擺脫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的共同性而“想像”民族的理論，在西班牙，在英國，在香港和台灣，在當下戰火紛飛的烏克蘭，這一踪跡時時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