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不幸遇難彭德懷是有一定責任的看劉少奇、鄧小平如何整彭德懷彭德懷的錯誤與毛澤東的豁達

电视剧《红色摇篮》记录了这样一段历史。1932年春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正式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临时中央的再三敦促下部署攻打赣州。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多数同志意见相左，发生激烈争论。周恩来夜访朱德，朱德谈及自己对毛泽东多年相处的了解，提醒周恩来应该重视毛泽东的意见。

据史载，周恩来离上海之前，博古交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南昌，这是因为临时中央这时已经有了“迁都”于赣闽苏区的想法。弄个大城市再进驻党中央，不光显得气派，对指挥全国革命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也是一个示范。初来乍到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的指示，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周恩来不便当即表态，随后致电临时中央，陈述毛泽东的意见，结果临时中央回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并提出：如果不能打下南昌，必须在赣州、吉安、和抚州三个城市之间选择一个攻打。

正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有了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便立刻在瑞金召开中央局会议，但这时已不是讨论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讨论攻打哪个城市，柿子自然是捡软的捏，结果是赣州当选，当时在这三个城市中赣州最弱。

卸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根据自己历来的战略观点和用兵韬略，还是强烈反对，但反对无效。毛泽东作了最后的努力，提议苏区中央局：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不料，彭德怀一到会议室就表示：赣州可下！毛泽东顿时无语。随即中央局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攻打赣州。会后，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这样劝说他：“毛总政委反对攻打赣州，你却要唱对台戏”。彭回答说：“你是最了解毛泽东的这个人的，他是最有度量的。周恩来这次来到苏区与前几次来的特派员是不同的，我观察了他们，不管要绕多大的圈子，最终他们会走到一起的” 。言意之下，就是为了支持新来的中央局书记的工作，可以得罪大度的毛泽东，也可以不惜牺牲红军指战员的生命。这也可以说明彭德怀并不只是一个快言直语、耿直心肠的人，他也深谙为官之术。实际上，在前面攻打长沙以及多次的国民党的围剿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及主张下把红军从危难从解救出来的，红军的指战员特别是邓萍最有体会，也是最了解这一点的。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时,毛泽东朱德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各个击破的战略应对思想。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须由外线转回苏区，大多数的官兵思想都转不过弯来，此时由于敌特的离间计，又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的误会，因此三军团迟迟不能过赣江回到苏区。毛泽东带着一个警卫员亲自来到三军团找彭德怀督促回撤之事，刚进入三军团住地，就被邓萍卸枪软禁。后虽经彭德怀解破迷局，但这种用枪杆子对付最高领导，在红军中还是第一次的。在军情严重危急的情况下，不但违反军纪，而且是对中央红军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不敬。这件事，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责怪邓萍，而且事后还把邓萍看成了红军队伍中要将。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气势如虹。他的革命实践，不断磨炼出他坚如铁的意志，大似海的度量。他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攻打赣州的事件中，彭德怀日后自述：“赣州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彭德怀的这几句话是很有意思的：打下赣州要有两个前提，一是要有时间，二是要蒋介石不来增援。可那时间也好，增援也罢，能由你彭总做主么？国民政府能傻到在赣州被攻时，即不派援兵，又给予足够时间？所以彭德怀作为一个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经过血与火的磨砺，也没有能够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管怎样，赣州战幕还是拉开了，毛泽东被劝暂时靠边，躺下“养病”休息，彭德怀指挥三军团开向赣州！据说在开进的路上，有人放言：等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是谁说的一直没人自我认账，说这话的人肯定有相当地位，史书不提，大概是为尊者讳，估计也不是嘴快心直的老彭所为，1959年批彭时也没见人出来揭发。

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强攻赣州连连受挫，担任主攻的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苦战月余，不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开战不久，赣州城下就已经牺牲了三千多红军官兵的生命，而且此时腹背受敌，陷入敌重兵的包围。此时邓萍、黄克诚等彭的部属都从整个红军的安危出发力主撤退，彭德怀却为了面子宁可死战。彭德怀部队50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城外的国民党援敌罗卓英师部已经秘密进入城内，外围的国民党增援部队也形成对攻城部队的包围之势。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彭部有全军覆没之态。周恩来与朱德商议，派项英火速去请毛泽东“出山”。毛泽东临危受命，大胆地启用宁都暴动刚组建起来的红五军团，解了红三军团之危。红三军团经过赣州之战，已死伤过半，大伤元气。

攻打赣州，实际上是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至数省首先胜利的军事冒险主义的结果，也是已经搬到赣南苏区的临时中央着手于阵地战、堡垒战、街巷战的一次演习。但临时中央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否定了被朱德称之为“神仙指路”的由毛泽东在赣州之战后提出的外线作战计划，强令红军分三路攻打南昌等中心城市。在一次会上，毛泽东气愤地对周恩来等中央局的人说：“就是牛碰了壁，也会转回头。人走到了绝路还不知要回头！”这句话意味深长。从历史上看，大凡“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分子，窃取了中央领导权力后，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都是一走到底、死不回头的。对革命、对人民所造成直接损失，对他们来说，也是熟视无睹，还是认为没有“全心全意贯彻落实”他们的路线的结果。既使葬送了革命，也死不悔改。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取得，正是毛泽东思想同“左”的、右的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所以毛泽东思想不但过去是革命胜利的法保，也必将是今后指引革命胜利的法保！

“文化大革命”中，在彭德怀被专案组审查时，专案组提出了一个令彭德怀大吃一惊的问题。他们说:1950年11月在朝鲜前线牺牲的毛岸英不是美国飞机炸死的，而是彭德怀有意害死的。这个诬陷给彭德怀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刺激，使他又气愤又伤心，连续失眠，甚至发生了幻觉，1972年11月的一天，专案组又为毛岸英的问题提审彭德怀。据哨兵回忆:彭德怀回来的时候神智模糊，走错了地方。哨兵叫住他，领他回到屋里。他倒床时昏迷，扑通一下，头朝下磕在床板上。哨兵扶起他，他两眼含泪说:“我认不清你是谁了。”

是的，这个刺激对于彭德怀来说，确实太巨大了，他怎么能忘记呢?

1950年10月7日晚上，北京中南海的夜空，月明星稀，清幽寂静。毛泽东特地设家宴为即将赴东北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送行。

毛泽东没有专门的餐厅，宴会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客厅的“菊香书屋”内举行。由于江青因事外出，在场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彭德怀和毛岸英。

彭德怀早就知道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但见面是在1946年，那时毛岸英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延安学习时，彭德怀还表扬过毛岸英。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见过毛岸英了。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彭德怀一边大口吃着糖醋辣椒，一面关切地问。“北京机器总厂。”毛岸英恭恭敬敬地回答。“工人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应?”彭德怀三句话不离本行。毛岸英显得有些激动:“大家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坚决要求支援朝鲜人民。”

“不是‘发动’，是正义战争的召唤!难道你要去朝鲜是我动员的吗?”毛泽东微笑着纠正说。“主席，这……”彭德怀愕然停筷，盯着主席。毛泽东微笑不语，慈祥地望着爱子。“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毛岸英朗声笑道。“主席，这不是开玩笑吧?”彭德怀再次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主席。“岸英想跟你去打仗，要我批准，我没得这个权力哟!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毛泽东依然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彭叔叔，这不是开玩笑!我考虑好几天了。”毛岸英那张英俊的脸上，现出坚毅的神情。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事业嘛!”彭德怀试着劝说。“可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呢?现在，全中国的人民都行动起来了，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你们小两口商量好了吗?你可不能背着她噢!”彭德怀又找了一个劝说的借口。“刚才我已经向她辞行了。”毛岸英含糊其辞地说。

彭德怀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着:看来这父子俩早就商量好了，那就表态吧?可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心里清楚，打仗不是玩游戏。再说，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他怎能忍心让岸英再去朝鲜冒险呢?

“主席，我这个司令还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粗中有细的彭德怀含蓄地说。“彭叔叔，你就让我去嘛!”毛岸英有些急了，他搬出种种理由:上过苏联的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当过苏联红军坦克兵中尉，参加过苏德战争……

“德怀，你就收下他吧!”毛泽东满意地望了望儿子，又笑着对彭德怀说:“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啊!

彭德怀见事已至此，只得表态道:“那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岸英，你愿意吗?”毛岸英兴奋地欢呼起来:“一百个愿意!只要让我上前线，干什么都行。”“主席，让那些记者知道了，这可是头条新闻哟!”彭德怀话中有话地说。“还是不让记者知道的好。”毛泽东不无幽默地接着说:“要是传到杜鲁门的耳朵里，又要说我毛泽东好战啰!”

彭德怀领会了那言下之意；保密!

酒过数巡，毛泽东起身举杯，慨然说道:“这杯酒就为你们送行喽，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与彭德怀、毛岸英——碰杯。三人一饮而尽……

关于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的经过，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是这样回忆的:“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问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求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10月8日早晨，云雾低垂，空气潮湿，预示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上午7时，这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一辆又一辆轿车，送来了一批赋有特殊使命的神秘人物:彭德怀及其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高岗及其秘书华明；总参谋部作战参谋成普、机要参谋海欧，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几位身份不明的苏联同志。

10分钟后，飞机轰然作响，像一只巨大的铁鸟，射向灰色的天空。

机舱内一片沉默，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不知姓名。毛岸英与张养吾并肩而坐。张养吾是一位年已45岁的知识分子，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教育系，1938年毕业于抗大四期，解放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彭德怀的行政秘书。

起飞不久，坐在前排的一位苏联同志掉下一支钢笔，毛岸英拍拍苏联同志的肩膀，指着钢笔说:“格尔瓦斯!”

张养吾学过几句俄语，知道这“格尔瓦斯”就是俄语中的“钢笔”。他好生惊奇:这个同志年纪轻轻的，怎么懂得俄语呢?于是他就比较注意毛岸英的举动了。

沈阳北陵机场。暴雨还在“哗哗”地下个不停，下飞机都成问题，这一行人被迫在机翼下避雨。

张养吾指着毛岸英，悄悄问彭德怀:“那个小同志会讲俄语嘛，他是谁?”

彭德怀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关于“保密”的要求，也悄悄回答:“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叫毛岸英，原来在北京机器总厂当党总支副书记，今后你要多关心他，还要注意保密!”

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临的公馆，现为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毛岸英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嗅，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博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撂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妈妈?”“噢，就是江……江青。”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由于江青从中怂恿的结果，是江青的一个阴谋，其实这是一个无根据的猜疑。江青在50年代初并未像后来那样，达到坏事干绝的地步。尽管毛岸英与江青合不来，但江青也是想与毛岸英搞好关系的。而去朝鲜也完全是毛岸英自己的决定，毛泽东也是支持的。

毛岸英与张养吾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如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莱尔斯咽下一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没有伤到骨头?”“没有。”“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您想吃点什么吗?”“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您的名字、职务?”“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履历?”“……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支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绝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束，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员。

当天晚上，因三十八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张养吾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30多个小时。”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愿军总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宣布成立司令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属彭德怀领导，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彭总作战室”。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一个就是毛岸英。

张养吾虽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照旧不参加作战值班。

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养吾自从“阴差阳错”，跟随彭德怀入朝以来，深感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他缺乏起码的战斗经验，无法适应战时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怀“要求调一下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并决定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毛岸英听说张养吾即将回国，多次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将他保管的机要电报移交给毛岸英。交接完毕，两人竟相对无语。张养吾难过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沉思良久，正欲抬头，忽然看到毛岸英脚上绑着一只没有后跟的靴子。他想起来了:那是一个雪天，毛岸英脱下潮湿的靴子，放在火炉壁上，这只靴子的后跟被烤焦了。

张养吾默默地脱下自己的一双靴子，轻放在毛岸英脚前。“不。”“听话！”“给我写信。”

“写，还有任荣。”话到此处。又是沉默。

在过去的40天中，张养吾打心里眼里喜欢上了毛岸英，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长子，还因为他身上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满腔的报国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学习态度，突出的平民风格……

当然，在张养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因为经常工作或看书到深夜，所以有时早晨不能按时起床，因而不能按时就餐，按时防空。这也是张养吾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问题。

张养吾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防空，司令部叫天亮前进洞。大家吃了饭，岸英才起床漱口。我们等他吃早饭，饭还没吃完，敌机来了。我、任荣、毛岸英，还有任荣的一个警卫员，来不及进防空洞了，就藏在房内，四个人一人蹲一个角落，正襟危坐，静候轰炸。几十公尺外炸弹直炸，那个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山崩地裂啊!”任荣讲:“毛岸英同志啊，下次可要注意啊!”

有感于此，张养吾突然打破沉默，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岸英，我要走了，但有件事一直不大放心。”“你说吧。”毛岸英抬起头，坦诚地望着张养吾的跟睛。

“今后，夜里不要搞得太晚，早上要按时起床。”“嗯。”“早饭也要按时去吃，不要饿肚子。”“好的。”“特别是要注意按规定防空，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行，我记住了。”当晚，张养吾搭乘高岗的专车回国。行前，毛岸英将一个包袱交给张养吾:“这些多余的东西，你带给我妈妈。”“我一定带到。”张养吾使劲点头答应。

苍茫暮色中，两人握手道别。“岸英，多多保重!”“保重。别忘了写信!”

可是，当张养吾辗转到达西安，给毛岸英、任荣寄去充满思念的信时，毛岸英已不在人世了。

1950年11月24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这个异常现象，立即引起了志愿军首长的关注，他们当即研究了几条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洞。

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主任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山沟里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总作战室”两三百公尺，有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是总部首长的藏身之所。

25日上午，金灿灿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大矿洞里的人们已能相互看清对方的眉眼。此时，毛岸英饥肠辘辘地倚壁而坐，正在闷着头吸烟。他又睡过了时间，没赶上吃早饭。

昨夜对中国志愿军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夜。各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于黄昏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彭德怀调兵遣将，督促全军，忙了大半夜，毛岸英也跟着忙到后半夜才睡。如果是在10天前，毛岸英就不会迟起，更不会饿肚子。

他的两位邻居张养吾和任荣，可以督促他按时起床，等候他一起吃饭，可张养吾已经回国，任荣带工作组到东线九兵团去了。

毛岸英有了一位新邻居，他就是张养吾走后，刚从西北军区调来的高瑞欣。他比毛岸英小两三岁，睡得比毛岸英还香，要不是毛岸英叫他起床，他可能还在梦乡里欢度蜜月哩!

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老高了。往日这个时候，正是敌机活动猖獗之时，可今日反常，连飞机影子都没出现。“妈的，飞机怎么还不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飞行员放假了!”有人瞎估摸。

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撒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与高瑞欣回宿舍去喝水充饥，随后又立即返回洞内防空。

到了10点多钟，还未见敌机，毛岸英和高瑞欣忍不住了，就悄悄地离开矿洞，向“彭总作战室”走去……

大约11点钟左右，凄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正在值班的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和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就近隐蔽。少顷，从南方飞来4架轰炸机，飓风似的掠过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人们估计:“大概又是去轰炸鸭绿江大桥了!”于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战室。可是，狡猾的敌机悄然折转回头。其中的一架敌机俯冲着飞临“彭总作战室”上空，翅膀一抖，丢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就在这些汽油弹降落和爆炸的瞬间，2个人影从屋内冲了出来；最先是徐亩元，他安然无恙；成普慢了一步，被爆炸的气浪摔到山下，半边脸被烧脱了皮。“彭总作战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随着一串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木屋在烈火中燃烧、倒塌，眨眼间变成一片火海。毛岸英和高瑞欣来不及跑出，被葬身于火海之中。

埋葬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高瑞欣不幸牺牲。

中央军委在接到毛岸英牺牲的电报后，毛泽东正感冒，身体欠佳，又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周恩来把电报暂搁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暂时隐瞒着毛泽东，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电报送给毛泽东和江青看，并附一信安慰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毛泽东获此噩耗悲痛万分。

1951年2月21日，当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对主席说了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和处理情况。彭德怀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彭德怀说此话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志司的防空问题，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多次告诫彭德怀等注意。例如:当彭德怀入朝的第二天，毛泽东于21日4时给他和邓华的电报中，就提醒他们“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27日，又致电彭德怀，提出“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同上书，第169页。；28日又进一步指出:“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同上书，第173页。11月24日，就在毛岸英牺牲的头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同上书，第215页。但这些指示和告诫都被彭德怀忽视了。他本人要不是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急中生智，也早就命归黄泉了。从这一点上说，对于毛岸英的死，彭德怀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战争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巨大的残酷性，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点上说，彭德怀对于毛岸英的死又没有责任。然而，无论有责任也好，没有责任也好，毛岸英的死不能不对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极大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父亲。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毛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沉地回忆了毛岸英短暂的一生。

然而，毛泽东更是一代伟人，他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当彭德怀对毛岸英的死表示内疚时，毛泽东沉默了好久，轻轻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个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着泪花，他深知毛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把心血倾注在国家大事上。

毛岸英的牺牲对于彭德怀的打击，也是巨大的，他一生时时没有忘记这件事。始终感觉对不起毛主席，没有尽到责任。

当毛岸英牺牲的时候，彭德怀默默地陷入沉思，停了好半天，他才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呢?”毛岸英是彭总的秘书，俄文翻译，牺牲时，年仅28岁，是个很有才华、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死得太可惜了。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79页。

毛岸英壮烈牺牲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它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了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从毛岸英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不幸牺牲，仅仅50天时间。这50天，是他28年命运交响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强音，正如他墓志铭所言:“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中共自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到高岗事件之前只见过有"路线斗争"，没见过有"反党集团"。从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起才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个"新生事物"。以前的路线斗争都算政见之争，不曾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不曾见按敌我矛盾处理，而且只涉及代表人物，不牵连追随者。代表人物只要承认错误同意改正就能继续任职。"反党集团"则按敌我矛盾处理，沾上了就不得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一牵连一大串。

高岗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高岗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小平。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小平则告发了高岗。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都是中共北方局的老关系，谁敢说邓小平调中央不是刘少奇蓄意布的局？）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

高岗一事开了个先例：反对刘少奇个人就是"反党"，即便大政方针上没有分歧。而主持会议给高岗定性的人正是刘少奇本人。从此中共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一术语，开创了反对某个人就会变成敌我矛盾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仔细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

第二年，1953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

第三年，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四年，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五年，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第六年，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

第七年，1958年，邓小平任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刘伯承挨整，粟裕挨整。

第八年，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整。

注意这个时间关系：刘少奇、邓小平1956年主持一线工作之后，三年内四大野战军的四个军事指挥主官被整倒了三个，平均一年一个。除了林彪因病身免，凡当时在职"做事"的三个名将名帅一个也没跑掉。而所有这些军事指挥员的挨整全部都与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直接有关。算上1953年的高岗事件，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告发高岗的是邓小平--又与刘邓直接有关。高岗也是军事指挥员出身，与彭德怀关系密切。怎么邓小平进中央之前中央从来没那么多事，从来不曾有过"反党集团"？邓小平一进中央，立刻接二连三出事：1952年邓小平进中央，1953年告发高岗，1954年高岗倒台，1956年邓小平当总书记主持一线工作，1957年邓小平主持反右，1958年邓小平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整倒刘伯承、粟裕，1959年刘少奇整倒彭德怀--这是偶然的吗？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玩弄权术、整肃功臣。这种说法无论往好了想还是往坏了想都站不住脚。

往好了想：毛泽东自1956年"八大"起便退居二线，把刘少奇当作接班人培养使用，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一线工作。1961年毛泽东当面告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可见至少到1961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充分信任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威信。既然如此，那一切问题就都按"自己人"的内部问题处理，那么第一，毛泽东即便与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按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组织原则办事："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上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必须保持一致，不能公开暴露分歧。第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反映的情况，除非明显荒谬，身居二线、不直接接触每项具体事物的毛泽东没有理由无端怀疑--假如你是警察局长，你派出巡警巡逻，巡逻中巡警向你报告发现情况，只要报告的情况不是特别荒谬，你信是不信？第三，毛泽东历来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都要勇于斗争。如果自己充分信任的主管干部报告部下有错误观点错误倾向，要求开展这种思想斗争，只要给出的根据充分，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有什么理由反对？毛泽东只能在发现情况明显荒谬时予以干预--实际上毛泽东始终坚持把住了最后一道关：不得混淆敌我，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无论是粟裕、刘伯承还是彭德怀，毛泽东都没有逾越这条底线。（即便是对高岗，毛泽东也依然是这个态度--据《高饶事件始末》，毛泽东并没有打算把高岗一棍子打死，还想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1955年 3月31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讲话时说高岗的问题是"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并未说高岗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反党。）仅仅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些片言只句便说是毛泽东在玩权术整人，那第一是混淆是非：把思想上的是非之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故意歪曲成"整人"。第二是断章取义：毛泽东的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讲的？跟谁讲的？针对什么具体问题讲的？上下文是什么？是基于谁向毛泽东反映的什么样的情况讲的？不说清这些，谁知道毛泽东原话是针对什么性质的情况说的，适用于什么条件？谁知道毛泽东的本意是不是确实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回复某人做某事的要求"与"毛泽东要求做某事"不是一回事。邓小平不是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吗？如果不"完整地、准确地"交代清楚毛泽东说的某句话的实际背景和条件，仅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凭空抽象出毛泽东的某句话就下结论"毛泽东蓄意玩弄权术整人"纯属断章取义，纯属利用断章取义妖魔化毛泽东。第三是故意刁难：一面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一面又指责毛泽东为什么不当神，为什么不能一拍脑袋掐指一算就算出自己信任的主管干部关于某某某出了什么什么问题的汇报全是假的，为什么不能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汇报、坐在二线就对一线的一切未卜先知、洞察一切 --有这么无赖的逻辑吗？

实际上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不论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邓小平整那三个将帅与否都是"阴谋"：按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就是"毛泽东要整人"；否决，就是"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要存心妖魔化毛泽东，怎么着都能说歪了。

往坏了想：认定毛泽东是弄权术整人同样说不通：如果毛泽东弄权术整人，那目的只能是为了巩固个人权位。既然为了巩固个人权位，那部下越矛盾重重越好，越四分五裂越好--就象"蒋委员长"驭下，军统、中统、黄埔系、浙江人、政学系、CC、蓝衣社......制造的派系越多越好，矛盾越大越好，部下都成了《红楼梦》里贾探春说的"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自己才能坐收渔翁之利，才能巩固权位。如果毛泽东当真在玩弄权术，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利用彭德怀整倒刘伯承、粟裕，那岂不在消灭派系、让彭德怀一家独大吗？那岂不严重违背权术里"制造派系、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原则了吗？那对巩固自己的权位有什么好处？而且如果真的要整人、巩固军权，那干嘛要整粟裕？没整完元帅，哪轮得着大将？况且粟裕是毛泽东的警卫出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战功赫赫。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那粟裕才是最理想的亲信，利用粟裕制衡老帅才是最合权术逻辑的做法--有几个独裁者会放着"异己"元帅不碰却拿自己嫡系的"御前带刀侍卫"开刀。

（1）．是谁整彭德怀？

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根据如下：

第一，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又正受重用，没有理由反对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本看不出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提出的问题都是具体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负责具体贯彻执行的不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而是主持一线的刘少奇。

第二，对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一切问题必须负责的是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大跃进贯彻执行中的问题，真正戳到疼处的是刘少奇。

第三，历史上彭德怀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关系恶劣。高岗反刘少奇，彭德怀默许。说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满不合逻辑，说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满合乎逻辑。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崇高，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那么多高级将领，说对毛泽东都不敬不可能，但说对刘少奇都不敬则毫不奇怪。

第四，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第五，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见整彭德怀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而且" 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哪些"领导同志"？能向毛泽东"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能"许多人同彭德怀吵"的，除了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还能有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第六，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身为接班人却军中无人，自然有充足的欲望清除军内异己抓到兵权，有充分的利益需要整垮军内不买自己帐的头号人物彭德怀、清洗军中的反对派和不可靠分子。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 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这"许多同志"显然首先要数刘少奇：除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谁会在"毛泽东之后"对彭德怀"有恐慌感"、惟恐"难对付你"、"有此顾虑"？除了刘少奇，谁能让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出"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接班人都怕你，我死之后怎么办"之类话？

第七，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另外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这些话充分证明整彭德怀的是他：彭德怀"不算犯错误"还得倒台，可见"反对大跃进"、"右倾"等等根本不是彭德怀倒台的真正原因，只是借口。所谓毛泽东因彭德怀"右倾"、"反毛泽东"要整垮彭德坏之类"理由"也就不攻自破。真正整彭德怀的原因是刘少奇要算高岗的老帐。只有刘少奇最有充分的理由对反对自己的高岗耿耿于怀，对与高岗历史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怀恨在心。整垮彭德怀既符合刘少奇报复心理，又符合刘少奇清除异己掌握军队巩固权位的需要。所以刘少奇才会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相形之下所谓"毛泽东整彭德怀"的"理由"极其苍白无力，根本站不住脚。（1966年 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真正整彭德怀的是谁。）

刘少奇在这里突如其来就给彭德怀新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大帽子--庐山会议决议中没有、他私自强加给彭德怀的吓人的大帽子--整高岗时说高岗"里通外国"，整粟裕时说粟裕"里通外国"，整彭德怀时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时也没有说他"里通外国"，可见爱用"里通外国"这一罪名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毫无证据、舌头一翻就把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铁血军人说成"里通外国"，这不叫整人叫什么？这不叫玩弄权术叫什么？

（2）．谁整刘伯承？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8年11月6日登载的文章"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风波中的四大元帅"说："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意思是整刘伯承的是彭德怀。

第一，1956年8月25日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直到1956 年11月30日，彭德怀收到邓小平批转的第二封关于"教条主义"的信才开始动作。--如果彭德怀憋着劲要整刘伯承，收到第一封信就可以动手了，为什么彭德怀一开始毫无动作，直到邓小平插手？这里边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背景？

第二，当时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而不是彭德怀。--出了问题是现场总指挥的责任，还是具体执行人的责任？

第三，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而实际结果呢？"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尽管"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还不得不"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这是谁的责任？毛泽东明确指示"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为什么结果恰恰相反？"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是一句无头告示，回避了责任人--既然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说"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那如果是彭德怀强迫刘帅抱病检讨，则根本用不着隐瞒。不肯说责任人名字，自然是因为犯忌讳。但是文章煞费苦心藏着掖着不说又瞒得过谁？谁的"领导小组组长"谁的责任--"县官不如现管"，凭其"现管"的职权难道连保护刘伯承不必亲临现场检讨这样的事都做不了？

工作分歧产生矛盾是正常现象。夫妻都免不了拌嘴吵架。盲目学外国、搞教条主义确实有历史教训。如果说对此搞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人"，那就等于说夫妻之间不能吵嘴，否则就是要闹离婚。毛泽东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就是为了弄清是非，以利工作，本来就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把刘伯承打倒。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整人"，是挑拨离间；把彭德怀与其他将帅之间的工作分歧上纲上线火上加油，是挑拨离间；无限夸大这种工作分歧，罗织罪名向毛泽东诬告刘伯承、粟裕，更是挑拨离间--孙子兵法中的"反间"计。别忘了孙子兵法的结论："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毛泽东本来就没打算打倒刘伯承，邓小平所谓"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之说从何说起？如果真要保护，那为什么凭"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这个"现管"的实权连保护刘伯承免于抱病出席会议检查这样的实实在在的人身保护都不肯做？

第四，从文章的描述看，"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领导下的"反教条主义"跟"文化大革命"颇为相似："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如果去掉"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这个标题，说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也照样贴切。可见"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许多丑恶情况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创，早在8年前在邓小平这个"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反教条主义"时就已经"创造"出来了。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算在毛泽东头上。（也可以看出是谁一贯整人。）

第五，文章只描述彭德怀如何如何"过激"、如何如何"极端"，却没有说明彭德怀这些言行是工作分歧的结果，还是别人挑拨离间的结果--如果"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等顶头上司带头上纲上线、挑拨离间，那矛盾激化是谁的责任？

第六，彭徳怀疾恶如仇，做事认真，工作中不免得罪人。但彭德怀没有个人野心，说彭德怀整刘伯承找不到个人动机。但有些人则不然：本来平级，资历又浅得多，突然成了同僚的上级，不把昔日平起平坐的搭档整垮怎么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怎么能坐稳权位？--皇子即位，头一件事就是防范自己的兄弟：本来平起平坐，现在突然高人一等，不防范给个下马威可能吗？利用彭德怀与其他将帅之间的工作分歧挑拨离间，制造出个"彭德怀整刘伯承"的表面现象，在军内制造纠纷、孤立彭德怀，为一年后打倒彭德怀打下伏笔、扫清障碍、预做准备--这样看才更合逻辑。彭德怀驰骋疆场杀伐决断，君子坦荡荡，哪想得到自己早被一要报高岗一箭之仇二要清洗军中异己的野心家盯上了？

第七，刘少奇把彭德怀跟高岗算成一个"反党集团"。如今谁都平反，唯独高岗不平反--这说明给彭德怀平反是假的，是反毛的需要：以为可以把整彭德怀的责任推给毛泽东，所以给彭德怀平反，否则照样不平反--属于同一个"反党集团"的高岗不就坚决不平反吗？给高岗平反，整高岗的刘少奇的帐怎么算？告发高岗的人的帐怎么算？平反不平反的着眼点是妖魔化毛泽东：给彭德怀平反是认为这有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不给高岗平反是认为这不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妖魔化毛泽东为转移--"饿死三千万"的省委书记能平反，不利于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的高岗却不能平反，"饿死百姓事小，不利刘邓事大"。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3）．谁整粟裕？

1958年粟裕被扣上"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罪名，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向党要权"、"告洋状"。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邓小平通知粟裕：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不必到部队去跑了--明令粟裕从此不得接触部队。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劝粟裕把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一事提出来（粟裕是这样形容的："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这显然是在将帅之间挑拨离间。整彭德怀时如此挑拨粟裕，当初整粟裕时还不知怎么挑拨的彭德怀呢。粟裕却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粟裕光明磊落不上当，既是幸，也是不幸。幸：没有被利用当枪使。不幸：不为所用，平反自然遥遥无期。）

究竟谁整粟裕？为什么？

如果说是毛泽东整粟裕，那么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粟裕就该平反了。

如果说是跟粟裕"搞不好关系"的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整粟裕，但陈毅1972年去世，聂荣臻1992年去世，彭德怀1959年以后就不管事。也就是说，最迟到1992年就不应该有人阻挠为粟裕平反。

事实是粟裕迄今没有正式平反。在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o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传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什么人做梗，连当时的第二号人物杨尚昆都"只能先办成这样"？）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文章《追忆粟裕同志》，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跟当初给处分、专门下文件、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的严厉处理相比，跟粟裕的平反要求"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相比，这一切羞羞答答只能算是变相平反，不是正式平反--给其他人的平反都没有这样躲躲闪闪的。

关键还是"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1958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粟裕挨整是他当年的"政绩"。

更重要的是，粟裕的彻底平反涉及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

网友"云淡水暖"的文章《淮海战役究竟是谁指挥的？》（见附录一）说明解放军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员是粟裕。自从粟裕蒙冤，军史对于粟裕以前的战功能抹则抹。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指挥的重大军事行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笼而统之地改为"华东野战军"、" 华野首长"如何如何，根本不提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粟裕指挥的、曾经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七战七捷"被从历史上抹去。而解放军三大战役中最大的淮海战役的军事指挥员也从粟裕变成了"前敌总书记邓小平"。

如果给粟裕彻底平反，就势必承认他的历史功绩，就势必承认他是淮海战役的真正指挥员，就势必推翻邓小平的一个结论："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邓小平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究竟是谁冒功，要把指挥淮海战役的功劳归于自己？

有关资料"云淡水暖"的文章里说了不少，网上可查的更多，不赘述。但是从邓小平《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这同一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

"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不妥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

"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不妥的地方，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就能指挥解放军60万人战胜国民党军队80万人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得如此轻松，如此愉快，既不用亲临前线也不用担惊受怕，既没有绞尽脑汁也没有呕心沥血，这是不是也太神了？

粟裕的平反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历史的事实和指挥淮海战役的战功，更涉及了当前的权力。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发表于1989年11月20日--"89风波"刚过，是最需要把握兵权、控制军心的时候，最怕的是军心不稳、军队不服。要巩固军心，最有效的办法是证明自己战功赫赫，战无不胜，用有目共睹的战功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