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王敗寇：“天才少女”全紅嬋背後的故事很社達

文｜姐姐妹妹

中國近代，倡導國民身體之強健常常與國家的現代化聯繫在一起。強調“體育救國”的口號以呼喚國民身體之強健，成為追求國家現代化的重要一環。而時至今日，即使不斷有網民發出聲音，強調“中國已經不再需要通過金牌來彰顯實力了”、“唯金牌論已經過時”。但現實是，中國的一張張奧運成績榜仍然是民族主義政治的投資：加入到奧運政治的賽場中爭席位、秀肌肉，以四（五）年一次的金牌狂歡鞏固國民的沙文主義情緒。 1995年，《奧運爭光計劃綱要（1994年-2000年）》發布，其中強調要通過發展普及程度較低的項目、小項目、科學化程度要求較高、運動員出成績年齡較早的項目、女子項目等在世界範圍內發展時間較短便於追趕的項目來打造奧運賽場上的中國輝煌。這也就是俗稱的“小巧難女少”。後續的2001-2010版和2011-2022版在這一點上也基本繼承下來。東京奧運會期間，中國的體育代表團，尤其是佔據了代表團人數69%又奪得大半中國優勢項目金牌的女性運動員，也是這項國家主義“投資”傳統的體現。來自廣東省年僅14歲的全紅嬋，作為女子運動員在中國一直以來的強項跳水中以多次滿分成績贏得金牌，更是一時成為“頂流”，成為“大國實力”的象徵符號。

在“金牌”的加持，出身於村內38個低保戶家庭之一的全紅嬋，就這樣被冠上“天才少女”的稱號，被拉進了國家、資本與宗族共同締造的名利場。

比賽進行時：榮耀五環背後的暗影

全紅嬋並非是廣東省的一個“奇蹟”。自1984年始，廣東省就為國家源源不斷地輸送一代代的跳水運動員，甚至是奧運冠軍，其中又以湛江為最。除了地理環境的因素外，廣東省培養跳水運動員還依靠從基層到體校，再逐漸到省校的系統跳水產業鏈，而且這條產業鏈從源頭就開始“努力抓好苗子”。幾乎每年，湛江體校都要重點到農村基層小學挑選人才。基層小學的孩子們出身鄉村，家境貧困。這類孩子往往更願意留下，體校也往往認為這些農村孩子比城裡孩子更能吃苦，更能出成績。展現出優秀先天條件的全紅嬋就是在小學時期被選中。她出生在廣東湛江麻章區邁合村，家裡子女眾多，母親又身體不好不能乾重活，養家的重擔便落在了父親身上。這樣的背景，在這條競技產業鏈上，非常容易得到青睞與重視。而全紅嬋在此基礎上還自己立志為母親治病為家裡減輕負擔，由此而來的“苦勁兒”和“拼勁兒”在競爭激烈的跳水競技項目中幫助她開出一條血路。

體校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休息時間。跳水台是露天的，水上訓練把人曬得火辣辣的，陸上訓練的房間又沒有空調。訓練的時候次數多了，反復與水接觸，還容易生病發燒。能通過體育之路特招升入高中的畢竟是少數，而能夠成為頂尖健將進入省校乃至進入國家隊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體校中不乏有學生在畢業後進入體育中專、衛校、技校等。這並非是一條絕對鋪滿鮮花的光榮之路。萬里挑一，四年一遇的狂歡散去，那些在“天才少女”奇蹟身後揮舞國旗、為金牌歡呼的，突然某一天又變成各個領域籍籍無名的普通勞動者，與更加暴烈的現實相撞。

自1984年奧運會將競技體育與資本主義商業世界掛鉤以來，奧運會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變成堆著金山的“專利”。電視轉播權的售賣節節攀高，奧運贊助的集資款項令人咂舌。今天，奧運健兒同樣是備受資本青睞的體育明星，“流量”達人。在英國，有些體育項目受高人一等的私校（指私立的精英學校，又稱作英國公學）的主導，體育精英多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無產階級的孩子可能沒有時間和機會進行專業的訓練。對於精英學生來講，贏得體育領域的名聲，無疑是一場投資：獎牌有進一步轉換成權勢與利益的可能。經濟、教育與文化資本將競技場變成了爭奪與瓜分名利的遊樂場。而對於全紅嬋，以及眾多如全紅嬋一樣長大、訓練、在賽場上比拼的小運動員來說，“金牌之路”首先是另一種養活自己、養活家人的“活路”。這條路擁擠不堪，贏了，才有“逆天改命”的神話，就此成為強國旗幟與資本流水線上的寵兒。只要這條路上尚有一點點希望，他們會拿命去拼。但是失敗了，只能回頭，重拾過去的命運。兩個地區的對比可能正是五環經濟的一體兩面：閃耀著“金光”的五環，打造的並不是一個體現卓越體育精神的烏托邦，而只是在讓世界“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地向著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前進。

奧運商業化淪為資產階級錦標賽，完美地融入在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盛景之中。當中國也加入到這場遊戲裡來的時候，如全紅嬋一樣年幼的來自貧苦家庭的孩子，彷彿是在那工廠裡勞作的童工。他們的勞動支撐著那一個個資產階級為了突破人類極限、為了攫取更大利潤的美夢。他們所付出的勞動為的就是向我們反复確認“國已強”。

比賽之後：國家、資本與族權加持的奧運造星

比賽過後，“奧運會”是一場大型的體壇“造星運動”，奧運明星的商業價值也會不斷上升：2004年雅典奧運會110米欄的奪冠者劉翔瞬間成為“全民偶像”，將十幾個代言（凱迪拉克、可口可樂、伊利等）收入囊中，其金牌商業價值被評估高達4.61億元；2012年倫敦奧運會4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孫楊同樣依靠金牌光環加身，在2013年《福布斯》中文雜誌的中國名人榜上以年收入3000多萬元沖上第50名。當“奧運”被資本馴服，完美融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秩序中時，“奧運金牌”的含金量被不斷推高，強拉著無數運動員入局。當運動員們在這麼一場資產階級錦標賽勝出後，各大資本家們又紛紛拿出“代言人”的頭銜和高昂的代言費作為獎勵，反過來利用自己打造出來的“明星”為自己的品牌增添光芒，落得個“雙贏”，不僅贏得了奧運“流量”，還贏得了明星效應以收割大眾。當全紅嬋貧苦的家庭被曝光後，網友們紛紛喊話各大企業，找妹妹代言，讓她賺錢。我們對一個人的肯定、對一個人辛苦付出的獎勵，最終都化作一句“讓她賺大錢”。金錢邏輯再次腐蝕了我們對全紅嬋個人和家庭所折射的社會問題的後續思考與追問：城鄉差距、農村社保不足、基層教育、青年出路……

當然，作為另一局內人，國家在這麼一場“造星運動”的身影也是隨處可見。在“金牌製造機器”的“舉國體制”模式下，不管是從小對運動員的選拔，還是培訓到成熟，中央和地方各地政府都給予了財政和政策上的支持。舉國之力搞競技體育，為的從不曾是“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卻是“確保金牌榜獎牌榜第一序列”，以藉助那虛無的金牌上的“第一”示國威，完成那麼一場盛大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狂歡盛筵。通過共同打造這“體育明星”，資本和國家都將其粉飾為自己的“門面”，這樣一來既完成資本積累的需要，又完成了將國家與個人通過那虛幻的主人感所捆綁的任務。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那麼瞬間都得到了瘋狂的滋長。

或許礙於年齡，全紅嬋現在還沒有成為資本的“媒介”；但卻因其性別，被宗族拿來作為炫耀和為自己貼金、鞏固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工具”。在全紅嬋以“天才之姿”奪冠后，一則“廣東省湛江市全氏總支本家追認2020東京奧運會跳水冠軍全紅嬋為26氏孫，並修訂家譜，立門族牌位和匾額，加入全紅嬋這一支門第進入本家宗嗣，未來全紅嬋將獲得獨立牌位”的消息也在網上傳播開來。 “入祠堂的一個標準是家族的榮耀，整個家族為你感到驕傲”，在他們看來，破戒讓全紅嬋一名本連族譜上都應無名的女性進入祠堂還或獨立牌位，是對她的奧運冠軍的絕對肯定和認同。在資本和國家權力背書下所造出來的“星”，又裹挾到“族權”中——“造神”，鞏固自身宗族對女性的壓迫。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指出“至於女子，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代表了全部宗法的思想和製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靠著那陳腐的族約族規，賴著那對族內共同資產管理和分配權力的掌控，族權如蛭蟲般依附於女性身上，吸血為生。即使到今天，這“族權”還試圖變著花樣捆綁著全紅嬋，試圖為所謂的“入宗嗣”的認可來拉攏附帶資本和國家光環的奧運明星，為的不過是彰顯其宗族的繁盛。 “族權”的捲入，告訴我們一個很社達的事實：即使你是女性，但當你獲得資本和國家權力加持的情況下，族權可以為你打開大門，像認同一個“男性”般認同你，但認同的不過是你背後的資本和國家權力。揭開這“認同”的面紗，看到的不過是資本、國家和族權這不同權力對女性的宰制。如若沒“金牌”加持，出身於村內38個低保戶家庭之一的全紅嬋，又怎麼會入得了資本、國家和宗族的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