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 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吓加拿大

野兽按：今天要写上篇《689 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 ，在博客来网站上找资料，又关联到了另一本讲红色渗透的书籍《大熊猫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胁加拿大》 ，于是决定今晚继续推介这本书。

内容简介

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是要不要与中国交往。

中国当然会继续与我们交往，但是要按照他们的条件。

所以我们要决定，在这段关系中，我们该如何自处。

——马大维（David Mulroney），加拿大前驻台代表、前驻华大使

木栅动物园的周末和假日总是挤满了人，其中非看不可的第一名无疑是大猫熊（中国大陆称为大熊猫）：团团、圆圆，还有它们爱的结晶小圆仔。毛绒绒的五短身材、睡不饱的双眼、呆呆的表情、笨拙的动作、怎么吃竹子都不腻的好胃口，不仅在全世界拥有大量粉丝，也成为原产地中国拓展软实力的重要工具。然而大熊猫并不是素食主义者。它在生物分类上属于肉食目，它的祖先是吃肉的，它有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牙齿，野生大熊猫也曾被目击扑杀草食性动物并且把它们吃掉。

《大熊猫的利爪》并不是一本讨论动物习性的科学作品。作者文达峰以此作为书名，意在藉由温驯可爱的大熊猫来形容崛起的中国，在看似和平无害的外表下，其实暗藏可能会伤害贸易公平、破坏社会秩序、甚至颠覆民主制度的图谋。

本书从加拿大与中国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交往讲起。不同于欧洲各国在十九世纪对中国施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占领，也不同于美国在二十世纪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份子而加以围堵，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源自加拿大传教士把中国视为一片需要被基督教拯救的苦难大地。传教士来到中国盖医院、建学校、落地生根、甚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这些传教士的后代在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或者留在中国成为新中国的捍卫者，或者回到加拿大成为外交决策圈最为亲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时局的演进，来到二十一世纪，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受到欺凌的国家了，反而变成一个不断利用硬实力威吓、软实力渗透、锐实力胁迫其他国家的强权。但是加拿大的领导人仍然误判现实，错估双方关系；在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地协力者则是不断地从加拿大人的无知当中获利。作者在本书以巨细靡遗的实证指出，在面对中国共产党渗透与影响加拿大政界、学界、媒体界并掌控加拿大华人的行动时，渥太华执政当局不仅没有能力加以辨识，也缺乏予以因应的措施。

许多加拿大人相信，只要他们多与中共接触，党就会感受到加拿大价值的美好。一旦党员们见识到自由民主政体带来了自由与人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但是实情并非如此，他们根本没有把加拿大的价值放在眼里。于是作者明白地呼吁加拿大人：是该放弃传教士精神的时候了！

名人推荐

李雪莉（《报导者》总编辑）

作者简介

文达峰（Jonathan Manthorpe）

资历超过四十年的加拿大新闻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担任《多伦多星报》欧洲局局长，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报业，奉派驻欧，1989年驻非洲，1993年驻香港，之后驻温哥华，为「邮报传媒」撰写国际事务专栏。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见于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着有《禁忌的国家：台湾大历史》（望春风出版）。

译者简介

王湘玮

台大心理系毕业，曾于加拿大求学。返国后任职出版社，现为特约编辑，译有《精神病大流行》（合译）。

目录

推荐序加拿大为何走出「友中」的迷梦？ ——李雪莉（《报导者》总编辑）

导论中央王国的回归

第一章对抗五毒

第二章挫敌百计

第三章中国人建设加拿大，加拿大人拯救中国

第四章受欢迎的老外，不欢迎的老外

第五章美国后院的朋友

第六章当浪漫遇上现实

第七章现实会咬人

第八章毒蛇一咬

第九章控制讯息

第十章控制思想

第十一章大山：金山银山

第十二章别管品质了，感受一下宽度

第十三章谁付钱谁说了算

结论是该放弃传教士精神了

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

导论

中央王国的回归

中国不把自己看成崛起的强权，而是回归的强权……未来若中国强势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方面施加影响力，它不会认为此乃破格挑战世界秩序——而是让诸事回归正常状态。 ——季辛吉，《论中国》

本书大部分在探讨中国共产党（中共）是如何不顾加拿大的价值观，径行干预加拿大内政，甚至有时挑战了加拿大人在自己国内的主权。然而此书并不主张加拿大应该对目前的北京政权敬而远之。习近平主席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认为自己是在西方国家手下承受两百年「屈辱」后，以自然、无可取代的世界强国之姿重新崛起，而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避免与中国往来。但是加拿大与中国交往一百五十年期间所常常发生的不愉快与难以理解的经历告诉我们，要应对新版的中央王国，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少一些自我欺骗，多一些勇气与智慧。如果加拿大不重新评估、改正对待北京的方式，我国可能会被这位历史上的新巨人给彻底压倒。

国际势力的版块正在变化，幸好是和平变化——到目前为止。可是就在我二〇一八年落笔写作时，只不过是两年前，世界的未来看上去已经非常不同。当时没什么迹象显示，美国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总统大选之后将如此深陷政治失能与孤立主义。还有当时习近平看起来像是会沿袭集体领导的路线——那是中国在经过毛泽东的残害、经过一九八九年天安门起义与大屠杀那刻骨的震惊之后所采取的路线。但是在二〇一七年十月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架好了舞台，要将掌权的时期延续到超出两届十年的惯例。现在他个人的权力已经超越了毛泽东之后的所有前任领导人，说不定连毛也比不上他。在此同时，加拿大要继续像过去七十年那样在经济和安全上倚靠美国，也变得愈来愈不可能了。川普是一项病征，反映出许多美国人所抱持的孤立主义，他们一直都相信美国社会是独一无二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美国的政治与社会分歧愈来愈大，使得政治与行政运作几乎无法动弹，而在这样的分歧中，川普是其中一方的代表。这两种互相冲突的世界观所带来的毁灭性分裂，近期内并没有任何和解的迹象。这不仅造成了美国主导权的萎缩，一旦与其他国家的崛起相比，特别是跟中国比，更是显出美国的颓势。

短期内，加拿大将无法依赖华盛顿作为区域安全的盟友或投资与商业方面的可靠伙伴。不仅这样，「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的终结代表了要在国际上推行自由价值的捍卫者正在退出战场，而这套价值乃是二战以来全球对话、全球组织的特色，也是加拿大立国精神的核心。当中国在一九八〇年代逐步开放，西方国家便假定，一旦中共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一员，它就会把国际间既有的自由民主秩序纳入其价值体系。结果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中国并没有以一头温纯良善的巨兽现身。差得可远了。如果我们说法西斯的定义是，一个国家被独裁者领导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所统治，其经济与社会受到严密控制，其反对势力遭到强力压制，那么中国就展现了法西斯政权的所有特色。虽然法西斯这个词又方便又准确，但并不十分恰当。法西斯所引发的联想太过欧洲中心了。和习氏中国最相像的是另一个后共党独裁政权，俄罗斯，有人形容驱动俄罗斯的是「黑道资本主义」。不过这个词也没有反映事实。无论中国共产党做什么，都带有中国特色。从经济的管理与其模式、国内的行政、对邻邦和外国的态度——以上种种更像是来自中华传统，而非该国在一九七〇年代结束闭关自守之后从外界得到的体验。北京的共产党所掌管的，乃是一个古典中华帝国的现代版本。

事情很明白，中共的天朝野望包括了实行一党专政以及利用一切工具来反对政治改革。中共的政治正当性来自大规模的内部镇压，佐以提供足够的生活水准，使民众无法发表异议。自从一九八〇年代开始实施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这套方式即运作得相当好。数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提升到超乎他们自己所能想像的地步。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期待，认为这样的生活品质将会持续增长。这对中共来说有其危险：党若不继续喂养自己创造出来的这股想望，就会失去「天命」——「天命」这个历史概念指的是，中国统治者唯有在成功时，上天才会赋予他们的政治正当性。

随着经济方面的成功，中国的爱国心与民族主义自然也高涨起来。官方控制的媒体不断宣扬中国乘上了民族复兴浪潮的主题，甚至到了煽动仇外情绪的地步，例如诉诸对日本等邻近世仇的敌意。中共绝不放过任何机会来编造种种警告，说日本在民主和平的假面之下仍然是个军国主义国家。

北京近年来也不断酝酿针对美国及西方各国的怀疑情绪，认为这些国家打算限制中国的崛起，并再度施加十九世纪后半、二十世纪初期的半殖民主义。能够终结中共所谓「百年屈辱」的方式之一，便是重新恢复对邻国的优越感。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帝国时代乃是附庸国，而中共的意思就是它们将再次成为附庸。其实有几个国家已经是了——例如柬埔寨和寮国。这个复苏的中国帝国主义所鼓吹的主张，包括把台湾、南海和东海纳入其领土范围。中共在南海的岛屿建造军事基地，使得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航线之一等于是中国的一个湖泊。中共的殖民主义之举有许多乃是暗地进行。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约有一百万人越过国界搬到缅甸北部，在瓦城（曼德勒）大做生意，在开设赌场的边境小镇进出。这些快速兴起的小镇位在无法可管的地带，但其实都控制在缅甸少数族群的军头子手上。

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的国有企业与银行运用了出口消费商品的巨额利润，取得了对全世界自然资源的控制。北京也很精明地以低利贷款给其他人认为风险太高的政府。借款人到后来才发现，一旦无力偿还，中共的代理人便毫不留情地要求以该国资产抵债，只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中共就是这样控制了斯里兰卡的战略性港口汉班托塔及其周围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希腊陷入困境，不能再从欧盟国家贷款，类似的事情又上演了。北京站出来帮忙，结果是一家中国国企拥有了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一半产权。

取得希腊及欧洲诸国的港口，是习近平最大手笔的帝国事业之一部分。他的「一带一路」斥资数兆美元，其愿景在于以广大的铁路、公路、空运、海运路线，将中国直接连上欧洲、中东、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连上全球三分之二人口。条条大路要通北京，这些路将使中共的权力与影响力透过现代丝路投射出去。

习主席摆明了不在乎民主和人权，但这些价值观是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自由秩序的核心。他在开发中国家传福音，宣扬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做法是让权力稳固的一党专政国家来管理寡头与国有企业紧密相连的网络。此一模式受到许多开发中国家青睐，特别是因为相较之下，北大西洋的自由民主文化显然充斥着失序与国内动荡。习对各项国际体制也一样存疑，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衍生出来的所有组织。这些体制代表不了习近平想要创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的价值观。他或者以自己的意志使其屈从，或者以合他口味的新组织取而代之。

今日的中共政权不会永远存在。皇朝总是兴衰更迭，按中国的历史纪录，皇朝总是被暴力推翻。这种情况很可能也会发生在中共头上，但不要赌它会在近期内发生。所以，加拿大就和那些必须一边同中国打交道、一边维持自由民主体制的其他国家一样，正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如果加拿大希望在中国主宰的世界里保有原本的价值观以及透过贸易所得到的生活水准，如果加拿大想要以世界中等强国之姿拓展影响力，那么渥太华政府，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政府，都必须要做好准备。加拿大政府必须与北约和G7，以及其他想法相似的国家，巩固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上的连结。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在面对北京时，必须要比现在更加强硬、更有自信。

要转变态度并不容易，原因本书将会阐述。加拿大从一八八〇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开始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到太平洋彼岸。那时的中国与今日一样，看似一个广大的市场，可以囫囵吞下加拿大所销售的一切。然而，中国人将速速成为基督徒的想法只是幻觉，就好比我们如今信以为中国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想买加拿大制造的商品。推动这些加拿大传教士（大多来自长老教会、卫理公会、天主教）的不只是为基督传福音的热忱，也来自于把福音书当作社会改革的根据这个想法。此一信念，也就是加拿大可以凭我国价值观不证自明的吸引力来改变中国，就算到今天还是深植人心。但发生在中国的事，显示这样的看法是错的。最近有一例是在二〇一七年十一月，贾斯汀．杜鲁道总理的提案遭到中国官员的拒绝，他原本是希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能够纳入他对商业关系的进步想法。这项提案将使中共必须在劳动法规、性别平等以及环保方面遵守加拿大的标准。中共绝对不会让外国来规范其公民权与人权政策。加拿大永远改变不了中国，以身作则改变不了，提出有力的论述也改变不了。

对吾人来说，更相干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改变了加拿大？因为，早在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执政之前，就已经在加拿大建立了连结，以影响我国政治、商业、媒体、学院的讨论，使之对其有利。自一九七〇年双方缔结外交关系以来，这些连结所构成的网络迅速扩展。中共现在已有能力确保，一旦北京所关注的事在联邦级、省级、市级议会提出来，或在加拿大媒体和教学平台提出来，它的利益就会有人代言，而且还常常可以主导讨论。随着过去四、五十年来香港与中国移民来到此地，中共影响加拿大公众讨论的能力无疑增长了。但十分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大约一百五十六万来自大中华地区的移民（占加拿大人口百分之四）是为了逃避中共迫害才出来的。正是因为中共知道这一百五十六万人当中，有许多是努力改变中国政治的异议人士，所以才会打算在加拿大维持一个间谍网络，以持续监看这些人，必要时予以恐吓。

中国共产党决意影响加拿大的公共对话，其中受害最深的加拿大人是华裔以及来自中共所占据或宣称拥有其国土的人。但受害的不只是他们。整个加拿大都因中共强加于我国公民及我国体制的价值观而受害。各式各样的贪污腐败如今弥漫于各行各业。这大部分是加拿大自己的错。加拿大已经成为中共太子党及红色贵族（此一特权阶级的地位来自他们与中共领导层的裙带关系）把钱洗出来后偷藏的避风港。这是因为加拿大各级政府并没有安排检查机制，以确保进入我国的金钱乃是正当所得，而且是为了合法目的才进入加拿大。既然中国对金钱流出有所限制，那么不法进入我国的金钱就无可避免地伴随着贪污腐败，包括在加拿大境内合作对象的腐败。只要腐败在公众生活的某个层面落地生根，很快地就会蔓延到其他层面。已经有迹象显示，随中共而来的腐败文化感染了加拿大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授予文凭，以及市级、省级、联邦级政府所管控的规定与执照。

加拿大并不是唯一一个与中共打交道而有这样体验的国家。类似的情况在美国和欧洲也发生了，纽西兰和澳洲尤其如此。的确，澳洲遭到中共渗透的经验几乎和加拿大一模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澳洲的政治人物、学界、媒体和社会大众反对中共这么做的声音比我们更大声，也更尖锐。

为什么加拿大会羞于承认这些入侵，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帮中共施展影响力的代理人相当有效，以致任何讨论都被转移焦点了呢？这倒是有几分真确。史帝芬．哈珀总理的保守党政府对于要不要与中国接触，从原本疑心重重到最后改变态度，此一转向过程显示亲北京的强力游说人士已深入到加拿大的政治、商业与学院的既成体系当中。但我们不应过分强调中共入侵加拿大公共生活的程度，当然更不可以把每个提倡与中国合理往来的公众人物都看成北京的傀儡。

加拿大的政治人物对于中共侵入我国的程度一直抱持怀疑，就算有强烈的证据摆在他们眼前也一样。原因之一似乎是，他们对加拿大的国安和情报工作长久以来缺乏敬意。这些机构过去的历史确实也问题多多；后文将会提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和一九九〇年代历经重重困难才得以建立，其间又发生情报局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共对我国进行代号「响尾蛇行动」的渗透，结果却遭到国会严词批评的事件。不过，近年来国会和情报机构的关系似已趋向稳定。彼此之间的尊重日增。这得归功于几位已卸任的安全情报局长和通讯安全局长，他们不屈不挠地在公开场合以适切谨慎的发言对中共掠夺加拿大的情形提出警告。安全情报局有信心敢对此一主题发言，他们在二〇一八年三月举办的「学界推广研讨会」就是明证。那是一次闭门会议，与会者须遵守查达姆守则（Chatham House Rule），也就是虽然可以报导会中谈了什么，但不可以点明说话者的身分。两个月后的二〇一八年五月底，安全情报局出版了该研讨会的报告，共一百六十三页，题目是《重新思考安全问题：中国与战略对抗的年代》，报告讨论到中共对加拿大及其他国家所形成的威胁，可说是安全情报局至今所发表过的最尖锐、最完整的说明。报告的摘要列举了中共干预加拿大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及其所带来的危险。

报告警示说，不管和加拿大这一方做生意的中国公司是或不是国有企业，都不重要。所有的中国公司都「和中共有紧密而且日益显著的关联」。报告写道：各项贸易协定除非有仔细审查其安全意涵，否则中共「就会运用商务之便来接近商业、科技与基建资源并加以利用，从而达成其情报目标，或足以损害其合作对象的安全体系」。 「中国已经准备好，要以威胁利诱把商界与政界菁英拉到它那一边，并鼓动他们在台湾地位或南海争议上捍卫中国立场。」

报告说，中共积极地想要影响分布在全世界的华人社群以及住在他国的中国学生与商务人士，「往往是透过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以便推广配合中共观点的叙事」。报告又说：「质疑［中共］活动的学者与记者，就会遭到中国外交人员以及中国所控制的媒体所骚扰。」

因为害怕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使得关于中共代理人在加拿大活动的讨论非常受限。无可否认，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种族歧视的法律和规定是针对将入籍的华裔移民和其他亚裔移民。对这段历史所感到的愧疚，在公众人物之间生出一种充满戒心的态度，使他们避免讨论加拿大多元社会中的单一社群，但这样一来就将武器交给了中共影响力的代理人。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人公开质疑我国对中关系，总会有愤怒的反应立刻冒出来，称此种问题的背后乃是种族歧视。

但是把中共渗透加拿大一事看成种族主义，不但是错误，更是危险的。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这是某一特定政权在其历史上的某一时期为了自身利益所编出来的故事。中共把海外华人看成一种可以运用并加以滥用的资产，不仅对一般加拿大人来说是威胁，对华裔加拿大人来说更是如此。当然会有一些华裔加人容易受到中华民族主义的吸引。但是绝大多数移民到加拿大来的人，只想以加拿大人的身分开枝散叶，其中有许多人是为了逃离贪污腐败、一心追求权力的人所伸出来的魔掌，他们就住在中南海四周的豪宅，邻近着紫禁城，面对着天安门广场。

本书并不是在描述一段末日传奇——远远不是。随着故事的推进，愈来愈清楚的是，虽然中国成功渗透与影响了加拿大生活方式的某些层面，在其他层面却失败了。这场在暗中进行的战争目前已知：中共操作起来最得心应手的场域是在它熟悉的中华文化圈，及其传统附庸国的人民之间。相形之下，党和它的特务在应付老牌民主社会，例如加拿大、澳洲、美国、西欧诸国，就时常进退失据。他们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最好运作的情形，就是找到可以迷惑和收买的人。而要找到前苏联共产党所谓「好用的白痴」，从来都不难。加拿大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好用的白痴，包括政党与政府领袖、基层政治人物、天真又骄傲的学者、贪婪又好骗的商务人士，甚至某些目光短浅、历练不够的记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了替自己的贪念找借口，便告诉自己，多与中共接触，党就会感受到加拿大价值的美好。一旦党员们见识到自由民主政体带来了自由与人权，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推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不要对中共及其代理人做出盲目的反应。虽然他们已经获致重大成果，尤其是在窃取智慧财产、商用与军用科技方面，同时也成功地在西方政界、商界、学界菁英眼中打造出大致良好的形象。然而加拿大与西方各民主国家的体制与民主文化，目前看来还能抵挡得住中共的攻击。中共并没有像它在亚洲与非洲的非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那样，攻下加拿大与各西方社会的制高点。

但这段传奇尚未完结，随着中共的力量日渐增长，而且看来是一定会增长，加拿大等国就会面对北京政权施加的更大压力，要我们接纳他们的观点与价值。未来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已经显露出迹象了。美国自一战以来一直是捍卫北大西洋与启蒙价值的斗士，然而其国内政治与社会的争执不休所带来的重担，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已开始衰退。欧盟原本是唯一能取代美国来推行自由价值观的强权，我们却找不到什么理由可以期待它有意愿或有能力在可见的未来去扮演此一角色。因此，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所留下的空位无可避免地要由北京来填补。随之而来的将是国际行事与国际组织的架构为了适应中共而予以更替或改造，但中共的价值观当中没有言论自由、尊重异议，以及最重要的，不接受法治至上原则。

在面对中共时，「法治」一词十分重要。法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者——不管是立宪君王、总统，还是议会政府——都必须对国法负责，同样地，每一位公民也必须对国法负责。英格兰的约翰王在一二一五年六月签署大宪章，接受了此一概念，让西方国家走上漫长的民主之道。但中共不接受法治也不接受司法独立的概念。中共主张，党的利益凌驾一切。只要事情牵涉到中共认为会有危险的议题，例如起诉它眼中的异议分子或是挑战党至高地位的人，党委就会秘密商定判决，写好剧本，交由司法程序在法庭中照章行事。既然中共治下的中国在国际对话中变成愈来愈有影响力的仲裁者，那么它拒绝接受法治原则，对于所有与之贸易以及日益受其影响的国家来说，就会是严重的威胁。加拿大现在无法避开、以后也无法避开这样的威胁；如今中共的代理人已经在我国展开行动了，这群人该怎么形容呢，只能说：他们根本不把加拿大的价值放在眼里。

〈控制思想〉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发肯定中国将重新成为超级强权，于是它发展出一套普遍推广的策略，运用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国人发动软实力攻势，特别是针对外国大专院校。当时的西方教育机构对所有的中国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国、中文、中华文化不只是那时候最潮的研究领域，慢慢地大家也发现了这些研究可以赚钱。在中国学生已经让人榨取大笔国际学生学费之后，大学又开始挑战能够合法招收外国学生的比例上限。大学里的专门研究所纷纷跟风抢钱。亚洲研究所开始蓬勃发展，里面最强势的往往就是中国研究。企管系所发现瞄准中国市场的业界急需协助，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持着极度夸张的期待，因此很愿意出资赞助训练机构。

中共看到西方学术机构已敞开大门准备好与中国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实在很讽刺，因为中国不久之前才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号正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热运动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摆脱儒家的孔子所设计的封建礼教，正是这些规范让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为一体。但中共明白，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拿孔子出来当现代中国的守护神要比其他做法来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饰毛泽东僵死的意识形态，让他变身为有模有样的英雄强多了。

中共决定在全世界的大专院校与各级学校设立孔子学院的网络。孔子学院将有中方教师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同时北京也将给予足够的补助，使所在机构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提案。孔子学院最早的试办是二○○四年六月在乌兹别克的塔什干。试办非常成功，于是仅仅五个月后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学院就在首尔设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据主管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公布，海外的孔子学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学院设在加拿大大专院校，三十五个孔子课堂设在加拿大的高中。

刚开始，表面上看来，孔子学院显得无可挑剔。中国官员让大多数孔子学院看来就像某些欧洲国家的文化推广组织一样，例如法国文化协会、德国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汉办属于中国政府的正式组织，在架构图里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汉办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及地方教育主管机关签订协议，提供经费与师资给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看起来就像正当的教育交流计画。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发现孔子学院的规画乃是中共一项重大的国际宣传暨间谍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义来加以掩饰。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长春，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的发展显示出孔子学院远远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都是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间谍分支机构，借此来控制中国学生、搜集所谓敌人的情报、威慑异议人士。本书写作时，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是副总理刘延东，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也担任过统战部部长。理事会里面还有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来自包括财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学院是二○○六年二月设立于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BC理工，BCIT）。开幕活动办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两百位来宾包括联邦级、省级、市级官员，时任英属哥伦比亚副省长的雪莉‧庞德也出席了。中国代表团更教人叹为观止，领军的是中共高级干部暨教育部长陈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质疑：BC理工的孔子学院到底在搞什么。二○○八年初《温哥华太阳报》教育新闻记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据的影印本，是北京为了孔子学院交给BC理工的钱，总计约四十万加币。薛蒂芬哈根造访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该院院址，发现「没有什么活动的迹象」，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报导。 「近期《太阳报》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楼，但标示为孔子学院的接待柜台却空无一人。其中一次，整个八楼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课，但这些课程活动全都是其他组织举办的。」BC理工副校长吉姆‧赖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采访时表示，该校仍在整备中，以决定哪一种课程最适合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英属哥伦比亚省民。报导引述赖赫特说：「我们的方向不在于数字要庞大。孔子学院真正的目标是在开设的国家、开设的机构以及中国之间搭起桥梁。」

当时薛蒂芬哈根在《温哥华太阳报》有一个附设的网志，她在上面阐述了心中对BC理工孔子学院的一些疑问。二○○八年四月四日她发文说：「曝光给我的收据大约有四十万元，但总支出的金额可能更多。有人告诉我，孔子学院在那段期间〔自从二○○六年启用以来〕以钟点学程所招收的学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说其实人数比较接近两百五十位，但这个数字包含了报名一日课程的学生，例如『一日速成汉语』。为什么中国要花这么多钱却做这么少？这些钱又是怎么花的？我没有答案，因为BC理工与北京签订了保密协议，与孔子学院相关的一切财报也都是机密。」

汉办与设置孔子学院的机构所签订的协议确实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协议中亦有条款确保汉办有权决定孔子学院中哪些主题是政治上可以讨论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讨论的。协议里的基本保密条款十分严苛，写着：「协议双方将本协议视为保密文书，任何一方所获取或知悉关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资讯，未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均不得发布、揭露、使之公开，或容许第三人发布、揭露、使之公开，除非协议一方为了达成协议中所约定之责任，必须将上述材料或资讯予以发布、揭露、使之公开。」

制式协议里面最诡异的应该是第五条，规定孔子学院开展的活动须符合中国和所在国的习俗、法律与规定。这一点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设置孔子学院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办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权利与自由宪章》所形成的社会基础，和中国的情况毫无相通之处；在中国，中共并不接受法治，宪法则是一纸空文，要不要尊重宪法取决于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学及学校开始认清孔子学院的真面目，就是因为此一条款所造成的冲突。愈来愈多加拿大学者及校务人员开始担心，在他们的学校里有这样一所机构，将使学校在学术严谨及卓越方面的声望下降。

就算孔子学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还没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注意，等到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顶尖院校也要设立孔子学院了，情报局无论如何都会开始关注。仅仅一年后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报局已完成一篇报告，将孔子学院描述为软实力代理人，要为二○○八年北京主办的夏季奥运大作宣传。该报告经过编辑后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讯社》透过资讯公开法取得，并于二○○七年五月公布。报告说，孔子学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国语言及文化。 「换言之，中国希望全世界对于中国以及各种中华事物产生正面的感受。中国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得让众人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当学界还在探讨硬实力──坦克、飞弹、枪枝等等──相较于软实力的重要性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把软实力视为同样有用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