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7/8）

七、新價值從失敗而來嗎？

從“丟失江山”的角度講，國民黨、國民政府是“失敗者”，這是無可更改的事實。熊式輝說，想起在大陸的失敗，“切膚痛心，不敢回顧”。陳誠痛切反省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從他參與並領導的江西剿共戰爭一路反思，他聲稱：未能在1934年10月消滅朱毛紅軍，致使功虧一簣，遺恨千古。國民黨高官的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從“黨國”丟掉大陸江山的角度出發的。

如今龍應台從民間的角度提出“向失敗者致敬”，並坦陳：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但是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台灣是不是失敗者，齊邦媛教授就不同意這個命題，她認為國民政府、台灣百姓不是“失敗者”，她說，如此看問題，是因為各人的“價值觀”不同；第二，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中沒有展開論述她的一個隱匿的命題，而在她的其他文章裡都有所涉及，這就是1949年國府的失敗與台灣以後開出的自由民主新價值的關係。

可是人們也會提出疑問，難道沒有1949年國府的失敗，自由民主的新價值就開不出來？證諸大陸時代，雖經戰亂摧殘，不是也有新價值和民間社會的存在嗎？只是這些新價值最終擋不住左傾思潮的衝擊而凋零。

當然，如果只是“思潮”是沖不垮手上握有數百萬大軍的國民黨政權的，關鍵是在左翼思潮背後有高度組織化的強大的軍事－政治集團，並得到廣大農民及蘇聯的幫助和支持。而國民黨與社會底層，特別是廣大農民極為隔膜，又被普遍認為是貪污腐敗，這就使得左翼的解釋直逼人心，為共產黨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國民黨也因軍事失敗造成全局崩潰，最後被迫退守台灣。

龍應台在書中沒有專門討論國民黨大陸失敗的“因”，但是它實際上已相當程度地涉及到這個關鍵的問題：書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國軍軍長對淮海戰役的一段回憶說，國軍打仗，老百姓“快閃”，“糧食也都被藏了起來”，而“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軍服不同外，簡直分不清軍與民的界線”（頁185）。

常言道，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這位被解放軍俘虜的國軍軍長或許只能按照共軍的口徑如此這般說，可是逃到台灣的前國軍連長林精武也是這麼說，那就說明他們所言都是事實了。在淮海戰役中負傷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著幾百輛獨輪車，“碰到河溝或結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話不說就把推車扛在肩膀上，繼續往前走，走到前線去給共軍補給。老老少少成群的婦女碾面、紡紗、織布，蹲下來就給解放軍的傷兵上藥，包紮。”（頁185-186）

國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樓閣般的脆弱，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 1949年初陳誠奉蔣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職後，痛定思痛，宣稱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台之理念，從“三七五減租”著手，將社會基礎夯實，開始新的出發。顯然，台灣以後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與其失敗相聯繫的，龍應台不會為國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驕傲，她是為台灣人從失敗後站起來，又開出新價值而自豪。

龍應台非常動情地描繪了以下幾個鏡頭：

為躲避解放區土改和清算鬥爭衝擊的豫衡聯中五千名流亡學生，和同樣原因逃離家鄉的山東聯中八千名學生一樣，一邊讀書，一邊南下流亡，到了宿營地，“背包一放下，學生們就開始升旗、唱國歌、讀書、聽課”。一位返鄉不願南下的同學留下的《古文觀止》，“變成顛沛流離中的珍貴教材”。豫衡聯中的流亡學生，帶著這本《古文觀止》，一路艱難跋涉，在廣西和黃杰率領的國軍第一兵團下的九十七軍二四六團會合，在他們的保護下，於1949年12月13日，和黃杰部屬一起退入法國統治下的越南，原來的五千多學生此時不到三百人。隨後他們又和國軍官兵被法國人遷往富國島，在一場大火中，張子靜校長搶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這本《古文觀止》。 1953年，豫衡聯中最後到達台灣的學生只有208人（頁106）。

進入越南的國軍黃杰部下三萬多人在富國島剛剛安頓下來，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劇團”……

也是在1949年，錢穆等離開大陸，到達香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篳路襤褸，創辦新亞書院，中華文化的薪火，從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濱。

無庸諱言，1949年後的台灣，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是由一個專制主義的國民黨黨國機器嚴密統治的。一方面，兩蔣臥薪嘗膽，勵精圖治；另一方面，國民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厲行禁書和“文字獄”，在這種背景下，怎麼可能開出“新價值”？

歷史的悖論也許就在這裡：國民黨吸取大陸時代“放任主義”的歷史教訓，以蠻橫、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徹底清剿一切“煽動階級對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學或社會科學，終於實現了它多年以來夢寐以求，在大陸時代一直沒能達到的目標：台灣社會的面貌被高度同質化了，依照黨國機器的設計並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灣社會的主導價值，台灣社會也成了一個反共社會。

和台灣形成對照的是，1949年後，大陸成了“革命社會”，與台灣一樣，大陸也禁絕一切“反動”讀物，不斷清理、淘汰圖書館的藏書，甚至街頭的“小人書”的攤子也被反復清理。和台灣不一樣的是，大陸是越到後來禁書越嚴，及至文革爆發，所有圖書館關門，在馬、恩、列、斯、毛、魯迅外，所有書籍都被禁。而在台灣，到了1960年代後，禁書的尺度大為鬆弛，出現了許多翻印本。大陸禁書對達到“輿論一律”的目標，居功厥偉，所以以後才會有狂熱效忠於領袖的“紅衛兵運動”。但是，大陸畢竟很大，無論怎麼禁書，總有漏網之魚；再則，1960年代初，大陸為“反修”而在內部出版的“灰皮書”、“黃皮書”，在文革中流傳到社會，多少打開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實際起了啟蒙的作用。

在禁書方面，類似台灣的還有新加坡。二戰後的許多非西方國家在經濟衰敗的同時，還會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響，大多會加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動盪。老練的李光耀為了截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新加坡這個華人社會的影響，也是嚴禁左翼讀物的流通。幾十年後，當該國的中產社會已經穩固，當局又開禁左翼文學，此時那些作品已少有人問津，不再具有革命動員的作用了。

長期的禁絕左翼讀物，使得台灣一些知識分子對某些左翼名著的社會作用充滿不切實際的想像。我認識的幾位台灣學者都對我說，他們在解嚴後如何買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仔細研讀，其潛台詞是讀了該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訴他們，他們是被某些“匪情專家”誤導了。在大陸的共產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黨內學者和“教條主義者”，中共大多數領導和黨的高中級幹部是不讀《資本論》的。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以農村為中心，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到1949年12月，農民出身的中共黨員有340.1萬人，佔黨員比重75.8%，文盲共300.6萬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他們所接受的就是毛澤東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衛土改果實”，“翻身打老蔣”等口號。至於知識分子，與其說他們是被《資本論》吸引參加中共革命，還不如說他們是受了魯迅和蘇俄文學的影響才投奔延安和參加學運的。我的這番話讓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們大概不會接受我的看法，作為學院知識分子，他們還會一如既往地去讀他們認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說到台灣長期的反共宣傳，其間雖然有許多歪曲和誇張（“反共八股”），但是大陸在1950-70年代的一些執政方面的極左錯誤，被台灣方面利用，用來凝聚台灣的民心，並取得成效，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兩蔣時代台灣對大陸的“心戰”廣播，對大陸的城鄉青年尤其是偏遠地區的一些青年也產生了影響。君不見，文革期間，大陸“公檢法”的宣判公告裡，有多少“偷聽敵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聽來自台灣的廣播。一些城鄉青年，其中不少還是工農子弟，居然按照台灣廣播中提供的地址，給國民黨敵特機構寫“反革命掛勾信”，要求寄錢寄物給他們，最終都落入“公檢法”的法網。文革期間，大陸對台廣播也有影響，但是吸引的多為台灣左翼青年，對一般民眾影響很小。大陸長期搞政治運動，搞株連，文革又大肆破壞文物典籍，把台灣民眾嚇壞了，蔣氏父子相應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雖為官辦，也有形式主義的流弊，但在台灣社會傳播優秀典籍，普及中國傳統文化，總比“評法批儒”，歌頌秦始皇，更易讓台灣百姓接受。

今年春節前，CCTV四頻道報導哈爾濱工業大學一位在台學習的大學生對台灣社會的感受。她說：“台灣人超好。”我理解她說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兒感受到了一種在大陸生活中缺乏的，人與人之間的溫良恭儉讓的氛圍，而這是去過台灣訪問、旅遊的大陸人對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灣雖然很小，卻充滿濃郁的中國文化的氛圍，與大陸相比，更有傳統文化的底蘊！所以，我非常理解龍應台對台灣的深情和眷戀，我也完全讀懂齊邦媛為什麼會說出那麼感性的話語：“天佑台灣”，“願台灣在歷史上長久存在”。無獨有偶，這兩位傑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龍應台於1952年出生於台灣，她的父母1949年來自大陸；齊邦媛於1948年來到台灣，當時她是24歲，從那以後，她已在台灣生活了62年。

如果說，新價值的孕育需要市場經濟的土壤，中國傳統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質又推動了新價值融合、落戶於台灣社會，那麼戰後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價值的直接的搬運者。

1949年後，台灣被納入到美國冷戰反共的軌道，受到西方戰後思想、文化很深的影響。儘管自由主義思想在台灣長期被壓抑，受打壓，但始終是台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潛流，其長效作用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慢慢凸顯。而在西方戰後文化的影響下，1957年後，台灣的現代文學運動興起；1960年代後，台灣一些人還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於是西方個人主義與兩蔣的專制主義又形成張力。

走筆到此，我想起以前讀的鄭鴻生的《青春之歌》。他說，由於兩蔣當局完全禁絕左翼讀物，1968年，錢永祥等這些反抗黨國專制壓迫的青年知識分子，是從羅素、薩特還有一些歐陸的邏輯經驗論者那兒吸取思想養分的。使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錢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裡，一邊抽著煙，喝著熱檸檬茶，一邊在為他們的社團刊物《大學論壇》安排稿件。啊，熱檸檬茶！多麼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絕大多數的大陸青年還不知熱檸檬茶為何物！同樣都是在思索著青年的出路，那個年代海峽兩岸青年可以說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質和精神世界裡。相比之下，錢永祥等是幸運的，他讀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學－－台北建國男中，以後又進入台灣最好的大學－－台大。如果他的母親沒有把他帶往台灣，在1960年代的大陸，“國民黨反動軍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的，更別說考入大學，甚至還會因思想異端，被送上斷頭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為“離經叛道”而被處以了極刑。所以可以這麼說，相比於“極左主義”，台灣的右翼專制主義還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楊居然在台灣的牢房裡寫出他的名著《中國人史綱》，而丁玲因長期被單獨監禁，不許閱讀，是靠著背誦兒時母親教給的古詩詞才免於發瘋的。兩蔣父子從來沒有認同過自由主義價值觀，但是在他們的治下，台灣也從來沒有切斷過與美國的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溝通的渠道，於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潮，“隨風潛入夜”，最終為新價值的孕育和成長提供了富饒的土壤。當所有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蔣經國宣布開放報禁、黨禁和大陸探親，台灣就跨過了通向現代民主社會的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