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ll Got Shanghaied ——上海疫情日記之三

“成團記”後，我的內心逐漸平靜。一則是坐牢的體驗已經全面，除組織核酸這類我厭惡的志願活動外，志願者、團長、熱心鄰居的角色我都已經扮演過（中）；而牢房外的上海，每夜出現的新聞、求助也有雷同之勢。二則是開始讀論文寫文章之後，我在想，除了忠實記錄疫情生活下的日常，什麼是“我的”視角與思考？雖然累積了許多碎片化的感悟，蒐集了許多碎片化的信息，也隱約有了一些結構化的圖景，但我應當如何認識與表達，嘗試判斷我身處的這個事件？我能不能寫出阿倫特在《共和國的危機》裡那些儘管不完美卻充滿洞見的文章呢？或至少是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這樣的作品？希望在解封之日，我能寫出屬我的思考。

18日以後，我逐漸對記錄每天微信、Twitter、微博、豆瓣、即刻等等湧向我的信息失去記錄的興致。當然，心情還是在平靜與鬱鬱之間擺盪，有時覺得整整三週之後，人們終將無法忍耐失去自由的痛苦，也許我能看到更多NO MORE的反抗，以某種出其不意的方式？然而，零星的小區裡爆發了拒做核酸的集體行動，其餘竟沒什麼可說了。而我自己都無奈的看到，人類身上那令人驚嘆的適應能力，將任何一種非正常變成日常。

22日的夜晚，朋友圈裡的上海居民沸騰著轉發著《四月之聲》，與騰訊加班審查小哥發起了無聲的較量。可是這樣一部溫和的、乃至於帶著些許委屈、叫屈口吻的短視頻，是所有坐牢近一個月的居民們最能感同身受的作品，這令我難以置信、又感到變局之機也許還在數年亦或是數十年之後。人們的心理大概是必須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衝擊、踐踏才會思變？還是說“勇氣”才是人間最可望不可即的德性？不過，22日之夜還是令我想到，如若封城再久一點，四月之聲，六月還會有人吱聲麼？

不過我想，還是有許多值得小記一筆的荒誕喜劇色彩的故事和信息，在左右相似的死亡（意外無法及時就醫，以及自殺）裡，成為觀察城市的一個視角，在悲哀和憤怒之餘，提供一些開懷大笑、甚至幸災樂禍的氣氛。 Like Arendt once remarked,
"The greatest enemy of authority, therefore, is contempt,
and the surest way to undermine it is laughter."

這幾日“領導”新聞和流言，總是讓人感到市內外如孔乙己的酒店一般，充滿著快活的空氣。

19日夜在微信群裡廣為流傳的洋大人——德國佬Ralf的電話錄音，可以作為整個喜劇視角的一到開胃前菜。儘管電話那頭懂英語的志願者代替居委會以及背後更大的政治權威——或者用一個群眾喜聞樂見的詞語——當局，無辜承受著德國人鋪天蓋地的咒罵；但是洋大人背靠強大的祖國實在是說出了大部分上海人內心的呼號。
It's a disgrace for you, for the government, for Shanghai, for China.
You are like the joke of the whole world now.
除去友人無法抑制噴口而出的F-word，看看那些他覺得不可理喻的事情。十幾天前把他運到方艙無人理睬又運回了家；在他沒有症狀了之後現在又要求他去方艙；為了家中寵物的安全花費了六千元；每次疾控都半夜三更打電話，電話號碼無法顯示也無法回撥。
整個政治系統像一個中風了一樣，今天說A，下午就變成了非A。讓人不禁高歌：“生活在中國，真是偷著樂！”

沿著政府這一邊打開封城故事，一個接著一個的笑話就這麼鋪天蓋地而來。
比如孫春蘭17日登高視察老舊小區，相信站在那麼高的地方，一定讓副總理把奧密克戎病毒看了個清清楚楚。又比如19日副市長陳通跑到居民家長查看物資儲備時，竟然連手都縮在袖子裡，拍出來的照片像極了哆啦A夢，多麼可愛的共產黨幹部。又比如失去了隱私的衛檢委主任鄔驚雷，流出的就醫報告裡那一句“平均每日睡眠2-3小時”以及“雙便無殊”。

各地援助的物資被扔掉和倒賣，南橋鎮政府回應遼寧物資被當垃圾處理時，稱這些物資經過長時間的運輸大半腐爛變質；轉手遼寧省的喉舌就甩出了冷鏈運輸全程錄像打臉。 “真真是一場好戲。”

這些被倒賣的援助物資、所謂手握保供資質的企業紅名單、那些相傳被倒賣的通行證共同彰顯了體系內混亂不堪的腐壞肌理。在“高效”和“使命必達”的光環之下，威權政府的孱弱如此顯而易見。有公眾號為上海1072家疫情保供企業名單做了些簡單的數據分析處理，而這些企業中暗藏了多少貓膩與交易，大約也不難想見。

然而面對孱弱的威權政府，更為無力的是無法被社會自組織組織的一個個脆弱的個體。

就像CMBYN，LALA LAND的陰陽怪氣的網絡運動一樣，我們的嘲笑聲雖然消解了政府的權威，卻不能化成切實可行的問責。這些聲音彷彿流星，只在網絡審查員休息的深夜劃過局域網的天空，第二天就是乾乾淨淨彷彿一切未曾發生過那樣。

我有時也想，我們究竟能做什麼呢？
也許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是，決絕的政治判斷，努力的看見真實，一定不要忘記。

【註解：CMBYN以及LALA LAND指的是微博上中國網民發起的一場陰陽怪氣批評政府的評論活動。 CMBYN是電影《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的英文首字母（Call Me By Your Name）縮寫，指的是在中國官媒有關「美國疫情防控不力」、「美國是第一人權侵犯國」等內容下的批評留言，即指“美國”為“中國”，對中國政府提出反諷批評。 LALA LAND是美國電影《愛樂之城》，這一批評直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所謂疫情時期「生活在中國，你就偷著樂吧」的發言，即中國是個愛（偷著）樂的地方。結果即是兩個電影本身的超話討論被關閉，夜晚蜂擁出現的批評聲浪第二天都會被刪除乾淨。 】

如果我們沿著封城之下居民生活這條線索，雖然喜劇的成分不見減少，但這一喜劇色彩總是建立在一種悲劇的基調之上。

上海在有些小區、樓棟的門口開始安裝鐵絲網，綠色的鐵絲網與上海動物園的各類動物所使用的防護網十分類似，於是出現了大量有關小區與動物園戲仿的貼圖流傳。當然，人還是人，夜深人靜時，也有踢爛鐵絲網的視頻流出。

又比如暴風雨追走了方艙臨時搭建的洗澡房，一個裸身中年男子匍匐在風雨之中。

又比如大學生，因為同住的有陽性感染者睡在客廳，自己不敢途徑客廳去廁所，於是憋了三天沒有大號而上網求助。

那些充斥著人們樸素的美好願望的謠言，比如張維為被人掌摑啦，也是令學術小世界陷入小快樂的時刻。而真實卻是學生們在學校裡被關到抑鬱症暴增，陽性封控樓裡不時傳來撕心裂肺的無能嚎叫。有著大學住校經歷的我實在很能共情，一個宿舍裡六個人每天關在一個房間裡的憋悶和崩潰。

回到自己生活，我也在探索日常反抗的小劇場。除了每天早晚偷偷遛狗之餘，我也開始想方設法的做一些拒絕抗原核酸的小動作。其實每次白天出門，我都被身穿大白身騎電車的保安在花園裡攆飛。彼時我總想起我媽養雞時候攆雞的場景，實在很好笑。我遛狗，人遛我。

我們小區似乎是積極核酸模范小區，竟然無人拒絕。我嘗試不下樓之後，居委會的電話直接打過來了，志願者的工作做得比我預想的細緻。畢竟之前出門就醫也麻煩了居委會的人，我只好編個瞎話，再乖乖下樓。至於抗原呢，只能說：古有木蘭替父從軍，今有狗狗代母抗原。其實做與不做全看心情，就算是對這些變換不一中風一樣的政策一點personalized resistance吧。雖然沒什麼作用，卻也為小家帶來了一點歡笑。

北京奧密克戎隱匿傳播了一周。我承認我在沒心肝的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這個詞生動極了！向北京的師友奉送了最全面的囤貨大全之外，我們也一起分享著——看政府被病毒掌摑——的快樂。

中文為英文貢獻的動詞不多，shanghai卻是其中一個。 1843年開埠以後，上海常常發生光天化日拐賣華工倒賣人口之事，使得shanghai這個地名也有了動詞意，即“誘騙、拐賣、強迫（某人做某事）”的含義。 4月1日浦西封城，ta說4月5日解封；現在4月25日，“理論上”我不能下樓。 ta說，物資充分，無需恐慌；說，相信國家，堅持清零；說，我們一定會勝利；說，贏麻了。
德國友人，以及大部分的我們，現在應該對shanghai這個動詞有了活潑生動的、眼含熱淚的、荒謬的、帶著些許歡快的、親身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