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敵人」當選總統：哥倫比亞政治版圖的巨變

6月19日，古斯塔沃·佩特羅（Gustavo Francisco Petro Urrego）以50.51%的選票贏得了哥倫比亞總統選舉的勝利。當選總統以前，佩特羅是哥倫比亞參議員，前波哥大市長，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及4月19日運動（Movimiento 19 de Abril）的游擊隊員。此前的第一輪投票中，他以40.9%的選票擊敗了傳統烏里韋主義（Uribismo）的代表費德里科·古鐵雷斯（Federico “Fico” Gutiérrez）。

在此之前，和游擊隊以及暴力聯繫在一起的左翼是一種髒話。左翼政黨民主另類極點（Polo Democrático Alternativo）的創始人，眾議員盧茲·瑪麗安娜·盧茲瑪（Luz Mariana “Luzma” Múnera）回憶道，「過去我們上街發傳單的時候，人們會朝我們吐口水，罵我們是『狗娘養的』游擊隊」。不過，游擊隊員出身的佩特羅成為了哥倫比亞第一位左翼總統。

時代變了。

全面左轉的哥倫比亞

19世紀，哥倫比亞保守黨（Partido Conservador Colombiano）與自由黨（Partido Liberal Colombiano）先後成立，分別代表以地主為主的富人階級和商人的利益。他們兩者的鬥爭越發激烈，最後以54場內戰作結。進入20世紀初，暴力、謀殺成為了哥倫比亞政壇的常態。

1948年4月9日，左翼的自由黨總統候選人豪爾赫·埃利塞爾·蓋坦（Jorge Eliécer Gaitán）在波哥大被暗殺，由此而來的騷亂引發的暴力浪潮席捲了哥倫比亞全境。儘管它最初是一場民眾起義，但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地主精英參與到暴力衝突當中，促進他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鎮壓這次暴動的卡利第三旅指揮官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Gustavo Rojas Pinilla）因此升職，並於19512年升任陸軍總司令。

1950年，保守黨籍的勞雷亞諾·戈麥斯（Laureano Gómez Castro）上台後實行獨裁統治，隨後代行總統職權的羅伯托·烏達內塔·阿維萊斯（Roberto Urdaneta Arbeláez）延續了這一政策。 1953年，皮尼利亞在自由黨與保守黨溫和翼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戈麥斯政權。但很快，正式當選總統的他也開始實行獨裁統治。這種情況下，自由黨與保守黨很快達成了妥協。 1956年，兩黨在西班牙籤署了貝尼多姆條約，承諾至1974年之間，由兩黨輪流坐莊。 1957年，皮尼利亞擅自將總統任期延長，並下令逮捕自由黨與保守黨聯合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因此激發了激烈的抗議活動。在時任陸軍總司令的逼迫下，皮尼利亞最終下台。

儘管保守黨與自由黨從此開始分享權力，但多數哥倫比亞人仍然不為兩黨所代表。不同的反對運動出現在哥倫比亞的政治舞台之上，而在持續不斷的暴力浪潮的驅使下，哥倫比亞南部的農民開始武裝起來保護自己。而地主精英則要求政府鎮壓這些農民武裝。農民武裝最終成為了游擊隊。 1980年代，大地主、商業領袖、國際販毒集團也先後捲入其中，組成了各種各樣的準軍事團體，由此導致了哥倫比亞長達數十年的武裝衝突。

武裝衝突各方都不可避免地犯下戰爭罪行行為，但哥倫比亞政府和與哥倫比亞政府有著廣泛歷史聯繫的準軍事組織才需要對絕大多數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負責。政府委託的一份官方報告指出，20多萬宗涉及到武裝衝突的謀殺案中，70%至80%是由國家和準軍事組織製造的。儘管如此，游擊隊仍然被指責為暴力的製造者和始作俑者，並被錯誤地和販毒集團視為同源，左翼也因此被污名化。

不過，隨著哥倫比亞的和平進程，這種敵意越來越少。同時，2002上任的總統烏里韋（Álvaro Uribe Vélez）以來，哥倫比亞的不平等進一步擴大。據統計，哥倫比亞是拉丁美洲僅次於巴西的第二大不平等國家，其社會流動率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38個成員國中最低的。這些原因都促成了左翼政黨在主流政治中的興起，而過去幾年內哥倫比亞街頭的抗議則讓佩特羅的勝選成為可能。

2018年，佩特羅也曾參與哥倫比亞總統大選並與現任總統杜克（Iván Duque Márquez）對壘，彼時，他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了25%的選票，而今年的第一輪投票中，他獲得了40.3%的選票。與2018年相比起來，他在94%的哥倫比亞城市中獲得了更多的選票。根據哥倫比亞安地斯大學（Colombia's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勞拉·奧爾蒂斯（Laura Ortíz）教授的分析，佩特羅在哥倫比亞的大城市與邊緣的農村地區都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同時，他的選票支持率與貧困人口的佔比存在著極強的相關性。

投票給佩特羅的人希望哥倫比亞政府更關心他們的訴求，這既呼應了佩特羅的政見，即結束哥倫比亞的腐敗、暴力和不公正，也代表了選民正用選票對統治哥倫比亞二十年的烏里韋主義說不。

別了，烏里韋

2002年，名不見經傳的參議員阿爾瓦羅·烏里韋以「安全」為主題當選哥倫比亞總統。他承諾，他上任以後將以強硬的手段打擊游擊隊和毒品交易。當然，那時人們還不知道他本身就與毒販來往密切。 2018年，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解密的電報文顯示，1993年美國大使館就已知道，哥倫比亞曾經最大的麥德林販毒集團（Medellín Cartel）資助了烏里韋的競選活動。

這並不妨礙烏里韋和美國保持了密切的合作關係。自他上任以來，美國資助了哥倫比亞數十億美元以打擊從事「販毒恐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最臭名昭著的「烏里韋主義」。表面上，烏里韋主義強調穩定、保守主義和市場、競爭、企業家精神等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實際上，它用持續不斷的例外狀態來維持政權的穩定，用強力手段打著反毒品的幌子為資本的增張掃清障礙。

在烏里韋任內，所有對他提出質疑的人都變成了游擊隊的同盟和恐怖分子，成為政治迫害的對象。 2004年，哥倫比亞著名的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多·科雷亞·代·安德雷斯（Alfredo Correa De Andreis）被哥倫比亞安全部門以完全虛構的證據逮捕，並在被釋放後不久就被準軍事團體成員槍殺。烏里韋上任不到一年時間內，哥倫比亞政府就進行了4362次任意拘留。而自2002年至2010年，哥倫比亞軍隊對10000名平民進行法外處決。

2014年，記者道恩·瑪麗（Dawn Marie）出版了《毒品戰爭資本主義》（Drug War Capitalism）一書，書中考察了過去二十年中哥倫比亞的毒品戰爭與新自由化之間的關聯性。瑪麗指出，美國資助的哥倫比亞毒品戰爭再度將準軍事組織合法化為掃除毒品的先鋒隊。但是，準軍事組織自己就是販毒集團的成員或者合夥人。因此，他們的目標當然不是販毒集團，而是控制領土和社會。極端的不平等使得農村地區被迫從事毒品種植工作，而這恰好給了準軍事組織理由，為他們所服務的跨國公司掃除開發土地的障礙。禁毒戰爭允許國家將大部分人口形塑為敵人，而由此產生的恐懼則使社會深陷恐懼之中，再度賦予了禁毒戰爭以正當性。

而得益於烏里韋主義，哥倫比亞成為了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盟友和先頭部隊。烏里韋政府歡迎美國的軍事基地、顧問、軍隊和監護人進入其戰略地位，以保護華盛頓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的後院。

不過，自從2016年和平協議達成以來，烏里韋主義就已退潮。這既是因為上文所述的不平等的加劇，也是因為人們已經發現，哥倫比亞用於生產古柯（可卡因的原料）的面積甚至比禁毒戰爭以前更多。而在2022 年3 月的立法選舉中，烏里韋的中央民主黨從國會中最強大的政黨變成了少數黨。

當然，烏里韋仍然活躍在政壇之上，佩特羅上台也並不是解決該國弊病的靈丹妙藥。作為總統，佩特羅可能會立即面臨挑戰。他與武裝部隊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可能會迅速惡化，特別是如果佩特羅兌現了他的承諾：撤換目前的軍事最高指揮部，迅速改變國家安全政策；推廣自願替代的方式，即古柯種植者在國家支持下拔除非法作物，轉而從事其他行業來剷除古柯；改善與古巴和委內瑞拉的關係，或與游擊隊民族解放軍（ELN）啟動新的和平進程，這些都將對他的總統任期形成挑戰。

同時，不管佩特羅的進步議程如何，困擾杜克的不平等和不安全問題很可能會再次出現。哥倫比亞的主要政治障礙——在國家的農村邊緣地區提供更大的安全，並在貧困的郊區擴大經濟機會——將是他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特別是他希望在擺脫石油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問題。而長達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已使得哥倫比亞的稅基薄弱，擴大政府收入以支持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執政將是另一個挑戰。

前路荊棘，但馬爾克斯說，二十世紀起源於1948年4月9日蓋坦被暗殺，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格雷·格蘭丁（Greg Grandin）則說，2022年6月19日或許是一個轉折點。無論如何，從洪都拉斯、智利、玻利維亞到哥倫比亞，拉丁美洲的社會民主理想，歷經痛苦、磨難、越過艱鉅的障礙，永不熄滅。

（責任編輯：新不萊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