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終結：自由主義需要它的敵人

福山的终结

自由主义需要它的敌人

帕特里克·J.德尼恩/文

王立秋/译

Patrick J. Deneen, “The End of Fukuyama: Liberalism Needs Its Enemies”, The Postliberal Order, May 23, 2022, https://postliberalorder.substack.com/p/the-end-of-fukuyama。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帕特里克·J.德尼恩，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为什么自由主义失败了？》(Why Liberalism Failed?, Yale, 2018)。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最近，我和弗朗西斯·福山一起参加了密歇根州立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会议由勒弗莱克科学、理性与现代民主论坛(LeFrak Forum on Science, Reason, and Modern Democracy)主办，主题是“民主和对它的不满”，也是福山新书的题目。我们所在的讨论组旨在提供一种鲜明的对照：一方力图拯救自由主义，而另一方则希望埋葬自由主义。我认为这么说是公平的：我们完成了自己任务，在我们的不满的原因和命运上，我和他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

我先强调了我们当前极为不幸的事态（尤其是左右两边的苦恼：对左翼来说，是普遍而深刻的经济不平等；对右翼来说，则是文化的堕落，后者引起了稳定增长的“绝望造成的死亡”）并把双方的“不满”，和自由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性质的核心假设的可预期的后果直接关联起来。福山则赞美了自由主义，他主张自由主义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人性、最体面的政制。他认为，对于珍视繁荣、尊严、对法律与个体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的人来说，除自由主义外，其他选择都没有吸引力。他同意我对我们的“不满”的描述，但不同意这些不满是自由主义本身特有的地方病。简言之，我们考察同一个世界，但得出了关于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情况的截然不同的结论。

福山提出了三个主张，他声称，他不是从更加深奥的政治理论领域（在以施派政治理论家为主的会议上），而是根据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观察得出以下三点的：

1.    自由主义是在宗教改革后，作为宗教战争的解决方案而出现的，它提供了一种在无需公民在形而上学或神学上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实现和平和政治稳定的方式。

2.    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病（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事实上是自由主义的病态，也就是说，健康的自由主义秩序不必然会得这些病。毋宁说，它们是偶然的、意外的，因此，它们也就是可治愈的，没必要因为这些病就把病人杀死。

3.    自由主义应该到过去的诸多成就中去寻找未来结果的证据。因为自由主义放弃了实现“共同的好”的努力，所以，它允许个体的好在富裕、宽容和和平的政治秩序中发展。通过诉诸证据和现实，我们可以证明，自由主义有能力带来繁荣与和平。

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自由主义以放弃以某种对“共同的好”的构想为基础的人类秩序愿景为前提（主张1），反而依赖一种保护财产权的宽容和有限政府的权宜(modus vivendi)，所以，它能够带来全球性的和平与繁荣（主张3）。我们可以通过限制经济自由至上主义、觉醒注意和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过激，来治愈当前对它的“不满”（主张2）。真正的自由主义在于未来，但在我们最近的过去（其中，这三个要素被淡化或消失了）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虽然福山声称自己是与缥缈的理论家为伍的实事求是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并号称自己的主张乃是基于这样一个基于现实的证据——自由主义的代价和它带来的更大的好处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仔细思考他的主张在经验的层面上的稳健性，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个主张都表明一种勉强的努力，他试图使他对现实的感知，与他的理论的要求相符。或者说，福山是根据自己的理论来感知现实的。无论是通过对历史事实加以选择，通过一厢情愿的思考，还是通过怀旧的幻想（即幻想未来会摹仿过去某个特定的时刻），事实证明，福山绝非现实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幻想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这样一种操作：通过有倾向地、高度选择性地重述来自过去和当下的证据，推断出一个关于未来的愿景。而这个愿景既站不住脚，又掩饰了自由主义政制的恶的性质。

下面，我会简要地逐条回应福山的主张：

1. 福山，和许多与会者一样，诉诸这样一个熟悉的故事，即自由主义起源于宗教引发的手足相残和战争的时代，它提供了避免纷争的“和平条款”。这是一个用滥了的论证。朱迪斯·史克拉、约翰·罗尔斯和理查德·罗蒂都曾用过这个论证，现在，自由主义的会众又在用带着信仰的确定语气重复这个论证。它是自由主义起源的“白色传说”，是一个天不生自由主义万古如长夜的故事：在蒙昧的时代，真正的救赎以约翰·洛克的《第二篇论文》（即《政府论下篇》）和《关于宽容的信》的形式出现了。

问题是，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而如今，在多次重复后，它已经取得了自由主义信条的地位。仔细地对现代国家的轮廓开始成形的那个时期加以历史的考察就会发现，“宗教战争”往往是借口，政治权力通过这个借口消除来自教会的自上而下的约束和来自贵族的各种自下而上的限制。许多所谓的“宗教战争”争的，不是宗教信仰和自由主义后来所谓的非理性的、私人的信念，它们争的毋宁说是政治权力问题。

虽然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讲述政治现代性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一种主要的讲法，是强调一种全新形式的政治权力——现代国家——的巩固。为推动现代形式的国家，人们费尽心思地努力把“世俗的”权力从“宗教的”权力中解脱出来（这些术语后来又被用来指这个计划本身，即所谓的政教分离）。自由主义的“白色传说”信条的最精简、最有说服力的反叙事之一，是威廉·T.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的这篇论文《一场大到足以烧毁房子的火：宗教战争与国家的崛起》(“A Fire Strong Enough to Consume the House: The Wars of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卡瓦诺的论文绝妙地重述了常规的自由主义叙事。卡瓦诺用大量的细节（其中许多取自研究现代早期国家的著名历史学家如理查德·邓恩和安东尼·吉登斯的叙述）概述了，人们是怎样通过有选择地强调某些事件，甚至全面重塑主要历史行动者的实际动机，来建构这个有利于初期的自由主义行动者的故事的。简言之，为缔造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强大的政治实体），人们讲述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求把“宗教”锁进私域，把往往关乎政治的斗争重塑为宗教斗争。不奇怪，辉格派政体（专门服务于现代资产阶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阶级的政党）要求辉格派的历史诠释。

从另一个互补的视角来看，关于这同一个政治权力巩固的过程，最好的故事之一依然是贝特朗·德·尤文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的经典著作《论权力》(On Power, 1949)。与自由主义的主张（即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理念代表了世界历史的一次进步）相反，尤文内尔在他的杰作中指出，现代国家千方百计地通过瓦解各种相互竞争的“等级”（无论是教士的还是贵族的），来拆散前现代时期实际存在的“联邦制”。这种权力的集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诉诸群众，诉诸“人民”来实现的，自由主义许诺会把这个人民从旧有的贵族制中解放出来。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中也从经济的角度讲述过这同一个故事。通过追溯这个故事，尤文内尔探索了这样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从更加去中心化的政治形式的解放，最终却以牺牲去中心化的政治权力（这种形式的政治权力实际上限制了中央政治权威唯我独尊的权威）为代价，巩固了现代国家的集中化的权力。然而，通过挪用和重新定义像“自由权”、“有限政府”和“联邦制”这样的术语，现代国家掩饰了自己的崛起，并巩固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集中化的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中的权力。

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在1953年的经典文本《对共同体的追求》(The Quest for Community)中以一种有力而紧迫的形式响应了尤文内尔分析的主要洞见。和尤文内尔一样（但现在，在二十世纪的双元极权主义出现之后）尼斯贝特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现代国家是在消解或有效地重新定义各种成员关系和共同体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些成员关系和共同体曾经起到了共同体认同的主要形式（家庭、教堂、行会、市镇、学院等等）的作用。在被消解到只剩一个壳的时候，被分离的个体就只能忠于现代国家了。尼斯贝特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元极权主义的兴起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对共同体的追求”，但他也预言，同样的发展态势，也会波及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集中化的联姻。

在福山的“就是这样”的、被剪裁过的早期现代性中，我们看不到这段历史。他声称自己的进路是经验主义的，但他那一大堆未经审视的假设和有倾向性的主张（所有这些假设和主张旨在警告他的听众，只要退出自由主义，我们就会回到充满自相残杀的战争、不宽容和压迫的黑暗时代）又严重损害了他的主张。

因此，后来在交流的时候，我对他提出的最后质疑是，对于像自由主义开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宽容与和平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保持怀疑。非要说的话，经验的证据表明，自由主义最首要的政治实例也就是美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众多一直存在也一直在变化的“不可接受的事物”（从这个大陆上的原住民，到今天人们不想要的孩子，它以自由权和选择的名义消灭了这些生命）的宽容。从经验的证据来看，这个民族国家也几乎不会和平对待自由主义的敌人（这个敌人会变，但它也一直存在）。据一些人估计，自有这个国家以来，美国就几乎一直在打仗，而根据另一些人的估计，它有百分之92的时间在打仗。然而，我们却一厢情愿地相信，自由主义给我们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和平”的祝福。

2. 福山主张，对今天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满”虽然真实存在，却是可治愈的。他尤其看重欧洲，试图到那里去寻找盎格鲁-美利坚“新自由主义”的解药。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英美式的新自由主义就变成了右翼的政治标志，这种情况经克林顿-布莱尔时代一直持续到了当前的时代。福山认为这就是人们在经济上对自由主义 “不满”的主要原因，他相信，我们可以摆脱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出路），努力重建西欧的经济社会民主模型。

他承认，自由主义核心出现了社会解体的挑战。他承认，社会连结、道德结构和形成性制度弱化的严肃性，这是自由主义“成功”引发的主要后果之一。他跟我说，像苏赫拉布·阿赫马里(Sohrab Ahmari)、阿德里安·维米尔勒(Adrian Vermeule)那样的思想家已经强调过这点。然而，他又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没有“回头路”。就像在经济领域一样，最终，自由主义可以通过允许人性自我肯定来缓和这些过度。就像他在初步陈述他的书的论文《自由主义和对它的不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挑战》中写到的那样，“理解得当的自由主义与共同体至上的冲动是完全兼容的，它也一直是各种深层、多样形式的公民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

在他的主张中，“理解得当”这个术语值得注意，这是幻想家在不利于自己的经验证据前的最终保留。只有没有与之相伴的病态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即，“理解得当”的自由主义。引发我们深刻而普遍的不满的自由主义，只是基于某种误解的自由主义。

在小组讨论时，我问福山，有哪个自由主义社会，没有经历过某种极端形式的“不满”——他承认这样的不满存在，但他又自信地相信这样的不满可以和自由主义本身分开——呢？如果我们相信经验的证据而不只是理论，那么，他就应该指出一个没有经历过他相信只是暂时和偶然的不满的自由主义民族国家。

在回应我的质疑的时候，他指出欧洲遏制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努力，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说的那些国家也深受极端形式的社会解体（无论是家庭形成的衰落、出生率的崩溃、宗教信仰的式微和“公民社会”制度的普遍弱化）困扰。如果从实际的证据出发，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不满”绝非偶然或意外，它们就是自由主义本身特有的地方病。巩固这场简短的，以人类的个人主义和自我创造的“神话”为前提的政治实验只会招致更多的病。如果遵循证据，把福山希望描述为病态的那些不满理解为自由主义骨子里的遗传病更准确。

3. 可要是我们能指出一个自由主义可以在繁荣发展的同时又不出现这些病态的时刻又会怎样？那会证明我们可以只要好处不要负面的后果吗？

在自由主义的上升期，我们可以找到反对前一点的证据，当时自由主义既没有引发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也没有引发社会解体。和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一样，福山渴望的，是紧接在二战后的那几十年里短暂繁荣的那种自由主义。他在论文中写道：“从1950年到1970年那个时期是西方世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鼎盛时期”。他称赞法治、民权的进步、与稳健的经济增长结合的相对的经济平等，以及中产阶级经济福利体系的扩大。

福山反对像我、阿赫马里和维米尔勒这样的批评者，他相信，我们希望复兴某种形式的中世纪基督教王国。他写道，我们当然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能“让时光倒流”。然而，在指向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那二十年的时候，福山又提出一个号称是基于经验的主张，即，自由主义能够在不引发任何看起来与之相伴的不满的情况下繁荣发展——怎样做到这点呢？通过……让时光倒流！在自由主义显然——虽然是偶然地——开始解体前的那几十年里，美国既没有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也没有社会解体。

学识渊博的福山也认识到，诉诸那几十年的做法对自己不利。的确，对美国世纪的顶点念念不忘没什么不对，但显然，后见之明的好处是，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看到那个时刻的独特性和暂时性。当时美国是全球冲突的胜利者，在发达世界其他地区大多变成废墟的时候，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对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它短暂地享受了胜利的那独一份的战利品，不受任何经济竞争影响，生产着世界其他地区迫切需要的商品和资源。它创造了一个对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极其有利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在今天，这个体系日益脆弱。在那些年里，它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经济和政治霸主，有效地治理着全球至少一半的地区。

福山承认的这个“鼎盛时期”的截止日期——20世纪70年代——标志着它的霸权之终结的开端，现在，它的军事统治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它独一无二的经济地位也因为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和在未来几十年里陷入这个泥潭）而受到损害，而它内部短暂的政治和谐也因为物质上的成功、传承下来的制度的解体和傲慢招致的社会解体而崩溃。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致认为，我们处在短暂的帝国时代的暮年，而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实在是独一无二的。而这，就是福山为证明自由主义能够抵抗对它的不满而给出的证据。

自由主义是一种高度可疑的政治秩序，它只能在这样独特、理想和暂时的历史条件下运作。如果在1950年前，世界（以及甚至美国）还不是自由主义的，而仅仅二十年后，世界就被对自由主义的不满淹没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从这个证据得出什么结论呢？看起来，不是福山敦促我们得出的那个有悖于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的现实的结论，即自由主义有克服它引发的不满的内部资源和能力。相反，丢掉一厢情愿的思考和朦胧的怀旧，实际的证据表明，福山远非他假装自己是的坚定而不情感用事的经验科学家，他是实打实的“理论家”。

最终，在我们的小组讨论中和在他的论文（在论文中他诉诸非自由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把它们当作采纳自由主义方案的主要原因）中，福山看起来也意识到自己主张的局限性。在论文中，他提到了印度、匈牙利和俄罗斯，把它们当作反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的代表，认为无论美国多么地不完美，这些例子也应当迫使我们力图避免反自由主义的命运。他写道，这样的民族国家用国家权力来“拆除自由主义制度并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顺便说一句，在这里，又一次地，经验的证据表明，自由主义秩序也很难说就不会有这样的政治和社会强迫。但这偏离了他要说的主要观点。）

在小组讨论中，在谈到纠缠懦弱的自由主义者的幽灵的时候，他反复提到的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如果自由主义能够渴望再次克服对它的不满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共同努力，克服反自由主义的全球竞争者提出的威胁。

在这里，再一次地，福山的操作——他又提到了1950年到1970年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颇能说明问题。这几十年不但给美国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也把美国巩固为争夺全球意识形态霸权的两大全球超级大国之一。当时美国之所以能够遏制政治上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因为它的财富，也因为它因为外敌的存在而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事实证明，在有敌人的时候，自由主义才会兴盛。

这里充满了讽刺的意味。福山以大胆的思想家——对，理论家——而著称，他提出，1989年柏林墙倒塌代表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了因为最古老的政治谜题被解开了：对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制”这个问题，1989年的事件回答，“自由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再无竞争者。20世纪的竞争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被打败了，唯一留下来——唯一满足人类的根本政治需求——的政制是自由主义民主。虽然他承认，还有一些零星的钉子户不肯接受这个不容辩驳的结论，但他认为，这些钉子户都不对自由主义的终极性构成真正的威胁。

三十年后，福山把他对自由主义的希望建立在我们对共同的敌人的共同承认上。对历史暂停的希望是短暂的。回头看，1989年不代表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一场代价惨重的假胜。当时，我们当下的“不满”就已经开始显现了——经济全球化和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开始生成世界史的经济不平等条件，而在发达的西方，所有社会健康措施都已急转直下。

1989年不是历史的终结；它是自由主义的中介的开端。

福山不知道怎样解读时代的迹象，在1989年的时候如此，在今天也一样。不过，现在，他知道，需要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扶持自由主义了，而如果需要的，是对证据进行有倾向性的解读的话，他倒是能胜任这个任务。但问题是，现在不是1989年，更不是1950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向我们表明，历史肯定没有终结。而不断积累的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福山的计划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