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写作计划之后，我成了一个“入侵者”｜接力访问029 静远
文｜杨樱
静远是个艺术家。她在 2017 年发起一个叫做“写母亲”的共同写作计划，其中完成的五季，光看不同的主题和变化就很有意思：
第一季，就“国家和母亲”这个话题，八位写作者以对话体参与；
第二季，七位写作者，综合了书信体和评论体；
第三季：核心文本是“一位公务员对自己一天的描述”，五十多人参与回应；
第四季：核心文本是一位县城高中老师的教学日记和人生经历问答，十多人围绕“教育”进行讨论和写作；
第五季：“住在亲情里的疫情”，流动女工专辑，来自四位女工的七篇文章和不同回应人的文字。
这个共同写作计划的主题其实不只是母亲。之所以以此为题，静远说，是在强调每个人共有的部分。用她自己在项目说明里的话就是：我们将不可避免瞥见不同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给个人带来的具体影响。
事情得从静远回国后在自家客厅里看到的照片说起，“当时就把我给震住了”。客厅里摆着的，是父母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合影，而两个人站立的姿势，和他们在卧室里放着的一张文革时期的合影一模一样。静远说，那是一种稍微个人化了一点的“文革姿势”，而她想到的，就是“无论物质生活如何提升，看世界的渠道如何扩大，我的父母和这个世界的姿势从来没有变过”。或许把姿势改成“关系”更合适一些，因为静远思考的东西其实远远超出了照片本身：“我很想知道，这样一路走来，他们一定看到了很多现实，但是他们又是怎么说服自己，让自己可以很好地过下去。”
“他们不可能没有受到过暴力、不可能没有受到过不安、不可能没有感觉到不快乐，但是他们都非常神奇地觉得这些都不算啥，而且他还要告诉你，你也不要认为这算啥。还要告诉你，我们可以很好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继续对你暴力……所以这成了我的一个痴迷：第一我想描绘这个事情，第二我想记录这个事情，第三我肯定想修改或者介入这个事情。第四，我想知道这些事情有什么出路。”
静远的介入，和她描绘、记录的动作几乎融合到了一起，就是把写作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她其实从来没有设想过这一点，而是在和朋友的聊天过程中慢慢走到了这一步。虽然在加拿大和美国学了艺术，办过画展，知道艺术语言多种多样，但静远一直在寻找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促使她发起和持续推进“写母亲”计划的，一方面是如她所言，希望以艺术介入社会，另外一方面，也是她 2010 年回到中国之后的境遇。
静远是 1979 年生的广西人，在出国之前，她已经在北京读完本科，学的不是艺术——因为学艺术的父亲认为“女生如果入了这一行就注定一生漂泊”。但她还是在出国之后自己遂了心愿。在芝加哥的时候，静远对艺术如何介入社会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回国之后困惑于她所见到的艺术界对现实的回避，也不想融入商业运作的游戏。与此同时，父母的两张照片，让那个她“过不去”的东西第一次清晰浮现，不断逼近。
“写母亲”计划前两季的文本都来自和静远相近圈层的人，而从第三季开始，静远想把一些打工者纳入到讨论中来。经介绍，她从皮村文学群接触到一些家政工——在谈及底层写作的时候，皮村打工人是一个范本式的存在，而其中最知名的人物叫做范雨素。
以“写母亲”过往的经验，静远对文本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或者说不曾把是否需要信任纳入考虑范围。但是从接触家政工以及更多类似身份的人开始，静远发现自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语境，“当时是想链接不同的阶层和社会主体，但是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我突然进入一个群体，那个群体完全相信别的东西，而且群体极其大。我变成了一个‘入侵者’。”
“入侵”这件事令人玩味，因为如果你细想，你会发现这不仅仅是发生在静远和她的计划参与者之间的状况。甚至“入侵”这个词也是一样，看起来静远在扮演指导者、计划者这样“强势”的角色，但她遭遇的是极大的困惑，仿佛走入一个陌生领域，里面充斥了她无法辨认的“谎言”——且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不自觉，这才是最令人玩味的地方。
她遇到的是内化的文字登记。比如中学时代被灌输的“中心思想+三段式写作法”，对抒情和口号的推崇，对类似“经典文学”的权威崇拜，对美文和成功学的追随，对遣词造句、修辞排比、衔接过渡之类的迷信。
她后来总结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她认识女工的路径特殊化了。但她也不知道如何去邀请普通的家政工人，“比如说去家政公司去认识家政工，然后问你写不写作，操作上就不大可能，对吧？”如何在日常生活形态下认识不同的人群，也是她做了几年写作班，并且开始做社区家庭教育项目之后才初步解决的困境。在回顾最开始的接触时，她说：“我给几个家政女工开了读写班，就是我发个文章给她们读，她们再给我读后感，我再给反馈。我其实是没有‘教’的概念，第一我不认为我可以教别人，我没做过老师，而且我其实挺反感老师，我妈是老师。”
很快，她在交流环节卡住了，有的学员把她的写作反馈当作对人本身的否定，很不开心。一些概念也很难沟通。之前，静远不会修改观点，对文字技巧也不在意，她把自己形容为“文本采集者”，就文本本身不断提问。这样做的要求其实只有一个：被采集的文本尽量是真实的。当发现这条路受阻的时候，静远回到了她的本行：画画。
她讲述了这样一个合作经历：
有个家政工从 2006 年到北京开始，待过了许多家庭。在了解了她生平和一些志向之后，我鼓励她把她的所有在雇主家的经历记叙下来。在这位家政工的第一稿里，她按照时间顺序写了多个雇主故事。十万字左右。这些文字展现了家政工非常艰辛的一面：她们虽然进入了大城市，得到了相对可观的报酬，但没有在文化上和人格上被认为是同等的人。她们中的有些人，虽然是和雇主同吃同住，但在同一个屋檐下，依然有着很不一样的心理和身体经历。因为没有出入自由，而且没有社保和其他规范化政策的保护， 她们很多时候会把雇主的家叫做牢房。
在阅读了她写的大概 20 个雇主故事后，我发现她所有叙述都是关于在一个室内空间和主人的关系的，而且写作也趋于单方面叙事，于是我建议她凭记忆，给工作过的家庭画一个平面图。以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利用绘画告诉观众这些隔阂和苛刻到底在哪里，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创作方式也有助于激发她的创造力和多重叙述意识。这个作品叫《北京公寓》。它有很多展示的形式：比如做成明信片，比如做成装置，比如转化为木刻等等。
在和不熟悉一起群体工作的时候，静远突然发现那个“父母拍照时的姿势问题”有了答案。“在遇到女工的初步写作之后，她们文本的相似性就如同我父母不同照片里姿势的相似性：它们是共构的。也许是我幼稚，我总以为自主性是在人的表达里的，结果发现并不总是这样。”
在很多时候，静远做的和写作没什么关系，她有时候会和计划参与者一起生活，了解她们的经历和家庭，劝说她们把微信聊天里提及的观点和事实放到写作里去，不要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性骚扰，却说自己的环境里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写母亲”的工作方法后来从共同写作计划拓展成为开定期的写作班。而那些写作班也有一些特殊设置，背景更混合，从底层拓展到中产阶层。“从学历上来说是由小学到研究生，从社会角色来说，70% 是全职妈妈，男性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那种。目前这个课是通过公益招募，所以有很多是社工或者是公益志愿者。”但静远遇到的所谓“自主性”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善，不自觉的“谎言”还是在继续：假人文、假学习、假阅读、假写作，还有假表达、还有假疗愈，“一大票跟我以为的差不多，但其实正好相反的东西”。
为了规避这些问题，写作班调整为先一起观看电影，邀请参与者写影后感，之后她讲解电影并引导集体讨论；八次这样的课后，是把之前“写母亲”的文本作为阅读材料，邀请参与者写读后感，然后再讨论；经历了这两个板块之后，最后才是个人生命故事写作。
“一个学员最想写的主题之一是对深圳的眷恋。最初，她的文稿是一首诗，那首诗以一种哀求和崇拜的口吻恳请/祈祷深圳这座美好的城市让她和她的孩子留下。我建议她先从一些实际的她和深圳的故事写起……最后她告诉我，她要从小时候开始说起。当一个学员说‘如果我要写什么，那我必须从什么谈起’的时候，我会认为写作真的在她身上发生了：这是她带着写作这个工具和欲望，主动回溯过去——写作跟她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开始达成了关系。”
她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是根本问题。“我有时候会被批评，说我侵犯‘解读的自由’，侵害创作，但我无从发起公开的辩论。我想说的是，那些套路化的创作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可以被清除？如果没有人在意这些，那我的一举一动自然会被认为是‘入侵者’。而我也会继续做‘入侵者’。”
“对，我其实不知道这一切是因为缺乏了哪种教育，所有我可以想到的词，都已经被侵害。”
Q：你最近在做的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A：参与一个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和培育。我们有实体空间，在一个城中村里，同时也有线上的部分。它希望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不一样的体验和教育，我们叫做“家庭基本素养培育”。有点像写作班，第一期有 30 个家庭，生源也是保持混合的。
Q：你觉得这件事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A：写作可以给人带来能量。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对文本的拿捏、人由于文本对话才能产生的独特的内容，以及这个过程对这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之前在台湾做过三个月的“写母亲”项目，那时候就想跳出这边的中文语境去理解这些东西。
Q：那困难的部分呢？
A：这些工作有趣和困难的部分基本是相似的。就是我一直在没有“社会角色认证”的情况下做社会介入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对参与者来说，是一个莫名其妙、无法在文化上定位的存在。部分原因是经常在跨阶层和行业语境里工作。另一个原因，是我有意识地拒绝基于社会固定角色的交易（比如，一个英语老师可以帮我提高英语）。这都会带来风险和变数。
Q：推荐一个你觉得有趣的人？
A：水仙姐，一位年过百半的裁缝。她参加过我朋友的手工项目，有勇气去做自己不熟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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