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潔一二

【一】

去往高耀潔追思會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位曾經照顧她的護理員。每個跟高耀潔打過交道的人對她的評價都高度一致，阿姨也不例外，大家都能在她的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力量和信念感，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指引：人可以活得如此正直、純粹和無畏。做不到她這樣的境界沒關係，至少我們可以朝這方向努力。

我問阿姨老太太在紐約居住期間被騷擾過嗎？她說有的，家裡的鎖曾經被撬過。是誰撬的不得而知，事後怎麼處理的她也不清楚。即便沒發生實質傷害，撬鎖也是警告。

我問她見過老太太的子女嗎？她說見過。我以為子女跟老人已經不來往了。

阿姨說不是的，首先子女要經過領導批准才能來。看過老人子女後其實難以苛責他們。很壓抑，大家都很壓抑。子女從小到大受到的打壓已經把他們都嚇傻。她的兒子13歲就被連坐坐牢了，同為婦產科醫師的女兒也因她失去工作，被迫移居。她的子女都懂傷害源頭在哪，只是因為長期打壓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你們的確可以說他們沒有傳承到母親的無畏，可是又有幾個人能不計任何代價去做？

在追思會上她的子女泣不成聲。他們感謝的每一件事都很具體，他們對老人的狀態並非一無所知。他們在悼詞裡小心翼翼地提及和感謝希拉里，這種敏感正是長期打壓後的條件反射。這一家人都太苦了。

她的妹妹說了當年帶著姊姊離開鄭州的經過。

（背景資訊：那時候老人已經寸步難行，子女無法上門探望，且有4個監控對準家裡）

最後她只帶了一個裝滿畢生研究資料的硬碟，跟著妹妹從鄭州出發，途經洛陽，成都。在成都和香港朋友的幫助下，最後來到紐約。兩個七、八十歲的老人，為了以最快速度離開，只好半夜一點多互相攙扶著趕路上車，一整天幾乎不吃不喝不睡。只是這些事比起她們的經驗都不算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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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記好醫生高耀潔》著名歷史學者朱學勤為高耀潔著《我的防艾路》所作序言。 [蠟燭]是一截腸子一樣的象徵物。在上海，我見她走路有點跛，才發現這位婦產科醫學教授竟然是我在豫東民間到處看得見的「大娘腳」——雙腳纏裹又放過。在參議員辦公室，希拉蕊久久注視這雙在西方看不到的腳，無法想像就是這雙腳走過中國千里萬裡，山路、平路、溝溝坎坎，一步一步挨了下來。

她是一個妻子。當她在山東大學講壇上為學生普及防艾知識的時候，老伴病倒住院；當她在那裡調查非法採血的黑血站時，老伴臥於病床乏人照顧；在她把關懷源源不斷地送給艾滋孤兒寡母的時期，老伴茫然去世。

她是個母親，文革中兒子受她牽連，13 歲曾被判刑關進冤獄，一生都活在恐懼中；小女兒受她牽連，曾經失去工作，走投無路，因此不能理解她的菩薩心腸和獻身行為，至今對她心有怨憤。言及自己的親人，老人垂淚不已，私下說：老伴是個好老伴，自己不是個好母親。

2007年，為了保全中原的臉面而不是中原的生靈，有關方面調動所有能調動的力量，既要阻止老人出國領獎，又要迫使她做出自動放棄的姿態。最後竟把她那少年時期受其牽連，至今心有餘悸的兒子動員到她面前。兒子以自己的工作和前程為抵押，給老人重重地磕響頭，跪請母親答應有關方面的話。那一天是2007年2月18日大年初一，她沒有動搖，她用那雙給這個世界接生無數次的手，在紙上寫下了兩行字。第一行是：「兒子郭鋤非曾因我受害坐過三年獄。」第二行是：「本人行為本人負責，一切概與兒子無關。」此時此刻，她腦海裡揮之不去的，想必還有另一幅母與子生離死別的真實畫面，聲聲叫喊「下來，下來」！

“空氣中瀰漫著採血、賣血的氣息”，這在德蕾莎修女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特蕾莎最不能想像的是，愛滋病在西方是“後現代病”，但在中國竟會在不知後現代為何物的前現代農夫、農婦中瘋狂蔓延。高耀潔一再辯明，中原血禍不是因為“後現代”，而是肇始於官場“前現代”，是官員瘋狂追逐GDP，不擇手段，這才造成這場曠古奇聞、人間慘禍。

她說穿了愛滋病的“特色”，說穿了“後現代”浮表下的“前現代”血寫的秘密，卻又頂住壓力守口不改，終於得罪有關方面，最終竟不能見容於這塊土地。

這一天終於來了。 2009 年8 月9 日早晨，我打開電腦，高耀潔發自大洋彼岸的一封電子郵件赫然在目：

我離開中國，為的是能讓世界知道中原血禍的真相；我還是要回來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國的飛機上。

關上電腦，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如受電擊，久久無言。耄耋八旬，離家萬裡，舉目無親，風燭殘年！在我所知道的出走歷史中，大概只有托爾斯泰83歲在風雪中出走可以與之比擬）。高耀潔也是知識分子，只是飽受儒家傳統教育薰染。第一次與我見面，《詩經》《論語》，脫口而出，整章背誦。不要說醫學專家，即使在我認識的人文學界專業人士中，也未見如此心誦故國古典者。

她也83歲了，這樣一位可敬可親的老人，在她有生之年，我再也見不著了？不再是鄉音絮語，不再是《詩經》《論語》，不再是“老家只隔幾里地”，而是一去兩萬裡，桴浮於海，我們只能在飛機舷梯下等待她去國還魂之遺骸？

960萬平方公里有血禍在地下蔓延，卻容不下地表上一個站著說真話的老人！所謂“中原血禍”，只是一個隱喻：華夏早有“國殤”，老人只不過說出國殤不是某一天造成，而是一場病在多年，無聲無息的血殤——“殤”不在肘腋，而在血脈，在種族命脈所繫之血液。她無情刺穿某些知識時人「後現代」「現代性」神話，刺穿「特色」「模式」「崛起」之下還有前現代血殤。

在丹麥，“皇帝沒有穿新衣”，說出這一秘密的是一個口無遮攔的孩子，人們世世代代記誦他；在我們，能說出這一秘密的卻是一位老人，一個來自舊社會的婦產科醫生，中原故國只能放逐她！此情何以堪，此理何以言，若有言，又何處能暢言？

我只感到眼前一層層病血淤積，堵至喉，堵至咽，口不能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