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讀到李康老師寫托克維爾的一段話

現代社會有兩種危險，即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和“過度私人化”，而且常是從前者轉向後者。革命後的激情衰退，高尚理念與巨大希望之被濫用，把人們引向相反的極端。 “在以為我們能把自己造成新人以後，我們現在覺得我們根本無能改造自己；我們由此傾向於認為一切奮鬥與努力都是白費力。這真是我們時代的大悲哀！”而托克維爾所感受的這種邁向快活的後革命時代的“大悲哀”，又何嘗僅限於那個七月王朝。半個多世紀後，韋伯在“普選與民主在德國”一文結尾再次感嘆：民主化這一無可改變的歷史趨勢意味著國家機器必然要夷平社會等級結構。惟一可選擇的是：要么是公民們在一個只有議會制外表的科層制“威權國家”中轉讓自由，讓國家像管理牛羊般治理他們；要么是國家以使公民們成為“共同統治者”的方式把他們整合到國家之中。一個自認擔當世界歷史使命的“主宰民族”只可能選擇後者，這樣才可以競逐於“世界政治"。

有論者云：“托克維爾的勝利必須等到出現一個真正走到後革命時代的法國。"然而何等境況和心情才算屬於真正的後革命時代，韋伯給出的選擇又潛藏著多少危機？

—— 楊善華、謝立中主編：《西方社會學理論（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