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經歷與思考

“ 「新上海人」這個詞源於200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第5版的一篇文章，出自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黃菊之口： 「新上海人，他們是一種能夠闖蕩世界的人，是世界人，中華人。上海就要有容納世界最優秀人才的海量，同時又該成為人才自如來去的一湖活水。上海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現在要在人才的柔性流動中成為新的移民城市。」”

（1）

2021年12月底，我從上海離開，飛往拉美洲秘魯的首都利馬。屆時，我已在上海生活了半年多，因為很喜歡這座城市，因此在2021年的4月從北京移居此地，上海多元風格的建築、琳瑯滿目的街邊小店、人們穿著時尚在街頭談笑風生的樣子，都深深烙在我的心尖。

上海，在我腦海裡成了一座海納百川，擁有多元、開放特質的城市。那時候，我一度想在上海買房並認真的考慮，是否此後要定居此地。

離開上海時，我並沒有多做準備和部署，因為我的計劃是兩個月後回國，因此考慮到外出時間較短，許多的事務都沒來得及處理。不過，計劃永遠都趕不上變化。當我抵達利馬時，開始籌備購買回國機票，奧密克戎卻瞬間在國內肆虐，而上海則首當其衝。

在海外的日子，雖然一邊我探尋著新大陸，可另一邊我的心緊繫手掌大小的手機屏幕，每天都會查閱熱點新聞，密切注視著國內的一切動態。與此同時，回國的機票受疫情影響出現大面積的熔斷，而機票價格逐漸攀升，開始變得一票難求。

2月份的時候，熔斷消息層出不窮，到了3月份，俄烏衝突，影響了我原本預定的航線，回國計劃再次被推遲，而彼時的回國機票已被炒到了10萬一張，到了4月，一方面是機票價格的居高不下，一方面是上海在多次搖擺後，宣布封城的新聞，於是，我決定暫時擱置回國計劃。

我想，封城應該會按照官方聲明那般幾天結束，屆時再回去也不遲，可接下來，我在朋友圈、微博、推特、油管等地看到了無數荒誕且令人髮指的視頻和文章。隨後，我趕緊聯繫幾個在上海的好朋友，詢問他們的情況，得到的回復如在社交平台發聲的人們如出一轍，彼時，我的心，已涼到了極點。

本來迫切想回國的心，一下子就掉到了谷底。看著昔日的上海城如今滿目瘡痍，發自內心深處的“失望”籠罩著我。

而另一邊，Ai和他父親也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惋惜和失望同樣佈滿了他們的臉龐。他倆真的很喜歡中國，他父親自己一年要飛四次中國，甚至還搞了個拉美嬰兒產品聯盟，在疫情之前，會定期組織拉美幾個國家的商人們去中國考察加旅遊，而他母親也時常會開玩笑說，他父親就是一個披著洋人皮的中國人。

記得封城期間，流出了大量令人髮指的視頻，Ai告訴他父親的時候，他父親第一反應是絕對不可能，這一定是假的。可直到看到視頻後，他父親也沉默了。面對這番情景，我更是無奈。畢竟誰會希望外國人表達對自己母國的失望之情不是嗎？

雖然形勢不明朗，我也始終得回去，而不是一直在海外漂泊著。一方面，國內有些事情在出來前完全沒處理完，另一方面，長期滯留對我日後的簽證申請記錄或許會帶去一些影響。

那個時候，Ai和他父親也一直在努力幫我尋找回國的方法。當時他父親建議我走香港轉機再回國，即便一票難求的情況下，從利馬飛香港的機票卻很充足，而價格只需要800美金一張機票，可當我致電香港的入境通行官方人員時，得到的回复卻是明確強調「中國大陸居民」不可入境。

當時，我竟能發自內心的感受到「一國兩制」是如何作用在自己身上的，而Ai和他父親對此也感到不可理解。

因為在外國人的眼裡，雖然香港與大陸有些許不同，但是在出入境這些事上，他們是沒有任何類似問題的，不會要求有了護照還得再來一個單獨的港澳通行證，因此飛香港和大陸都一樣，但作為中國大陸者，卻有著嚴格的入港政策。

後來，我們幾經波折從票代那裡買下了近7萬的回國機票，可人到機場後，卻因分段機票原因被攔下，要求聯繫大使館證明我的目的地是中國。

我感到荒誕無比，本著抓住最後一線希望的想法，我立刻聯繫了使館，當然交涉最後失敗了，畢竟使館表示他們沒辦法證明我的目的地就是中國，轉機存在任何的可能風險，對雙方而言都不可承受。

那天回國失敗，損失了2w多後，我拖著沉重的行李箱，在機場崩潰大哭，面如死灰折返回住處。 Ai全家人都在給我擁抱，不停地安慰著我，我想對於他們而言，也會覺得發生這樣事兒無比荒誕。

所幸，在我們研究了許多如何回國的方法後，我們一致決定去申請加拿大簽證，從加拿大回國，這條路相對保險且價格也能承受，唯一的問題是航班熔斷。

雖然看起來，回國這件事折磨的我精疲力盡，甚至屢次遭遇過失敗，但事後回想卻又不得不感慨我的運氣也挺好的。

首先，我雖沒能按照原計劃2月份回國，但我卻躲過了上海兩個月的封城日子。我無法想像在這樣的生活下，我是否還能保持最後理性和理智，去面對一系列的荒誕，我是否能不被當作密接或感染者，被拉進方艙，在簡陋的行軍床上與成百上千人睡在展廳，共用著髒亂的廁所。

其次，雖然我沒能走成，卻陰差陽錯的從加拿大的大使館那兒拿到了十年加拿大旅遊簽證。要知道，我當時遞交申請的唯一理由就是：

我要回中國。

拿到簽證的那一刻，我激動地眼淚差點留下來，內心百感交集。我不知道為什麼加拿大大使館會因為這種看似無比荒誕不靠譜的理由給我簽證，更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給我“十年簽證”。美加簽證本就是出了名的難拿，更何況是十年簽。

那一刻，我想起了之前在某媒體採訪報導看到的一段對話：

A：「去外國做二等公民好嗎？」

B：「有什麼比在自己地方受到排斥更難過呢？」

我多少感激給我審批簽證並予以通過的加拿大人，因為他們竟然真的願意相信我是要回中國才不得已申請加簽，他們絲毫沒有質疑我的動機，當我被自己人質疑的時候，我卻得到了外國人的信任，這種滋味真的讓我特別難受，如今回想起來都不知該怎麼形容。

後來，我如願抵達了加拿大，在多倫多的一周時間裡，我乾脆抽了點時間去了城市的心臟——安大略博物館和美術館。

（2）

在我腦海裡，認識一個國家，一座城市，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去拜訪當地的博物館，因此博物館在我眼裡就像是一座城市的心臟那般重要，它一定記載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歷史。

如我所願，我在安大略皇家博物館裡，收穫了龐大的信息量，無論是加拿大的歷史，亞洲及中國的瑰寶展品，中東埃及以及古希臘雕塑等，還包括一些上古時期的活化石、恐龍遺骸，可以說整個博物館包羅萬象，震撼人心。

而印象最讓我深刻的除了過去的歷史展示外，還有對當下的記錄與反思。

在安大略博物館的一樓，有兩片展區。

一片展廳，陳列著無數的口罩，每個口罩形態各異，甚至帶著一些民族特色。而展廳一側的文字寫著：

“One Mask，Many Expressions（一個口罩，多種表達）

為了記錄疫情的全球故事，ROM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個面具。一些製造商選擇捐贈他們的面具，以證明他們在困難時期的慷慨精神。這面牆上的面具展示了一系列疫情經歷——我們歡樂、文化自豪和團聚的時刻，以及難以想像的痛苦、孤立和毀滅性損失的時刻。 ”

另一片展區，名為“My Pandemic story"（我的疫情故事），這片展區寫著：

“2020年3月初，我們誰也沒有意識到很快會發生什麼——停工、死亡、年輕一代的改變。我們邀請安大略省的兒童和青少年表達他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經歷。通過繪畫、雕塑、詩歌和歌曲，他們挖掘了一系列的經歷——從恐懼、悲傷、不平等和沮喪，到希望、毅力、快樂和治愈。

隨著我們從這些前所未有的時代中走出來，這個展覽描繪了疫情，並提出了新的問題，即童年和年輕的成年對這一代人意味著什麼——現在和未來。 ”

當時，我駐足在四幅並列的繪畫旁，看了許久，上面的孩子的話語，將我看得眼眶發紅。

Functioning（機能）16～18歲

在疫情期間，我開始用“我在運作”而不是“我很好”來回答“你好嗎？”這個問題，說真相讓我感覺好許多。

Drowning in Isolation（孤獨地溺死）12～15歲

我經常感覺自己“淹沒”在所有與COVID相關的事情中。 “以前”的表面已經夠不著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拿回來。

Demons（惡魔）16～18歲

我用這幅自畫像來表達和處理我在疫情期間的一些情緒。它代表著與我內心惡魔的持續鬥爭。

Under pressure （壓力之下）12～15歲

網上學習壓力很大，導致很多焦慮。我們與朋友和老師隔絕，無休止的每天不間斷地做著同樣的事情。

在一首16～18歲的孩子們為疫情創作的歌曲下方，寫著一段小字：

如果你或者你知道的其他人正在處理著迷失或是孤獨時，這是幫助。

另一處讓我印象深刻的展覽信息位於安大略美術館，那裡除了陳列著系列藝術作品外，還陳列著許多數字影像。

其中一片數字影像館名稱為：警察暴力檔案錄像2020

翻譯：

“I rebel—therefore we exist.”

“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阿爾貝·加繆, 《反叛者》

這一部分的作品突出了相機在現當代文化中的意義。家庭攝影和電影製作的民主化創造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一個人可以代表整個公眾見證，捕捉人類歷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數碼攝影，需要更少的資金投入和技術知識，使其變得更加普遍。

今天，我們可以通過YouTube、Vimeo和其他網站直播抗議重大社會政治事件。這類視頻被捕獲和上傳的速度仍然令人震驚。這些現代的記錄工具允許個人向觀眾表達信仰、觀點和意見，否則這些觀眾將會不認識他們，也接觸不到他們。反過來，我們現在對世界上的許多不公正和冤屈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

2020年，一名叫喬治·弗洛伊德的黑人在被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白人警察拘留期間被謀殺，此後，北美系統性警察暴力危機達到了新的高度。該事件的公民鏡頭像野火一樣在互聯網上傳播，引發了美國和加拿大的抗議活動。

在四個月的時間裡，社交媒體上充斥著目睹警察對抗議者施暴的人們的第一手描述。為了記錄大量的證據，Greg Doucette和一群激進的研究人員創建了一個在線檔案。

在那裡，他們僅從Twitter上就捕捉到了數千個視頻、帖子和截圖——這是幾個世紀以來黑人和其他邊緣化群體所經歷和抗議的一個微小的視覺片段。 ”

當然，我還看到美術館一處展覽陳列著37本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中國不同城市蒐集的相冊，記錄著從文革結束後當時的中國社會形態的變化。

或許，沒有加拿大之行，我大概率會錯過在這座城市的心臟擺放著的這些令人難忘的展品。

（3）

在加拿大僅幾天，恰好趕上了六月底的Pride month，無論是銀行、商場的階梯、書店的推薦主位、餐廳、甚至是政府大樓門前等地四處可見的彩虹標誌，包括宜家的購物袋也變成彩虹。

那些禁忌甚至令人感到shame的話題，似乎在這裡成為一種「名正言順」，呈現出截然不同的一套價值體系。

以前，我隔著屏幕看著這些圖片和新聞報導時，還感受不到這樣的氛圍，可當自己置身於環境之中，那種對內心劇烈的衝擊感完全與看新聞消息，不可同日而語。

幸運的是，我前後的航班都出現了熔斷，而我的這一趟航班沒有熔斷。因此，我順利登上了多倫多飛回上海的飛機。

回國後，上海浦東機場和多倫多機場的人團錦簇形成了鮮明對比，昔日的繁華機場充滿著陰森和肅穆，清冷的機場裡只能見到身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

從下飛機開始排隊做核酸檢測，到最後抵達隔離酒店，前後足足花了近五個小時。記得在測核酸的時候，一位女生捂著鼻子路過和我們說，她的鼻孔被捅出血了。

當時，我們一行人內心在祈禱能被分配到一個友善的核酸測試人員，好在給我做檢測的工作人員還挺好的，沒讓我感到極大的痛苦。

抵達隔離酒店後，看到酒店滿目瘡痍的模樣，內心忍不住再次感慨。隔離酒店距離我的住所只有100多米，一天580元的隔離費並不便宜，不能點熟食飲品等外賣，運氣不巧的是指定的每日100元隔離餐竟還讓我吃出了蟲子，酒店隨後給我了一罐泡麵。

不過，沒想到，我真的很幸運。

在我隔離後的第二天，新隔離政策由原本的14+7，改為7+3，雖然新政推出時間是6月28日，但我得到明確的可以享受新政回复消息卻是在今天，我隔離的第七天。

明天此時，我應該已回到熟悉的住所，可以放鬆的休息了。

當然空無一物很久沒有錄製了，和我這一個月回國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明天晚上8點會在我的視頻號直播間做播客直播，主題會圍繞：中產、財務、移民問題這些話題相關。如果你感興趣，歡迎來直播間，有相關問題，也可一併帶來。

直播內容會在一周後同步「空無一物」播客，所以來不了的朋友也沒關係，聽回放就行。

回想疫情這幾年和近半年自己的所見所聞所遭遇和經歷的事兒，多少讓我對未來有了更深的思考。

2018、19年的時候，我差不多二十五歲，對於宏觀層面的信息和知識興趣缺失，更多的思考視角都放在個體、微觀上，轉變的發生差不多就是在19年下旬，直到疫情開啟後，我對宏觀層面的關注變得越來越頻繁，此前我在「時代的一粒塵」寫過類似原因。

對我而言，去世界不同地方探索，深入對話當地的居民，無論是後來移民者或者本土居民，對於自己去還原一些課本里觸不到的真相有著極大的作用。

記得，我在庫斯科走訪印加遺跡時，我問Ai：

“如果西班牙人來這裡參觀，他們會願意承認曾經對拉美的掠奪和侵占歷史嗎？”

Ai笑著告訴我說，他以前在西班牙念大學的時候，他的大學教授在提及這段侵略史時，表示“不能找到絕對的證據證明xx就是侵略行為”，當然如果你親自走訪到這裡，你會從道路、混雜的建築風格、本土人民的態度裡看到一切的證據。

讀書和行路，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

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沒能踏出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而大量的信息只能依靠屏幕裡推送的消息來獲得，根據消息來作出判斷，擺放自己的立場。

疫情期間，肉體的禁錮，更大程度上阻礙了信息的傳播和流通，當接受信息變得有限時，人們眼裡能看到的真相，也會如同管中窺豹、盲人摸像一般，喪失相對的全面性。

於是，即便在政治意義上，同為中國公民，可那些身處海外或是身處疫情高危地區的人民，所受到的情感層面的抵制和創傷，我相信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修復。

外部的環境，多少會讓你產生一些意識形態上的衝擊感，而這些東西都是深入到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你很難僅憑著書本去獲得這些信息。

即便是我，都會在看到一些現象時，潛意識的反應是“竟然可以這樣？”而當地人反倒會對我大驚小怪地反應感到奇怪，反問我：“為什麼不可以？”

環境帶來的強烈反差，會有些慣性作用。當我從國內去到外面時，也有過一段時間的過渡和接受期，而當我回國的時候，同樣需要一段時間去過渡並適應。這種反差並不是單純的飲食習慣生活方式所帶來的，還有許多意識層面的轉換。

你需要去接受一些人在情感上對歸國人員的抵制情緒，接受你從一個疫情肆虐的地方回來污染淨土的設定，接受你給防疫人員給國內帶去麻煩的設定，接受你的歸國就是一種罪。這種來自於同胞的憎惡和抵觸的情感，或許也只有在特殊的時刻，能夠被如此放大。

想起曹植的七步詩：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最後，這一次的曲折回國，卻讓我有著意想不到的收穫與慰藉。

被疫情肆虐的這個世界，有些角落裡，人們認真記錄著那些具體的人身上發生的具體的故事和具體的感情。

一些人的面孔、聲音、情感的具體表達與呈現讓人觸手可及，而不再化為一個個抽象的數字符號，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氣勢磅礴的“戰役勝利”之詞，那些展廳里安靜地陳列著的，只有具體的人，與他們的故事和情感。

那一刻，我在這些陳列的故事作品裡，看見了受疫情影響的具體的人，也聽見了他們的聲音，感受到了他們的情感。

有些故事、情感，不該被輕易抹去，它們理應值得被記錄和表達，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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