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昨晚十二個小時的夜班當中打瞌睡了，下次開除

文｜锅炉房陈阿姨

孩子，你昨晚十二个小时的夜班当中打瞌睡了，下次开除。
孩子，你做事太慢，换几个岗位了，再不行开除。
孩子，请假条放在桌子上，夜班时拉长我晚上睡觉没有看到，算你旷工。
孩子，写份检查吧，赶快换衣服呀，今天晚上还要搬箱十几个小时呢。
                                     ——摘自《一个农民工父亲的求助信》

余铭十七岁，6月10日从湖北十堰坐大巴出发，11日凌晨到深圳，在深圳宝安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实习。6月25日上午10点28分，十七岁的余铭，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98号工业园华高王氏科技有限公司宿舍楼楼道坠亡。

这位悲伤的父亲，即使在最应该失控的时候，仍然安抚住余铭情绪激昂的同学们，制止他们去找“非法用工、强迫劳动”的工厂、线长闹，也许是因他对这些“领导”，对这个比“旧社会资本主义”更无情的社会仍抱有期望，也许是他不愿这些与余铭一样稚嫩的同学们再进一步见识到这世界的残酷。他选择“相信正义只会迟到，不会缺席”，选择“请求领导关注”，请求这“关注”来帮他讨回公道。

于是，这位农民工父亲的求助信在微信公众号平台被发布、被传播、被投诉、被“违反网络安全法”，被删除，伟大的纪念日即将到来，一百岁的生日应该普天同庆，无望的呐喊要被消声，十七岁的孩子要白白死去。

即便“领导”已以删帖回应求助，但公道还没有彰显，我们仍然需要不合时宜地追问。没有回音也是意料中事，只当是再次确认我们对于这个比“旧社会资本主义”更无情制度的判断；只当是记录和控诉；只当是让孩子们看到和想到，当回应这世界的残酷时，我们需要站在一起。

职校生，大国工匠还是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

《中国制造2025》发布以来，“工匠精神”被反复强调，职业教育因被认为是培养“大国工匠”的重要途径而得到格外的重视。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获得的公共财政预算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比2014年增长了20.07%，而到2019年，这一数据则又比2015年增长了近60%^[1]。2021年初，教育部发布《关于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持“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的初中学生将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接受职业教育。2019年，我国有中等职业学校1.01万所，在校学生1576万余人，另有高职（专科）院校1423所，在校学生1106余万人。然而不断增长的教育经费开支和数量庞大的职业教育学生是否意味着职业教育和职校生迎来了春天？现行的职业教育是否如同被期待的那样在培养“大国工匠”，还是将职校生视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低端劳动力市场输送养分？

也许，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一些专职培养“高端技术人才”，旨在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级技工而非流水线螺丝钉的职业学校，但就不断曝光的职校实习乱象来看，更为普遍的状况是，校企合谋强迫学生到指定工厂以实习的名义，从事高强度、低工资、无保障的劳动。2016年，教育部等五大部门引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当中除了明确界定“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是“按照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安排”，“进行专业技能培养的实践性教育教学活动”，也强调实习过程中，学校不仅要“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对实习单位进行严格的考察评估，确定其具有提供实习岗位资质，也要确保“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接近”。然而现实情况是，不断有职校学生像余铭一样，被学校送到流水线、仓库、工地，从事与他们所学专业毫不相关的重复性劳动：计算机专业的被送去搬箱子，药剂师专业的被送去拧螺丝，旅游管理专业的被送去擦胶水……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学校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同时作为学生和工人的基本权益，反倒成为企业控制、压榨他们的最有力帮凶。更有甚者，学校还从学生的实习工作当中谋取暴利，一方面向企业按照输送的学生数“抽水”，另一方面向学生收取所谓“实习管理费”。余铭生前所在的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不仅以“删除学籍，不再为我校学生”威胁恐吓请假、“旷工”的实习学生，使他们成为更顺服的工人，更从学生每小时26元的实习工资当中抽取12元牟利。以余铭父亲的求助信所披露的信息粗略计算，被输送到深圳打工的100多名未成年学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学校每天能从学生身上抽取的费用就高达万元。对于这样的职校而言，学生自然不是宝贵的“大国工匠”的储备军，而是可以随意盘剥、尽力压榨的劳动力。

有了学校的帮助，实习工才能成为企业最青睐的工人：一方面，由于他们“学生”的身份，企业无需与实习工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意味着企业无需负担学生任何的社会保障开支^[2]，甚至学生还要自费为自己购买人身意外险，以保障在实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这无疑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学校手握学生的毕业证，这成为时时刻刻管控学生的有力武器，普通工人尚可以用脚投票，学生却为了毕业不得不忍受各种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即使在学校、企业公然违反相关实习管理规定的情况下，也无力反抗。很明显，余铭实习的工厂存在严重的违规用工，余铭和他的同学们的工价是26元，略高于深圳市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20.3元/小时），但扣除学校抽取的12元，学生的实习工资事实上只有14元，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这些学生除了是实习工，更是未成年工，根据《劳动法》规定，禁止企业安排未成年工做夜班、加班，但这些高二的未成年学生不仅被安排上夜班，从事重体力劳动，在身体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更被禁止请假，如此压榨年轻的学生，正如余铭父亲在求助信中所言，“旧社会资本主义也不会如此吧？”。

当大量的职校学生还在不断被送到生产前线，深受违规用工之害，被剥削、被压榨，在书面上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假称职普教育同等重要，而在实践上不取缔职校实习的违规乱象，不切实解决职校学生实习需要，不改善一线生产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这种职业教育在意愿上和实践上都无法培养真正的所谓“大国工匠”，而只是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当中的大多数是从入学开始便无法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寒门子弟）受困于狗屎般的工作（bullshit jobs）。

更进一步，我们要说，面对这狗屎般工作的，并不只是余铭和他的职校同学们。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不断在恶化的工作环境，无论是煤矿、铁路工人频频深陷安全生产困境，还是互联网大厂员工“自愿”996、007，在不同领域的劳动者都陷入被迫内卷的漩涡。

延伸阅读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通知

城市与社会| 被“失败者”——中国职校青年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职业教育？

^[1] 201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获得的公共财政预算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为10961.07元，2019年，这项数据为17282.42元。

^[2] 2021年初，广东省才将实习学生等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可覆盖的范围，然而是否参保的主动权仍然在从业单位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