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請回答1999

文｜费里尼

题目很俗，也有点龙头虚。其实没人回答你，不过是凡人的几声呐喊而已——就今日之语境，差不多属于“呜咽”了。

缘起是有篇怀念2019的文章今天一早刷屏。我有点不忿。身在泥淖，太微距有毛用。右手会怀念几秒钟前左手一模一样的慢动作么。

所以，不妨抽离一点，回溯一点，就像《盗梦空间》里说的，既然做梦，就梦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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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1999。所有记忆都像一盒洗印完毕但杂乱无序的彩色电影胶片。任何试图有序剪辑的努力都是徒劳。

你可以从任意一段开始阅读，也可以跳往任意一段接下去。

1999年，我28岁。和从北京追回来的姑娘小王一起住在安福路一栋花园洋房二楼。房子是金锋他爸——电影《西安事变》里扮演张学良的那位儒雅先生借给我的。金锋那时刚从北京念书回来，后来成为著名配音演员，《蜘蛛侠》男主角就是他配的，钟汉良在内地主要电视剧的角色基本由他代言，《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托比·马奎尔是他，对了，奥特曼也是他。

安福路那时毫无任何网红气质，几乎没有任何小店开张。洋房的正对面是如今的多抓鱼二手书店，再往东一点的金苑造好没多久还在售楼，每平米售价8000元。我晓得这个价钱之后惊呼了一声：册那，疯了！

厨房在一楼的公用部位，有一个灶头属于我。买菜去五原路口的乌中菜场，摊主那时就很拽了。跑去大闸蟹摊，老板眼乌珠朝天翻：孙中山伊拉孙女（的阿姨）刚刚来买过8只蟹！

安福路朝西，武康路转角那里，那还没有马里昂吧——那部著名的新浪潮闷片《去年在马里昂巴》也要进入崭新的21世纪才得缘混沌一见（观影过程昏睡数次）。如今的sunflour隔壁倒是一间货真价实的电影院——永乐宫。1999年正值《黑客帝国1》上映，一票难求。当时我是劳动报文艺部主任，文艺记者小哈帮我搞到了首映场，不过只能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小哈她爸是我大学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之一，那次我论文得了优，所以过道我也忍了。

我带着家里的Panasonic无绳电话的听筒去看的电影。观影过程中还接到过一个电话。我有一个西门子S4手机，号码是租来的，13003153485，平时不开机，只回电话；腰间别着摩托罗拉中文BB机，128X182227。

我有一辆报社发的萨克斯助动车，后边有一个绳子可以抽出来发动的那种。这年的夏天在虹口体育场看完申花队和大连队的比赛出来，被人偷了。1999年的时候，体育场外面已经找不到存车的老头儿了。

宏观一点。

1999年9月，延安高架路全线通车，短命而辉煌的亚洲第一弯横空出世；从外滩（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长草的那个滩）朝对面陆家嘴张望，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已经矗立起来了，厨房三件套还缺俩。

南京路步行街也在这年落成，人潮涌动。南京西路黄陂北路交叉口的明天广场还在建设中，恒隆广场已经结构封顶。曾经创下KFC全球单店销冠的人民广场店顾客盈门。东风饭店一楼的肯德基的上校还在微笑——这段“黑历史”多年以后成为华尔道夫酒店Pr们永久的噩梦。

在本城封印第30日再说KFC是残忍的，如同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当然还是有人写诗，打油诗。刚出街的《小鸟特刊》上我读到署名江砚的《KFC》：东风饭店初识伊/拍案惊奇土豆泥/未料三十三年后/珍馔仍数肯德基。

一扳手指，让老江念念不忘那次美食艳遇，发生在1999年还要过去十年，一个大户。

对了，1999年的上海是湿答答的，那年的黄梅天持续了43天，比常年梅雨季超出一半，雨量则超了4倍。

1999年，上海居然还举办了一次网姐——网络小姐选美比赛。初代网红今安在？

地铁二号线也在这一年试通车，中山公园到龙阳路。

1999年初，《还珠格格》在上视8频道播放，小燕子初入上海人法眼。这一年我在安福路任泉开的蜀地辣子鱼馆吃饭碰到穿背带裤的范冰冰，惊为天人。

1999年春晚，陈红蔡国庆一曲《常回家看看》至今余音未绝，只不过，这几年家乡经常会劝返游子归巢；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至今仍是国产小品巅峰，主角三人，一个暧昧淡出据说连飞机都卖了，一个凝视恶龙疯魔了，一个继女拿了小金人连名字都搜不到了。

真是无依之地无依之人，在1999试看20年后之神州，究竟是谁人之天下？

这年暑假，在一个朋友的苦苦哀求下，我忍痛以1800元的价格卖给他一张7月21日曼联和申花的友谊赛门票——小贝没来，但已银货两讫。1800元当年可以在上海买大约0.7平米的商品房面积，大小正好挂下一幅金宇澄金老师的版画，当然这个版画金老师也要到20年后才开始画。当然，一幅金老师签名的版画今天也不止这个价。

7月，女足世界杯决赛，中国女足一球不敌东道主美国。铿锵玫瑰好像就是那年叫起来的。

这一年，新概念第一届比赛。一个小骗子从这里起步。当然我对他没太大的恶感。一个人靠骗术起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始而终以骗为核心竞争。都这么些年，也该洗白了。否则，还真是暴殄命运和祖坟的馈赠啊。

1999年还有什么让我感时伤怀的事？

对了。4月15日下午，一架大韩航空货机从虹桥机场起飞后坠落在闵行区，正在放学回家的学生和建筑工地工人5死（其中2名小学生）42伤。坠机给莘庄地区造成1.6级地震。黑匣子找了7天才找到，原因居然是飞行员将飞行高度的米和英尺搞混了。

5名遇难者家属中，其中一位很快同意了52.5万的赔偿金，其余4人家属不认同调解赔偿金额坚持起诉大韩航空，最终四人获得了90-113万不等的赔偿金，成为当时国内赔偿金最高判例。

在搜寻黑匣子过程中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一名中年妇女曾向警方举报一名50来岁男子抱着一个橘色盒子从事故现场离开。民警挨家挨户排查后最终在男子家中找到“黑匣子”，打开发现是一盒麻将。

不过20几年，这些当年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却踪影全无。

我只记得，1999年的上海是个大工地。尘土飞扬，却像一个脸有污泥却英气勃发的少年郎。我奔向自己的而立之年，却感觉即将发生在这个城市的事情，远远比我的人生可能性更丰盈。

11月的时候，我上午和王小姐去领了证，英年早婚；下午报社党组织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一天两证在手，踌躇满志。那还是一个有点理想的时代。王朔的小说里已经可以看见“你才是党员呢”这样今天看来五雷轰顶的语句，但正因为给你看见了，才显得一切都不那么紧绷。

1999年，我用速率14.4K的调制解调器上网，为了下载一张小贝的照片做屏保，那只猫“呼哧呼哧”了整晚。

那年我还在淮海中路襄阳路口的海上星见了钱宁——前副宰相的儿子，写了一本秦相李斯的书来上海宣传，我应《海上文坛》马主编的稿约去采访钱宁。那天除了钱宁、马老师还有晚报副刊编辑贺老师。钱宁举手投足十分优雅，有点像陈百强——这两人至今在我脑海里留存的影像是同一个。我记得那天在海上星吃了蘑菇烩饭。

1999年，巨鹿路爱神花园我常去，和门卫含糊咕哝一声就直奔二楼找马老师。他作为编辑铺床，我作为资深作者负责睡觉。这是马老师后来深情总结的编辑和作者的和谐关系。《海上文坛》的编辑部和《上海文学》贴隔壁，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已经写过《少年血》的金老师。

1999年，爱神花园对面书报摊上，一名缺了一只手的青年沉默不语地低头看书，抬头收费。后来又过了很多年，我再也没见过他。几个月前经过巨鹿路，车子很快一闪而过，不过我好像又看到了这个独臂的中年男人。

1999年，美美百货还在淮海大楼。转角门洞的书报摊琳琅满目，面如铁砂黑的汉子目光凌厉吝于搭讪，将一本本文学期刊准确地夹上黑色铁夹子。几年后，办杂志的洪晃希望新杂志能够挤进这个网红转角的书报摊，带了香烟前去公关。那是一个雨天，黑脸摊主一声怒喝将香烟掼到淮海路的人行道上。中华在细雨中翻滚，洪姐的心淌血不止。

1999年，淮海大楼朝东走到华亭路口，服装市场还在，要再过一年才彻底清除。我应该就是这年在市场里和当年还有点名气的歌手潘劲东迎面走过。

这一年，不知是炒作还是网民真不懂，大家都在说千年虫，像今天说起奥密克戎一样说起那只虫。今天我已经忘记12月31号那天我是否调过电脑的时间显示。只要银行那帮赤佬没忘就行。

千禧夜那天，我去百盛花400买了一件绿色棉夹克——襄阳路服装市场要7年后才会拆，但我没去那里。百盛当时是上海最热的地标之一，据说每天有超过一万人在百盛门口约见面。

第二天，我要穿这件新夹克去主持我最好朋友的婚礼。

只不过就敲了一下回车键，23年过去了。这个朋友的女儿明年就要大学毕业。我却依然像站在千禧夜的门槛上。

时间只剩一毫秒，彷佛进退都由我定，而那个人，伊不响。

（本文资料搜寻过程参考了部分《上海市民生活指南》公众号文章，特向新闻晨报及韩小妮小姐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