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场·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一季得奖作品，「在场奖学金」由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第二季已开始报名，将于7月11日截止。报名官网：mattersonsite.com

「贝鲁特一直以来是用人民的灵魂酿造的红酒是用人们的汗水制成的面包与茉莉那为什么现在味道尝起来，像火炬和烟硝？
致贝鲁特，用灰烬堆叠而成的荣耀致贝鲁特，用她怀里儿子的鲜血制成」
《致贝鲁特Li Beirut》—— 菲鲁兹（Fairuz）

三月底从伦敦抵达黎巴嫩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入境处的照明比我预期中的还亮，空调也运作正常，难以想像20个月前的大爆炸，如何将机场震得满地碎玻璃与天花板塑胶块。

提取行李的运输带旁，中东航空公司派数位专门协助搬运行李的人员，在输送带旁协助说着阿拉伯语的旅客，在推车上叠起一个又一个厚重的行李箱，4到5个24吋行李箱是基本，还有乘客堆着大大小小总共8个。曾看过报导提起所谓的「行李箱经济」，眼前的一卡一卡皮箱，是现实生活里黎巴嫩人面临经济危机和医疗资源短缺下的结果——人们必须靠自己透过人脉网络与境外资源建立起供应链。

54岁的计程车司机哈比（Habbi）在机场外和我斯文有礼的挥着手，欢迎我抵达贝鲁特。第一次吗？他边开着车边问。喔不，2019年五六月来过一次。我说。

你会发现那时和现在，很不一样。

54岁的计程车司机哈比（Habbi）和我说，在1997年到2019年上半年，一美金还是绑定约1,500黎币，他的修车库一天可以赚进100美金，足够让他缴房贷，养家庭，供两个20出头的儿子女儿上大学，有时还可以搭20分钟的飞机到赛普勒斯度假。

直到2019年，由于公共债务不断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陷入金融危机，黎巴嫩磅贬值超过90%，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财政情况雪上加霜。出发前我下载了里拉汇率即时更新软体（Lira Exchange），每3到4小时，就浮动一次，今年一月时最高飙到一美金3万黎币，在计程车上，记录下收到的通知分别是2,5400、2,1500 和2,3500。但黎巴嫩的最低薪资仍旧维持在每月675,000黎币，以抵达当日的黑市汇率计算，最低薪资从450美金，掉到剩下不到30美金。这不止导致黎巴嫩银行财政的崩塌，也导致严重的能源、粮食和药品的短缺。

「这一切要我们怎么活？」计程车司机哈比没办法掩藏这两三年来他的挣扎，他现在一个月大约只赚得了40到50美金（约100万黎币），因此下午4点下班，紧接着开计程车来维生，有时到凌晨1 点才得以休息。 「当时谁会知道，2019年竟是黄金年代。」

和2019年6月时造访的贝鲁特相比，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个城市变暗了。晚上7点多几乎没有路灯亮着，高楼大厦与楼房没有几盏灯是醒着，仍经营的店铺靠着私人发电机供电，或是仅依赖电池通电的灯泡继续生意。

抵达贝鲁特朋友的住处，用着手电筒走上楼梯，电梯因为停电无法使用。朋友要我抄下这些数字，10到11，13到15，18:30到23:00…… 是这栋公寓发电机的供电时间，公共电网基本上在2021年，因国家电力公司（EDL) 在燃料进口短缺的压力下，关掉了两处主要发电厂，让全国电力从原本半瘫痪到完全瘫痪的状态，本来每日供电5到6小时，到一天平均不到2小时，有些地区甚至完全没有电力。居民抱着有电是侥幸，没电是人生的心态。

晚上11点，不出所料，卡！贝鲁特友人家的发电机准时跳闸。 「欢迎来到黎巴嫩！」友人欢呼，下一秒就反射性地打开备用灯管，拎着毛毯，在昏暗黄光下照样在客厅喝着玛黛茶聊天。上一秒他们还在称赞中国制的直立小型低耗能电暖炉，如何因应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供电处境，将四面的发热管从三支减为两支，降低耗电瓦数，暖炉顶部还可以放咖啡壶保温。

即使公共电网瘫痪，在市中心的酒吧和夜店仍靠着私人发电机，让年轻人狂欢到深夜。跟着一群叙利亚朋友拜访位在贝鲁特西北角哈姆拉区(Hamra) 的地下酒吧，挤满了上百位20岁上下的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一些外国人。阿拉伯流行舞曲一首接着一首，灯光由黄转为紫红，再从紫红转为正红，人们摆动，酒杯交错，他们的眼神、搔首和触碰，都像是百分之百拥抱当下的亢奋、欣喜和自由。让我想起《导演先生的完美假期(It must be heaven) 》中的最后一幕—— 巴勒斯坦籍导演伊利亚苏莱曼坐在海法（Heifa) 的一间酒吧里，无声地凝视着舞厅里的霓虹和紧贴乱舞的年轻男女。在不知明天是否将会糟中更糟的生活里，人们今夜有酒今夜醉。

贝鲁特大爆炸遗留的火种

黎巴嫩最具代表性的歌手菲鲁兹（Fairuz）在1975到1990黎巴嫩内战期间，写下《致贝鲁特》这首歌给她的城市。 4月4日，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后第20个月的4日，这首歌再次播放在受难者家庭的抗议队伍之中。当天下午4时，受难者家属与倡议者聚集在市中心用广告写字版搭起的数百公尺受害者纪念墙贴上一张张新的高约两公尺的亲人素描肖像，或是修补被风吹雨淋毁损的海报纸。

街角另一头，是一辆辆的装甲车和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在附近警戒。

49岁的贝卡（Hiem Bekai ）站在儿子的素描像前，一手抚摸着海报，一手捧着儿子的遗照频频拭泪。照片上是一位阳光的男孩，穿着牛仔衬衫，带着灿烂的笑容。 2020年8月4日——事发那天的傍晚——贝卡唯一的儿子卡丹（Ahmad Kaadan），刚巧开车经过靠近港口的杰美札区（Gemmayze）。那里是贝鲁特的夜生活中心，许多年轻人下班后聚会小酌的场所。没想到两声巨响杀死了他的儿子，享年29岁。

罹难者家属拿着家人的肖像出发，行经一栋一栋受难者曾经的住所，有些已修复，有些仍可见被摧残的痕迹，他们停在一栋挂着15岁男孩遗照的民宅前，挥舞着雪松旗。游行队伍继续前行，其中一位律师，他的亲人也在爆炸中离开，他用着大声公，对着灾后翻修好的法国建筑大喊，「楼盖好了，但正义去哪了？」一旁其他的家属，忍不住在队伍里哽咽哭泣。

一路走到事发的港口，直望2020年骇人的爆炸现场——已被夷为平地的12号仓库，和前方仍旧焦黑皱烂的黎巴嫩国家储备粮仓。 2750吨的工业用爆炸原料硝酸铵，就是在这里被点燃。家属在6时7分，爆炸发生的时间，点燃蜡烛，为死去的灵魂哀悼。

纳格尔（Paul Naggear）捧着3岁女孩的插画图像，戴着卡其色布口罩站在抗争中的一角，他的3岁女儿亚历山德拉（Alenxandra），是受害者中年纪最小的之一。纳格尔说：「这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首都，我们的生命被轰炸、被夺走，我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这场战斗。」

紧抱着儿子遗照的贝卡也说：「我们上街是要铲除『这群人』、换掉『这群人』。」

贝卡口中的这群人，和许多年轻人口中的「sulta سلطة」是同一群人──阿拉伯语的掌权者，指长期利用宗派政治体系掌握权力的传统大党政客，包括领导基督教自由爱国运动党（Free Patriotic Movement） 的黎巴嫩总统奥恩（Michel Aoun） 、在位30年的国家议会发言人兼阿迈勒运动主席贝里（Nabih Berri） 、 2019年公民抗争后下台却仍掌控地方势力的时任总理萨德・哈里里（Saad Hariri） 、大爆炸后引咎辞职的时任总理迪亚布（Hassan Diab） ，还有大爆炸后新上任总理、同时也是黎巴嫩亿万富豪与电信大亨的米卡提（Najib Mikati） ，以及由伊朗支持、拥有自己军事组织的什叶派真主党。

被彻底摧毁至少5次的城市

2020年8月4日傍晚，22岁的消防员查贝尔．哈地（Charbel Hatti），接到贝鲁特港口报案仓库失火了。当时，与哈地一起值班的还有他26岁的堂哥纳吉（Najib Hatti）和37岁的姊夫查贝尔．卡拉姆（Charbel Karam），他们迅速组成10人小队赶往港区起火点。

起初，他们还不清楚仓库内放了什么，只觉火势不对劲。火势很快的蔓延，最终点燃堆在12号仓库里搁置6年之久的2750吨工业炸药原料硝酸铵，短短几十秒内，两次的爆炸声响，瞬间摧毁了港口的大部分地区，空中窜起巨大骇人的红色烟雾蘑菇云，酿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为非核爆炸之一。

贝鲁特大片地区被摧毁，建筑物倒塌，数十人被当场活埋在瓦砾堆中，至少218人死亡——包括卡拉姆、纳吉和查贝尔哈蒂在内(根据当地独立媒体《The Public Source》调查，因大爆炸死亡人数已超过250位)。另外7000多人受轻重伤，其中至少150人严重伤残。爆炸使贝鲁特一半的医院和医疗中心停止运作，10多座教堂、100多间公私立学校、数百间咖啡厅、餐厅和酒吧，数千栋建筑和77,000间公寓被彻底摧毁或大面积破坏。在200公里外的赛普勒斯的居民甚至都能感受到震动波。

前方筒状的黎巴嫩国家储备粮仓，原本储存15万吨的谷物化为灰烬，是黎巴嫩全国3个月以上的粮食储量。世界银行估算，此次爆炸造成最高46亿美元的物质损失，这对经济正在崩溃的黎巴嫩社会，是又一计坠崖式的毁灭性打击。

「我们花了整整17天到港口、医院各地寻找他们的尸块和残肢，」今年22岁的安东内菈（Antonella Hatti ）在4月4日的纪念抗争现场，拿着三位亲人的照片气愤地说。这场爆炸带走了东贝鲁特消防队里10名消防员和其他的紧急救援人员，三位消防员所在的办公室，也被炸毁的只剩下建筑主体和裸露的钢筋。

「我们家里一下失去了三个男人，他们的离开是因为掌权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20个月的调查，2名法官，仍未能替200多位罹难者找回真相

爆炸发生2天后，黎巴嫩总统奥恩就公开承诺「将迅速追究贝鲁特大爆炸的真相」。但20个月过去，什么结果都没有──没有案发真相、没有程序检讨、没有任何涉事的高层官员承担政治或法律责任──政府当初的究责承诺，再一次成为自欺欺人的谎言。

政府怠忽导致的世纪灾难，从2013年的11月开始。一艘悬挂着摩尔多瓦旗、由俄罗斯商人租赁的老货船Rhosus号，载着引爆这场灾难的2,750吨工业用硝酸铵，从乔治亚的黑海港口出发，预计前往东非的莫三比克。出发之后，船东要求70岁退役的俄罗斯船长把船开到贝鲁特港口──因为船东没钱支付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只能让船长在贝鲁特港装载额外货物来赚取现金。但靠港后不久，Rhosus号就因未支付港口停靠费遭黎巴嫩政府扣押。

为了自救，船长卖掉船上的燃料，并用赚的钱聘请了一个法律团队，根据律师事务所的声明指出，当时就已警告黎巴嫩当局，这艘船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或有爆炸的危险。但这批致命的货物却没有被妥善处理，而是被转移到港口的12号仓库置放，无任何保护措施。

在2014到2017年，海关署共6次致函给地方法院，要求尽快处理这批硝酸铵，却是水落石沉──根据NGO 人权观察调查的官方文件与证据，包括奥恩、时任总理迪亚布、国家安全总干事、前陆军司令、时任内政部长、前财政部长和前公共工程交通部长等黎巴嫩高层领导人们，皆被告知硝酸铵带来的风险，却无动于衷。

官员忽略无数次的公安警告，6年后的2020年8月4日，成了灾难的现实。

黎巴嫩的宗派政治体系长期瘫痪国家政治的运作，也时常凌驾于司法单位的独立，在日后的调查也不例外。第一位负责调查大爆炸的法官萨万（Fadi Sawan）在要求调查涉案官员后，真主党在国会的同盟，庇护这些涉案官员，甚至向法院申诉，要求免除他的职位。萨万在2021年初遭到开除，调查也因而推延。

2021年10月14日，真主党号召支持者上街，要求换下第二位负责的法官比塔尔（Tarek Bitar），在贝鲁特的街区爆发冲突，导致至少6名什叶派民众遭到枪杀、32人受伤。爆炸的调查，再度停摆。

整整20个月后，依然没有任何涉事的高层政府官员为这场灾难负责。对许多黎巴嫩人，这个故事不过是统治阶层长期贪腐失能的另一个证明，也是2019年公民抗争里人民反对的核心。

自己国家自己救

今年26岁的达尔维（Ibrahim Darwish），是协助灾区重建组织「给予之乐」（Offre Joie）的土木工程师，他来自北部大城的黎波里（Tripoli） ，爆炸发生后，知道他的专业能够帮上忙，从爆炸第一周开始，都在这里工作。 4月初的周三一早，他带我走过大爆炸20个月后，组织最后一个重建还未完工的社区卡兰迪娜（Karantina）。

卡兰迪娜社区是受大爆炸影响最严重、也是贝鲁特最贫穷的区域之一，不同族裔的人在这生活，其中也包括一个巴勒斯坦难民棚户区。 「99%的民宅都已修复完毕，一个教堂的圆顶也完工，还有3到4处的历史保留建筑正在进行，接着是店铺、街道园景……。」达尔维介绍着即将完工的重建计画。在大爆炸发生后，数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自发性地加入他们的重建工作，前两个月志工都在清理数十万吨的碎石砾，接着他们在断垣残壁的建筑体上标上数字，一位建筑师带一组志工团队，从清扫瓦砾堆开始，一间公寓接着一间耐心重建。

「我每天都在这里，住在这里。」达尔维说，初期还没有所谓的办公室，志愿者员工需要轮流睡在没有门的仓库里。 20个月内，他们克服国家电力的瘫痪，经济的重创还有疫情的肆虐，在三个重点受灾社区，一共重建了52栋民宅，39个商铺，7个文化遗产建筑，贝鲁特消防局还有让350个家庭顺利回到自己的家。

给予之乐是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成立。一开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协助战后的儿童安置和家园重建。没料到30年后，他们参与重建的城市再次被夷为瓦砾。

事实上，自1943年黎巴嫩独立以来，贝鲁特已被至少摧毁了5次。第一次，是1975年基督教长枪党和巴勒斯坦民兵在哈姆拉街区的楼顶展开枪战，爆发长达15年的内战。第二次是1978年，叙利亚军队对以基督教派居民为主的东贝鲁特，展开「百日围攻」，夷平大部分法国统治时期建造的公共建筑和民宅。第三次，是1982年，以色列军队包围以伊斯兰什叶教派为主的西贝鲁特，摧毁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区，举世惊骇的夏蒂拉大屠杀（Shatila ） 就是其一。第四次，是2006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为期34天的军事冲突，全国超过1200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贝鲁特西南部区域也遭以色列空袭摧毁。

人们不断在灾难中重建，找回城市的灵魂与光彩。但统治阶层的失能与贪腐，让2020年的大爆炸，第五次摧毁贝鲁特。

大学毕业不久，达尔维就主导了城市里意义重大的建设计画。 「即使这一切非常困难，但发生的事已经发生，这些是我们人民做得到的改变。我希望可以让以后来到卡兰迪娜的人们，可以记得这个社区的颜色，感受到这里的独一无二。」达维尔说。

「政府要是真的在乎（人民），那2750公吨的硝酸铵就不会置放在那里6年的时间！」协助志工招募的纳萨尔（Nady Nassar）就没有那么乐观。 27岁的纳萨尔，毕业于城市景观系，也是灾后初期就投入重建工作。他在小吃店边吃着Zattar起司烤饼，一边和我表达着他对调查进度和统治精英的愤慨：「我们尽力做我们能做的，但那远远不够——到真相到来以前都不会够。」

在整修完毕的东贝鲁特消防局，高挂着一张张殉职消防员的照片，这是悼念、也是提醒。其中三张，就是安东内拉·哈蒂她的三位消防员家人——哥哥、堂哥和姐夫。

带我们参观的年轻消防员说：那天，他值班结束去健身房一趟，听到爆炸声赶回来后，出去的同事们已全被埋在瓦砾堆下。剩下的队员在港口四处寻找尸体、验尸块、找回同伴，唯一的一位女性消防员，剩下一只还套着迷彩服的腿，以及黑乌秀长的头发。

走在「给予之乐」已经协助完成所有重建的社区米哈伊尔（Mar Mikhael） ，一位穿着红色polo衫的中年大叔朝我说：「爆炸发生当下，我们社区死了7人，我也全身是血。」即使肉眼可以看见重新搭起的建筑，居民试着回到日常继续生活，但公寓前的十字架纪念碑，阳台上飘扬着的雪松旗，墙上「我们不会忘记」的标语，都在提醒着爆炸对人们带来的巨大创伤。

黎巴嫩位在阿拉伯世界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东的交叉口，贝鲁特更有中东巴黎之称，有着说着三种语言的专业人才、顶尖一流的时尚设计产业，喧闹迷人的夜生活，还有被誉为阿拉伯世界最自由的思想空气。

但自内战以来，黎巴嫩没有24小时供应的电力，没有政府提供的大众交通工具，没有统一处理垃圾的系统（导致街上时常弥漫一股食物酸臭味）——人们戏称此为「黎巴嫩三大特产」，嘲讽长期失能怠职的政府。

黎巴嫩始终无法结束的政治内耗与政府失能，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良」。

1943年黎巴嫩自法国独立后，当时所立下的《民族宪章》奠定了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制度，也是国家分化的基础。其中规定，新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需分别由基督马龙教派、穆斯林逊尼派和穆斯林什叶派担任，议会席次也以「基督徒6：穆斯林5」的比例固定分配——表面上看似公平，却使黎巴嫩各派因权力分配严重分歧，武装冲突不断。 1948年第一次以阿战争开打，数十万失去故乡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各宗派的人口平衡因此剧变。 1975年，黎巴嫩基督教的长枪党民兵与巴勒斯坦游击队爆发冲突，随即升级为长达15年的内战、超过100万难民逃往海外。而结束内战的《塔伊夫和平协议》虽然把提升国会的穆斯林席次提升至与基督徒对等的1：1，但却无力进一步化解黎巴嫩教派政治的沉屙。

无力改变政治，就只能无奈改自己。在黎巴嫩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中产阶级找方法让自身处在例外状态，例如聘雇私人司机和倒垃圾专员，或是拥有私人发电机、每月缴两份电费单，默许政府失职30年。

但在2019年秋天，政府计画对汽油、烟草，甚至是使用社交软体WhatsApp征税的计划，成为压垮人民的最后一根稻草，积年累月的压抑与不满，在10月17日，引爆了国家30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跨宗教教派的公民抗争。

几十万人上街头，要求包括总统、总理和议会议长在内的所有掌权阶层全面下台。示威者举着抗议标语，挥舞着雪松旗，喊着革命的口号。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从小到大生活在以宗教教派来切分权力的国家，那是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个字：团结。

「这场抗争让我与街头连结，与黎巴嫩各地的人和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连结在一起，」25岁的甘杜尔（Hussein Ghandour）在贝鲁特的一个人民自造的公园里告诉我。

个性随兴、不拘小节的甘杜尔，大学念完生物学后，加入气候与环境倡议的行列。 2019抗争爆发时，他把街头当作家，与抗争伙伴搭起帐篷占领街头，两个月生活在参杂着催泪弹、汗水和燃烧轮胎的橡胶气味中，数次被警察或是反抗争者的殴打，他们的帐篷被警察用火烧毁一次，被反对抗议者毁了数次，「即便如此，我不想要错过任何参与这场行动的机会。」

噩梦的开始

「但从那（2019年黎巴嫩反贪腐抗争）之后，所有事情却变得更糟。」今年30岁的凯瑟万（Mariam Kesserwan） ，打扮时髦俐落，耳上挂着明显的银圈耳环，带着磁性低沉的嗓音，是一位活跃的社会运动家，也是有上万人追踪的社群帐号「黎巴嫩起义」（Lebanese Uprising）创始人。

凯瑟万以公民记者的方式，更新最新抗争资讯和街头访问，批评怠职的官员。她更参考香港的抗争指南，善用线上匿名协作，挖出大部分政客、官员、法官的住家和出入场所，并号召数十位示威者前往现场抗议，要他们立即下台或做出改变；其中一位国会议员甚至被激怒，隔日公开表示，谁敢再出现在他家门外，「一律从（家中的）窗户开枪扫射」。

「局势变得更加邪恶、更加混乱，银行体系的崩坏，电力系统的瘫痪，我们没有司法系统，取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资源。我们掉进了更黑暗的深渊。」凯瑟万一边抽着烟，一边激动地说：她发现革命场上起初近乌托邦式的希望，不久便陷入人们熟悉不过的分裂局面——党团、教派、企业甚至是非政府组织互利结盟，团结像是昙花一现。

为时数月的2019革命，虽在两周内成功拉下前总理萨德．哈里里（Saad Hariri）与几位官员，却不足以推倒整个国家的政治菁英，换来的是一场惩罚性的经济危机。

短短两年内，全国75%的人口被推入贫穷线以下。我在黎巴嫩遇到曾经是酒吧的调酒师，他说因为薪水只剩下60美元，决定辞职；学校校长说，他的薪水从原本的1,700美元掉到剩下100美元；全国第一大公立高校黎巴嫩大学（Lebanese University, LU）的教授已连续罢工数月；大批的医师、护理师、药剂师离开黎巴嫩。

原本住在贝鲁特的叙利亚青年说因为长期失业返回叙利亚；住在棚户区的叙利亚妈妈买不起糖和食用油；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妇女，决定让儿子偷渡到土耳其找工作；待在黎巴嫩8年的菲律宾家政妇说，情况甚至比生活在她菲律宾的家乡还糟。

「我才不会去投票，这对我来说根本是个浪费，光是油钱就要花我130万（官方绑定汇率为856美元，黑市汇率约50美元），然后去投一个什么也改变不了的票？」一位24岁的咖啡研究师艾里亚斯（Elias)，被问到5月的大选是否有期待时，第一个的反应是计算花多少燃料费。

「很多人离开了这场抗争，很多人，这一切糟透了。这都是一连串的，一个接着一个。」

凯瑟万气愤地这么对我说。 「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当下的她，坐在东贝鲁特的露天咖啡厅，先是生气再转而掉下眼泪：「我觉得很后悔⋯⋯。」

当天稍晚，她随后传讯息来说，自己当天有点情绪化，她不是真的后悔，而是失望。凯瑟万说，她将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献给了前线，结果却远不如她的预期。她认为她的一位社运圈伙伴因为参与抗争「被自杀」，其他真正想要改变的同辈一一离开黎巴嫩。许多家庭烦恼着下一餐在哪里，根本很困难持续参与政治，她也坦承自己若没有父母经济上的支持，不可能撑到现在。

采访当天，疲惫写在她艳丽的妆容底下。她觉得所做的一切，在国家深根的教派主义（sectarism）和恩庇侍从主义（clienteism）之下，似乎都微不足道。

后记：2022选举的惊奇

许多像凯瑟万的年轻人在2019年慷慨上街，后来发现人民的团结撼动不了统治精英，换来的是一连串的灾难，还有一场末日般地大爆炸。人们陷入更大的无助和疲倦感，曾经义愤填膺的人消失在街头，数十万黎巴嫩人随移民潮黯然离开。但5月的国会选举，让一些年轻人相信，改变还是有可能。

5月15日，公民抗争、大爆炸和经济危机后的第一场国会选举在一场混乱中展开。投票所附近不同支持者爆发推挤和冲突，前总理哈里里的支持者在路中央放置超大型充气游泳池阻止人们去投票；因为断电，开票所里的计票员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数票。即便如此，大选的结果仍出乎大家的预期，年轻人们热血沸腾，在街上大声放着音乐庆祝不容小觑的一点胜利。

这次大选，在128个国会席次中，共有16名独立候选人当选，2018年时只拿下1位。其中包括「给予之乐」共同创始人哈拉夫（Melhem Khalaf），当选贝鲁特第二选区国会议员，以及33岁保护抗争者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Protesters）律师哈姆丹（Firas Hamdan）──在2020街头抗争中，一枚金属弹刺穿哈姆丹的心脏，险些夺了他的性命──这次拿下以真主党和其联盟长期掌控的南部选区的其一席次。

最大的突破，是长达30年拥有国会多数的真主党输了选举，16位独立候选人有望影响组阁主动权。

「真的是远远超乎我的想像，太让人振奋了！」贝鲁特大爆炸罹难者家属纳格尔在讯息中说。纳格尔为了在大爆炸牺牲的3岁女儿，开始投入政治，奔波于独立候选人的助选。许多的黎巴嫩受访者也表示，这次选举结果意料之外的好，往前不小的一步。

传统党派势力仍然强大，像是其中两名被指控与2020年贝鲁特港口爆炸有关的官员也同时当选，在位长达30年的国会议长、真主党的同盟阿迈勒运动主席贝里（Nabih Barri），选举两周后仍不意外地宣布第七次连任，都可能让大爆炸的调查持续停滞。但这次选举，似乎给了这3年来挫败的青年一剂强心针，原来有些看似难以撼动的，也不是真的那般坚不可摧。

5月15日，公民抗争、大爆炸和经济危机后的第一场议会选举在一场混乱中展开，投票所附近不同支持者爆发推挤和冲突，前总理哈里里的支持者在路中央放置超大型充气游泳池阻止人们去投票，开票所里的计票员，因为断电用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数票。即便如此，大选的结果仍出乎大家的预期，年轻人们热血沸腾，在街上大声放着音乐庆祝不容小觑的一点胜利。

漫漫民主路：夺回国家的自主权、寻找共同的政治认同

黎巴嫩的政治评论家与工作者穆罕默德（Mohamad）是其中一位从黎巴嫩离开，又再回来的。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穆罕默德，参与2019年的公民抗争后，在家乡面临一连串的社运与危机后离开黎巴嫩。他知道他有选择可以在回来与出走之间徘徊。在许多家庭担心温饱和丢失工作之际，他能坐在文艺聚集地哈姆拉（Hamra）社区里的咖啡厅侃侃而谈。

「是一种愧疚感，我还没遇到任何离开国家的人感到开心的。」穆罕默德说。

今年他回家投票，并参与公民抗争后成立的跨党派政治团体「贝鲁特反抗」（Beirut Tuqawem），帮新兴的独立候选人助选。 「贝鲁特反抗」成员许多来自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学生政治性社团，穆罕默德也曾是一员，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校园谈论打破宗派政治的可能。他们在贝鲁特的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派的各区扫街，甚至在选前宣传时被传统党派的支持者攻击。

「不论我们属于哪个教派，我们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派邻居同样损失了所有在银行的积蓄，我们知道他们没办法负担得起电力，没办法给孩子好的未来。」穆罕默德的父母一位来自逊尼派、一位来自什叶派，戏称自己出生就是「混种」，他认为这场选举非常重要，即使不可能一下换下所有当权者，但却是一个机会，让更多跨党派的人一起合作。

「现在的反对派，仍没有一个集体的政见，仍然分歧。但此时此刻，这还没有关系，我们正在寻找我们共同的政治认同。」

穆罕默德认为改变不可能一步到位，黎巴嫩用了15年逐出以色列驻军，30年逐出叙利亚军队，这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没有任何我们渴望发生的事情会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到你身边，没有任何人会给你一个国家，你必须自己去争取。」

**过去的黎巴嫩，主导国内冲突的因素，都和境外政治势力像是叙利亚、以色列、伊朗等有关，而今日的黎巴嫩，是公民主动要夺回国家的自主权，解决自己的问题。 **在黎巴嫩街头与高速公路上的竞选海报口号，像是「我们必须要团结」、「贝鲁特需要（一颗）心脏」、「我们的沉默，会换来再一次的大爆炸」，都反映了从1943年就法理独立的黎巴嫩，人民开始想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凯瑟万表示，黎巴嫩这样的小国，数十年来做不成自己，但2019年抗争之后，还是看到了一些改变，包括公民素质的培养。 「我们至少，至少开始会质疑、会要求政府公开透明，要求政府负起责任。我们试着在做的是靠我们人民自己，提升意识，来监督掌权的人。」她也说，黎巴嫩的认同正在形成。

「很多人觉得黎巴嫩的多元是个问题，我觉得恰恰相反，多元就是我们的认同。」

本文特别感谢刘怡老师、Rita Kabalan和Ana Maria Luca对此篇报导的协助。

此作品获第一季「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资助」，严禁未经授权之转载、复制、改作及衍生创作，引用请加注连结与注明作者与出处，授权相关事宜请洽yingyu.alicia.chen@gmail.com

作品同时刊登于《报导者》 ，感谢责任编辑／张镇宏、张诗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