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記者不發聲？

媒體記者，服務於被統治者，而非統治者——The Post

日前，我的朋友，我的同行，《新生代》的編輯危志立被消失了。他的妻子，中國“女權五姐妹”之一的鄭楚然與律師從廣州尋到深圳，從各級警察局問到信訪辦，都“查無此人”。留在鄭楚然腦子裡的仍是20日凌晨一點警察圍進他們家裡的情景，“他被帶上手銬，警察留下一句'他被洗腦了，擾亂公共秩序'，內衣內褲都不讓他收拾，就抓走了。”至於通知書、拘留證據什麼都沒有。

當日被抓的還有《新生代》的另一個編輯柯成冰，更早在1月份，主編楊鄭君已經被以“尋釁滋事”罪名抓捕。抓記者，滅聲音，警方已經相當嫻熟。然而，記者編輯們具體做了什麼事情，什麼時候、在哪裡、如何擾亂了秩序了公共秩序？都語焉不詳。

自媒體《新生代》長期關注中國內地勞工權益問題，近年來特別聚焦湖南塵肺病工人維權行動。作為該媒體的記者編輯，危志立、柯成冰等人的職責自然是跟踪報導塵肺病人工作、生活狀況，深挖他們為何得了塵肺病，為何得不到應有的賠償？

研究勞工情況多年，危志立等看到了製度性的不公不義。他們眼看著不公不義繼續惡性，走進勞工底層生活，用自己的行動去記錄塵肺工人難以發出的聲音，去幫助弱勢群體爭取公平與正義。撰文發聲，是記者編輯的本職工作，何來尋釁滋事？對塵肺工友懷著善良之心，助其維權就是被洗了腦？難道說，只掃自家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在他人的兵荒馬亂中歲月靜好，才是正常的？幫助他們追討用生命換來的賠償，何錯之有？他們，擾亂了什麼公共秩序？哪有媒體記者不發聲？

要知道，自由、平等這些內容也被納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言論自由是憲法賦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權利。發聲，不是記者編輯的特有的權利，而是每一位公民應該共享的權利。

自由發聲，自由監督黨、政府、大財團，是讓人們看到製度上的不公不義，喚醒公民權利意識，並讓大家覺醒，意識到這種制度上的不公不義長遠來看最後會損害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尊嚴和利益。

媒體記者，服務於被統治者，而非統治者，天然背負著監督權力之使命。我們觀察、記錄現實，揭惡揚善，針砭時事，為無聲者發聲，助無力者前行。這其實不僅是記者本職，也應該是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應有之覺悟。我知道，呼籲別人都站出來聲討不公不義也不公平，一是信息無法暢通傳播，讓大家了解多方信息以作出獨立判斷；二是人都有恐懼、自保之心，在毫無管控張牙舞爪的公權力下，或主動或被動地置身事外。然而，消聲沉默，也是縱容。即便是服務於專制政權的警察們，或許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份內工作，可是對著沒有武器沒有權力的記者動手動粗動暴，抓捕關押，忽視更高階的正義，其實是一種對惡的助威和助長，終將是錯的，不公義的。

因為揭露權力的不公，資本的不義，因為記錄並協助塵肺工人維權，因為發聲而被問罪，不僅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不符，還一步倒回去革命前。對媒體的高壓管控與無休無止的禁令已經讓真正有理想有操守的記者嚴重流失，瀕臨滅絕。 2017年的《新媒體環境下中國調查記者行業生態變化報告》顯示傳統媒體調查記者從業人數下降幅度高達58%，全國調查記者不足200人。而洗一洗稿，舔一舔“人血饅頭”，叛賣一些各種情緒的媒體則風生水起。當專制政權自以為掌握了喉舌和話語權的時候，公信力卻如雪般崩塌，群眾相信謠言，焦慮、氣憤等情緒輕易能被點燃，人們也不再相信政府公告、報告。

學者紛紛被下課，記者漸漸被消聲，行動者一批批被抓，如此以往，專制政權很快會失去民心，失去了執政的正當性。當人們不再自願服從、配合，並且有了不配合的覺醒和製衡力量，那麼政權就會失去權力。但基於權力的慣性，政權有一個拼命掙扎和本能自救的階段，這個階段裡會調動一切統治資源，使用各種統治工具，或會走向兩個極端，加速毀滅或延遲壽命。專制統治難以再續。

不管怎樣的情況下，我們都應該抵抗媒體沒落，保護言論自由。最好的抵抗和保護方式只有持續發聲。既然有黨管的媒體姓黨，那就應該允許民間的媒體發出民間的聲音。尊重並珍惜新聞自由，保障自由發聲權利和渠道，重建媒體記者的信仰與信任，在當下無比珍貴和重要。

即便如今亂象叢生，驚若寒蟬，我們仍看到這些年輕媒體人堅守自己的原則，勇於為不公不義發聲，用實際行動與不公不義鬥爭，即便為此陷入鐵窗之苦，承擔所謂“尋釁滋事”、“擾亂秩序”罪名。人們最後會看到，他們持續發聲，所作所為不為個人利益，而為阻止這個社會壞得太快爛得太透，也為更接近一點那個自由、平等的未來世界。如近日被下課的許章潤教授所言，個人誌向無涉公共情懷，亦無家國之思，終究蒼白。做記者，哪有不發聲？

獨立記者 黃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