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中的阶级问题

6月9号百万人游行当晚，我借宿在洁平家。第二日一早跟朱涛老师同乘出租车去往大埔墟地铁站，路上自然免不了聊起昨日的种种见闻。不曾想，司机中途突然插嘴，开始对抗议者大加斥责，说香港人就该好好挣钱，乱闹下去早晚被共产党镇压云云，逼得我们不得不改变了话题。

后来跟香港朋友聊起这段见闻。朋友说，你怎么不告诉他，一旦修例通过，外资撤走，想好好挣钱也不能够了。我起初很以为然，但转念一想，即使香港真的变成所谓“广东省香港市”，出租车司机的生活会有很大不同吗？只怕未必。只要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崖式下跌，打车需求应当变化不大，更是不会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诚然，政治环境必定同经济发展有所关联，但这样复杂的因果链条，很难被用来说服出租车司机改变主意。对于他们来说，建制一方提供的说辞更加简明有力：抗议搞乱香港，破坏日常秩序，让大家搵食更为艰难。

伟大革命领袖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也无不强调联盟在社会运动之中的重要性。现代社会中，各个群体诉求迥异，因而如何团结大多数，构建短暂的“负面联盟”，以人数向在位者施压，就成了运动胜利的关键所在（Beissinger, 2013）。对于反修例的抗议者来说，能否争取到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广大香港普通市民的支持，不仅是本次运动的胜负之匙，甚至也决定了这座城市今后一整个世代的政治走向。

按照政治学的传统观点，抗议者一方应该天然得到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因为他们的最终诉求是民主化，而民主化导致的再分配，对低收入者最为有利。在任意社会中，中位投票人（median voter）的收入一般都低于平均收入。根据中位投票人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民主政府会“劫富济贫”来迎合多数人的偏好（Meltzer and Richard, 1981）。在此基础之上，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将民主革命描绘成了一个动态的阶级斗争过程（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2001）：穷人不相信富人对再分配做出的承诺，才要求民主化以掌握权力。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民主化的动力也就越强。

然而现实状况却并非如此。亚当·舍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他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民主化几乎未能带来不平等程度的减少。而民主政治的观察者也早就发现，底层往往不会去支持鼓吹再分配的左翼政党。比如美国的贫苦白人，正是右翼共和党的铁票仓。为什么会这样？舍沃斯基的观点是，在民主框架下，政府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想提高税率，资本可以轻易逃往其他国家，最终负担成本的反而是中产阶级；想补贴教育，但富人家的孩子还是能在课外获得更多资源；想搞土地改革，对国家能力要求极高，也无法遏制土地兼并的长期趋势。

那怎么办？一种方法显然是废除私有产权，但这样的社会实验已然以失败告终。另一种方法是进行全球联动的资本管制，但这其实意味着各国金融主权的丧失——正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指出的：全球化、民主和主权国家，三者只能得其二。近年来一些美国政客提出，由于其制度和国力优势，资本不太愿意逃离美国，因此对华尔街征收重税是可行之举。但在向来反感政府干预的美国，这种主张何时能成为主流，尚未可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低收入群体对于民主运动不甚感冒，成了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相比于代议制民主，反而是铁腕治国的独裁者更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反腐虽然不能提供经济上的好处，至少能给人心理上的快感。民主派对中共声嘶力竭的谴责，又怎有蛇斋饼粽来得实惠？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认为，道德是一种正常品（normal good），其需求随着收入而上涨，自由亦然。对于食不果腹的那部分人来说，中产阶级所追求的价值，跟镜花水月并无分别。不平等的日益加剧，让中产和底层形成“交叠共识”的过程愈发艰难。对于香港这一“资本主义精神”的化身来说，太平山豪宅和逼仄笼屋之间的强烈反差，乃是一切民主运动不得不背负的原罪。

此次反修例运动，孰敌孰友，尚未有明确的证据。但笔者跟理工大学黄鹤回教授先前合作的研究发现，伞运之后，近距离经历了占领的民众，在16年立法会选举中纷纷转投建制。若将选民按人口变量分组，可以看到伞后新兴的本土派吸引了不少建制青年的选票，但原本收入较低的泛民支持者则大批改换阵营。总体而言，民主派的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今次运动的主要反对者，香港警察，其成员也多来自低收入、低学历阶层。当然，以马杜罗之倒行逆施，尚不能在委内瑞拉点燃燎原之火，我们又怎能对香港出租车司机过于苛责？

但是至少，想要有所改变的香港年轻一代，必须对现状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而非满足于两百万人上街的既有成就。毕竟，五百万“沉默的大多数”，才是真正要去争取和说服的对象。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的抗议者已经有意避免了长期占领的抗争形式，以降低运动给普通市民带来的成本。但除去降低成本，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在民主运动中的收益，则是更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舍沃斯基在书中提及，第一波民主化时期的欧洲运动家，主打的口号并非再分配，而是废除贵族特权，提升社会流动性。而近年来较为成功的社运组织，玻利维亚的执政党MAS，其发家之道则是以反资反帝的左翼纲领统合山区农民和城市工人（Anria, 2018）。

这里并不是说，香港的抗议者可以复制上述策略，而是说在传统的拥共-反共之外，应当试图去利用更加多维的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在劳工、女权、环保，乃至动物保护方面做做文章，同时跟市民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笔者在与香港反对派人士的交流之中，发现不少年轻人亦有类似想法，甚至有了初步的行动。只是突如其来的反修例风波，打乱了一切既定部署。仓促应战的一代人，陡然被抛向了时代巨轮的中心。这其后的发展，就不是学者所能够预料的了。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2000): 1167-1199.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2001): 938-963.

Anria, Santiago. When movements become parties: The Bolivian MA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eissinger, Mark R. "The semblanc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alitions in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3 (2013): 574-592.

Meltzer, Allan H., and Scott F. Rich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1981): 914-927.

Przeworski, Adam.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ment . Vol. 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Rodrik, Dani.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Shleifer, Andrei. "Does competition destroy ethical behavio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2004): 414-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