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人物简说：「汉奸」曾国藩（下）

前一篇讲了太平天国，这一篇来谈谈天津教案。

晚清教案频出，而天津教案可算得其中案情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一个。当时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被朝廷命令负责办案，于是便与此事有了牵扯——当然，事后来看，谁与此有牵扯，谁就是倒了大霉。

一、教案之缘起

我们先前讲过，虽然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后，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公开传播，但在广大民众心里，「洋教」依然是他们所抵触甚至仇视的对象。 ¹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与教会有关的各种事物，也被他们施以种种猜忌。而天津教案，就始于当地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育婴堂」。 ²

育婴堂的性质大约就相当于今日之孤儿院，区别在于，出于教义的要求，它会先对收治的婴儿（大多数是濒死的弃婴）进行洗礼，以确保其「灵魂得救」；如果婴儿在洗礼后仍存活，育婴堂再负责将其抚养成人。 ³

我们今天来看育婴堂的行为，总体上讲确实是善举——毕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历来重男轻女，弃婴、杀婴现象很严重。 ⁴但是这里有一个隐藏的问题：育婴堂收到的婴儿很多已经濒死，再经过洗礼这一番折腾，其中势必有很多「没能挺下来」的，这就导致育婴堂的死亡率很高。我们姑且可以理解其中的缘由，但当时的民众对此会怎么想呢？

同治九年（1870年）端午前后，育婴堂幼孩因疫病大批死亡，达数十人。因埋葬草率，有尸体为狗刨出；附近居民前来围观，议论纷纷，怀疑是教堂「拐孩」后「挖眼剖心」。 ⁵五月初八，官府抓获两名「拐犯」，「据供挖眼取心合药属实」，官府后贴告示称他们「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明显是意有所指。同月二十日，抓获拐犯武兰珍，其供称「迷药系教堂王三所给」，这一下可炸开了锅。二十三日，武兰珍被押往教堂对质，然而教堂中却无「王三」其人，武氏口供亦与现场相悖，案情似乎陷入僵局。 ⁶

官府这边没有进展，但百姓的怒火已经难以遏制。早在五月初，形势就已相当紧张，「百姓不时成群结队地麇集在教堂附近, 肆意发表激愤的议论, 而且不止一次地要求仁慈堂将幼孩释放回家」。二十三日当天，大批民众聚在教堂前，与教会人员发生冲突，双方甚至有动用武力。此时，局势已是一触即发了。 ⁷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恰恰又是一个比较蛮横的人。他先是前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官邸，要求后者派兵弹压，并开枪威胁；后来，丰大业亲自前往教堂，遇上知县刘杰，他又开枪打伤其随从。 ⁸围观的民众见此情景，再也无法克制，一拥而上，先是打死了丰大业和其秘书，后又洗劫、焚毁仁慈堂、法领事馆、法英美教堂等多处建筑，杀死教士、修女、外国游客等数十人，酿成一出大惨剧。 ⁹

^二、曾国藩的妥协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谕令曾国藩「前赴天津查办事件」，要求其「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曾国藩这边自然知道事情重大，认为查明「拐孩」和「挖眼剖心」两事为此案之关键；但是，他心里明白洋人必不会轻易放过，于是也做好了妥协的打算，说「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牍亦须浑含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

洋人的态度果然强硬。五月二十六日，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发出联合照会，认为此案「证明了在华的外国人并不是到处受到地方当局充分保护的」，要求中国政府「伸张」「正义」，保证其在华公民安全；受害最大的法国，更是要求将天津「府县正法」，并与英国联合调军舰北上，向清政府施压。 ¹⁰

更为微妙的是，此时慈禧太后看到了其中的机会，打算利用此事「搞搞政治」，打压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恭亲王系势力。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本日复据崇厚奏，自请治罪，并将天津道府县各官请分别严议革职」；五月三十日，清廷发谕旨，认定天津教案是「民间怀疑启衅」，要曾国藩「将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严拿惩办」。这就与先前恭亲王系「查案」为主的对策产生了分歧。 ¹¹

在内外两边的压力下，曾国藩不得不着手惩凶和查办官员，但是，他并不愿意对洋人太过屈从，于是也努力在中回旋。

对于官员，他断不同意「正法」的要求，只是奏请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两人「即行革职」，「饬交刑部治罪」——即便如此，他也觉得处罚过重，力争将两人从轻发落，然而最后朝廷仍令将其「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儆」。对于这种结果，曾国藩十分痛苦，认为「此固由廷议别有深虑，究由敝处初奏过重所致」。

惩凶这一部分则更有戏剧性。曾国藩内心清楚，此案「虽由谣言肇衅，而百姓之聚众滋事，实缘丰大业之对官放枪，仓猝致变」，因此刚开始极不情愿「多拿凶犯」。后来，由于法国公使逼之愈紧，加上总税务司赫德透露「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易办理」，曾国藩的态度又转向积极。他大量搜捕「嫌犯」，又在治罪时降低标准，最后按照数目「相抵」的原则，得出应正法者20人，发配从军者25人。 ¹²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这边由于陷入了普法战争的泥潭，于是也「各退一步」般地做出让步，接受清政府方的处置结果。 ¹³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最终就这样有些草率地结束了。

三、「重审」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距今已经一百五十余年，很多细节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但我们不妨以手头的一些资料，加以合理推论，尽可能地还原案件「真相」。

根据知府张光藻的禀报，就在教案发生当日，官府抓获「王三」和另一行拐教民安三，前者经武兰珍辨认确系其人。 「王三」供称，「每早在天主堂门外交武兰珍迷药一包，令其外出拐人」，又说安三的迷药也是自己所给；至于迷药来源，据供乃「谢神父」所授。后来，又有消息说，案发后「并于仁慈堂搜出幼孩及坛装幼孩眼睛」，似乎已然证据确凿。

然而，后续勘察表明，教堂内并不存在「挖眼」一事。至于武兰珍、王三等人的供词，根据曾国藩的判断，极有可能是屈打成招，不足以采信。因此，所谓「挖眼剖心」的传闻，基本可以断定为假。

那么「拐孩」的情节是否属实呢？答案依旧藏在迷雾之中。王三虽然一度招供，但「旋供旋翻」；安三虽然承认自己拐孩，但没有确实的证据将其与传教士联系在一起，「可为奸民入教、借为护符之证，而不能为教堂主使出拐之证」。王三的身份也难辨真假，根据崇厚的上奏，「此人与武兰珍所指之人箱〔籍〕贯、面貌亦不相符」。后来，由于办案方向发生了变化，王三、安三两人被草草释放，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¹⁴

其实，今天我们用常识稍加思考，便不难得出一个判断：「挖眼剖心」之事几乎不可能存在，至于「拐孩」，确实有可能有教民的参与，但也很难想像是由传教士所指使。因此，天津教案的根源，到底还是在当地民众的愚昧；他们因为自己本身的迷信，于是把这种迷信移植到洋人身上，妄想对方可能做出的种种卑劣行径，并最终为此而做出暴行。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法国领事丰大业的蛮横行为，无疑是教案爆发的直接原因。同时，拐孩也未必与教会完全没有联系：美国驻华公使曾披露，为鼓励民间送弃婴到育婴堂，该机构会向送孩者支付一定的报酬，这确实可能诱使一些心怀不轨之人做出「拐骗」幼孩的行为。 ¹⁵

那么，对于最后的案件处置，我们又当作何评价？首先，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因此捉拿凶犯本身并无不当。但是，客观地说，在这种群体性事件中，究竟谁该负主要责任，其实是很难认定的；因此最后处决了那么多人，着实有些「凑数」的味道。至于当地官员，因为没能尽早地阻止传闻蔓延，也不能说完全无辜；但发配从军，确实也是重了一些。

四、结语

这一篇连同上一篇，我们讨论了曾国藩办过的两大有争议的事，请大家现在想一想，曾国藩是汉奸吗？

首先，从结果上来讲，曾国藩维护了谁的利益？我想主要是清朝统治者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多说了，至于他在天津教案中的表现，也主要是为了官员的处置而据理力争，并没有太多地为百姓着想。从这点来讲，我们可以批评他，但是这和「汉奸」没有多大关系。

那么，曾国藩是否与洋人有勾结呢？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他确实对洋人有所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是基于列强军事威胁的妥协，而非自愿、主动地「卖国」。假使换一个人处理（比如李鸿章），也许可以在一些细节上有所来回，但却无法改变当时列强压迫中国的现状。

在「汉奸」这一叙事逻辑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靶子，不论是谁站到他那个位置，都难以摆脱千夫所指的命运。人当然要有理想、有原则，但很多时候，人的行为却不一定与其相符合。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更多地是要思考「为什么」并努力改变，而非纠结于这一事实本身。

敬请期待下一篇！

注释

1. 可参考《百廿庚子：战争之火种》
2. 育婴堂乃通称，准确地说，涉案的机构名为「仁慈堂」，这里的讨论使用前一名称，以显示其普适性
3. 参见：孙长来，近代外国教会在华创办的慈幼事业
4. 参考文献同上
5. 参见：朱东安，再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兼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津门篇；另，本文作者不同意此文献中的观点，仅引其材料
6. 参见：董丛林，「迷拐」 、「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
7. 同上
8. 有文献称该随从被「打死」，另有文献称打伤刘杰和其随从两人，存疑
9. 参见：杨帆，《纽约时报》视野中的天津教案
10. 参见：孙春芝，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天津教案
11. 上面的论述，参见：邱涛，曾国藩的权势之死——清廷的天津教案对策与同光之际湘淮权势转移
12. 上面的论述，参见：孙春芝，也论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13. 参见：杨天宏，如何看待普法战争对天津教案的影响
14. 上面的论述，参见：董丛林，「迷拐」 、「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
15. 参见：董丛林，「迷拐」 、「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