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共討論中不同角度的可能——由談港大副校長任命開始

【按：這篇短文最初是為投稿給《南華早報》的讀者來信寫的，緣由是香港大學新任命了兩位副校長。最初的文稿是英語。但因為《南早》要求提供詳細住址和電話，且詞數上限在400詞，所以我決定自己翻譯修改出來，發在這裡。在港大讀書四年，無論是大學還是香港社會裡的事都大概有些了解和看法；去年開始“失語”，雖然好像很多人在說話，也有很激烈的陣營對壘，但是還是感到公共討論越來越單一無聊。沉默太久，有些話一直沒別人說，那還是我來講，因而來談談少有人談的角度。所有錯誤和觀點都由我負責。 】

很離奇，又好像也不出奇，但總之原因並不那麼簡單直接：這幾年香港公共討論中幾乎所有的爭論都最終會成為親北京vs民主派的對壘。在這種二元對立中，從來都是建制陣營佔據上風；事實一再證明，只要不是政府或是”愛國愛港“人士們的聲音，那這些聲音，無論是什麼聲量，都無足輕重。

而這一現實今天又一次顯現了。因為幾乎所有爭論都圍繞申作軍據報的黨員身份和中國大陸，關於港大新任命兩位副校長的人選的任何疑慮和保留，都被描述、標籤、批駁為惡意中傷和想像力過於豐富的聳人聽聞——儘管這並非總是毫無根據。

但要明確的是，無論是基於事實考量還是基於公共言說的策略，黨員身份（無論是否屬實）和國籍並不是也不應該被描述為真正的問題。那種論述的最直接後果就是會招致並非絕無道理的指責，然後將所有討論引向前述的對壘。但凡對中國政治現實有一點了解，成為共產黨員（至少在申據報入黨的年代）與其說是政治忠誠或是表態，不如說是為了社會地位和職業發展的選擇。認為申是黨員，因而是有中共任務的，是中共的代理人，其實並沒有說得過去的事實根據，而只是捕風捉影，來自一種基於“我們”“自由世界”vs“他們”威權政權的想像；這種想像幾乎沒有不是簡化、扁平化的。而這個想像在香港是大行其道的，無論是本土派和泛民，還是建制派，都相當接受——事實上，建制派的回應邏輯恰恰顯示了他們是熱烈擁抱這個想像的。或許的確兩位新獲任命的副校長曾被有司接觸，但我們終究並不知道內幕，因而陰謀論式的揣測並無意義；況且正如很多人說的那樣，大陸人並非天然不支持非建制，而是很多人被本土主義的敵意和與對威權主義的“浪漫”想像掛鉤的刻板印象推向了建制之流。就算申是黨員，也很難說他真的有多忠誠；反倒是建制派保皇黨們不是黨員卻又比很多貨真價實的黨員還忠誠——儘管這個“忠誠”極少不是投機。

但正如開始所說，這不是重點。我說這些只是為了拆解很多人眼中的核心問題的關鍵性。我想談的是兩個少有人談的反對這次任命的角度。儘管題目很大，看起來像是要處理整個香港的所有公共討論，想提出什麼普適的準繩，但這並不是我想做的。恰恰相反，這種角度的準繩恰是我不能做的；我只能提出這一個論題裡的不同角度，來表明其實我們的公共討論可以不是現在這種模式。而我要提的這兩個角度很簡單：多元化和學術發展——這兩點都是港大校長張翔等支持任命人選的人更願意談的；後者也是內地學生中很大一部分有去政治化的政治傾向的人所喜歡援引的。

如陳祖為教授（陳教授便是那“少有人”中的一位）在校委會通過任命決議後在臉書所說，這個任命決定意味著明年開始港大的整個副校長團隊都將是男性。用學術界的流行語說，就是“manel”。這在性別多元和平權上是災難性的。港大是全球第一所響應HeForShe號召的大學，而學校在公關宣傳中也一直如此驕傲宣稱。這個結果完全顯示了港大至少是治理團隊已經完全背離了性別平權的承諾。顯然無論是遴選委員會還是校委會都未有意識到這有什麼不妥；我們也沒有證據表明遴選委員會在最後一輪選擇甚至是第一輪中有提出過任何女性或其他性別的人選——自然，按照張翔校長在決定公佈後的第二封校內公郵裡所說的“道德”和“法律”，我們其實不應該知道除了最終確定的人選還有誰。因而，我們目前能得出的結論是，顯然，在這兩個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眼裡（此時會有人說“阿爺”，但我們還是不要這麼快訴諸“更高力量”）只有男性能勝任副校長的職位，而無論是香港、全國、華語圈還是全世界都沒有夠格的女性或其他性別的人選，儘管校監就是女性——或許一個就夠了。這是非常令人語塞和咋舌的。事實讓我很難相信，這個團隊能如張翔在公郵中所說，讓港大的教員隊伍更多元化。

多元化的另一個面向是學術（學科）背景的多元，但這和我想談的第二點，即學術發展，更有關係。認真的人到港大校長辦公室網頁上去瀏覽一圈就會發現，港大正副校長團隊的學科背景普遍是商科或應用類的，是面向商界、行政界和業界；簡言之，是為了有用的。兩位新任命的副校長，分別負責研究和學術發展，本業都面向信息技術應用；學者在自己領域的高成就並不意味他們能對大學整體學術發展有前瞻性的把握；從事關於有用技術的研究並不意味對基礎學科的研究有把握。作為一所自稱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的學術機構，這些是很奇怪的（但只要考慮世界高教的新自由主義化其實也並不真的很奇怪）。很難想像，這種團隊真的能帶給人文、社科和基礎自然科學什麼學術上的發展；而這些才是綜合性大學和研究型學術機構的基石，也是任何應用的前提。事實上，應用面向與學術本身是相違背的——學術本身就不是為了有用；首先是理解，然後是知識。正如我們日常在課堂的見聞一樣：“學這有什麼用”，對用處的考量會干涉甚至阻礙理解和知識。而反過來，正是因為應用要基於理解與知識，應用導向本身反而是對應用有害的。坊間很推崇的複旦大學的非正式校訓“自由而無用的靈魂”，其內涵和現在清華大學盛行的風氣相背甚遠，也和當今全世界新自由主義化的學術界整體的風氣相背甚遠。倘若學術不能免於有用的必要，那學術和思想就不可能真的自由——而這個學術自由比香港大學一年至少死十次的“學術自由”根本多了。

【以上由英語投稿原文譯出並增改】

至此，我討論了新港大副校風波中兩個我認為很重要但又很少有人談論的兩個角度：性別多元和學術發展。同時，我也討論了我對學術的“任務”的看法，也指出我認為的學術自由的比其政治意味更根本的面向——免於有用而全心為了理解和知識的追求。我也試圖消解香港公共話語中的關於身份和政治取態和聯繫的討論佔據公共討論中心位置的必然性/必要性。 （有人會說我“離地”，但學術和大學本身就是“離地”的話題——按照香港語境下普遍的對“離地”的理解。）我認為我主要處理的兩個視角在港大副校這個事件上更有力且更有討論意義——面對這些議題，政府和建制應該並沒有多少能力能將討論帶進統獨的二元對立的”陰溝“裡。這類二元對立並沒有任何意義，只會阻滯討論、消耗精力——顯然政府和建製作為強勢者和troll有得是這些精力，而我們這些有自己生活、事業和學業的普通人並沒有。

我想表達的是，公共討論可以有多種角度，而無需拘泥於已經變成陳詞濫調或僵局的話語和視角；有時候有些人恰恰是希望討論停留在那個範圍原地打轉，藉此消耗、抹黑。這些角度有時需要我們抽身片刻才能發現，有些時候卻是我們認為”現在不重要“的。

我寫的也不是”辯論“賽的”辯論技巧”——我充分相信我所說的，儘管我不確信我一定對，但這些確是我現在的、會辯護的觀點。正如前所說，本文介紹的兩個“新”視角並不是普遍適用的，而是這個議題特有的；而我之所以會選取這兩個視角，也是因為我對這兩個問題有所思考，而非空穴來風，刁鑽湊數。

希望公共討論裡能夠聽到更多不同的聲音、看到不同的角度。話語越是單一的公共場域，越容易被操控、消音、扼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