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2016年参加台北书展的时候，购买了三本廖亦武先生的著作。 1.《六四：我的证词》中文版，台湾台北，允晨文化，2011年；2.《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中文版. 允晨文化. 2012年；3. 《上帝是红色的》中文版，台湾台北，允晨文化2014年。

而他的《底层访谈录》是2004年就读过的，中间也在网络上读过他的不少文章。今年开始细读他的《上帝是红色的》，之前在matters上已发过两文来推介廖亦武先生给内地的书友。 1. 廖亦武：恐惧是没有用的；2. 诗人廖亦武与《南方周末》 。而且会在每文下头不断更新与廖亦武有关的文章和报道。昨天在微信公号上推送了《百岁修女张印仙》，今天就在这里好好推介一下《上帝是红色的》这本书。

百岁修女张印仙​的故事

老威陈寿文昨天

台湾好友谢小韫写信告知，109岁的修女张印仙已在弥留之际。我回复道：“往事如云涌来，泪水溢出眼眶。”

2009年8月23日下午，我在云南大理古城人民路天主堂修道院内，采访了这位“因愤怒而长寿”的修女，当时她102岁，手脚麻利，思维清晰，声称：“CCP不归还传教士留下的全部教产，我绝不闭眼！”

张修女曾在1980年代初，背负另一90高龄的修女，在大理州政府大门前，绝食示威达28天，轰动一时，终于索回被强行霸占的80年天主堂。

台湾友人谢小蕴也多次去探望她，还经常转寄她的近况。最后这封信，她写道：“亦武兄，附上大理的张修女照片，她已经卧病在床，无法言语。她的一生完全彰显了神的爱，我们向她老人家致敬，也祈祷神让她没有痛苦地回到天家！ ”

我却想起迪兰.托马斯的《挽歌》：

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上最高的光在闪耀…..

她轻轻地躺下，越过了山峰……

在草地的下面，在乌云的上面，爱着，然后生长。

百岁修女张印仙

前 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稍后往来数次，终于搭上话，却半句也搞不懂，还引起天主教徒们的警觉。有个70多岁的婆婆，在众人的推举下，过来盘问：先生你哪儿人？信主么？参加敬拜么？我答：准备信呢，所以对这位老前辈感兴趣，想交流一下，你能为我们翻译？婆婆说：不能，谁晓得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写书的，帮帮忙嘛。婆婆说：记者么？那更不能了。我劝你走吧，先征得宗教局的同意再来。

我当即绝望，随之返乡，直至翻年，同样的晴朗夏日，又卷土重来。汲取了教训，我在天主堂外围盘桓多日，分析情报，并伙同基督教徒鲲鹏，从教会门卫室、对外接待室、厨房、礼拜堂、修道院，逐步深入。鲲鹏擅长谈经论道，弄得众人点头称是之际，我这边就乘虚而入。

我们终于接触到关键人物陶修女，她35岁左右，目光清澈，为人厚道，且长期照顾百岁修女的起居。我们沟通顺畅，并提前4天，敲定了这次拜访。

这是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弥撒之后。我们又在修道院这边等候个把钟头，陶修女才匆匆赶来，牵起活神仙，就朝外走。访谈接着在空荡荡的接待室进行，节奏极快。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建议歇口气，陶修女却说不必，她的状况不错，自己煮饭吃，食量还大，还是个老顽童，你说她不行，她就把装满土的花盆拉来拉去，显示有劲道。

我们都笑。老人一笑，皱纹猛然舒张开，如褪色的斑斓虎皮。她叽哩哇啦好一阵，根本听不懂。陶修女打趣说，主要是牙掉光、不关风，再加性子急、嗓门高，就把本地话扭曲成了外国话。

陶修女自始至终，紧贴活神仙，冲她的右耳喊话，因为她的左耳左眼，都不灵光。但记忆和思维却清晰无比，叙述到激愤处，屡屡要跳脚，那种波涛汹涌，可与莎士比亚笔下疯掉的李尔王媲美。

她还掏出贴身的3个十字架，供我们鉴赏。其中一个，据说已经挂了60多年。在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她还嚷嚷不愿吃饭，也不愿走。大家都劝她扶她，而她却挥舞双手，指东打西。意思是四面墙的外头，还有好多地盘被抢去，她一直不愿走，就是要亲眼看着还回来。

这辈子，气性大而长寿的，我也只见着这一个。

正 文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娘娘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娘娘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娘娘，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娘娘——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老威：当农民？

张印仙：被踩在脚底的贱民。

老威：多少年？

张印仙：1952至1983，31年。

老威：怎么过来的？

张印仙：自己种粮食自己吃。我们离开教会时，除了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汗流浃背地赶拢村子，连口水也不给喝，就被揪进会场，与撵出庙子的和尚尼姑，撵出道观的道士道姑，还有基督教的男女信徒，形形色色的，站成两三排，被几百村民团团围观。名为批斗会，实则看稀奇。大家喊口号，喷唾沫，拳头在我们鼻子尖尖晃来晃去，很是苦大仇深。工作队在木头台子上讲话，那时候没有电喇叭，就举着个镔铁话筒干吼。刘主教被扇了几耳光，我娘娘就挡在前面去争论：无冤无仇的，凭啥打人？那个刚刚在土地改革中翻身作主的贫农说：反动派，不打就不倒。我娘娘说：我们不是反动派。贫农说：你们是精神鸦片，是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剥削人民的走狗。我娘娘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我们没剥削。贫农说：你还嘴硬。于是周围响起一片口号：打倒反革命修女！我娘娘说：尽管打好了。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们。

老威：耶稣的箴言？

张印仙：他们不懂，就晓得瞎起哄。后来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就明白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教，斗争腔调大同小异。打倒你打倒我、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才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什么胜利万岁。批判天主教和批判佛教、道教、走资派的发言稿，随便改几笔，就可以通用。

老威：老人家明察秋毫哦。

张印仙：斗争会开过，丢了两间石头房子给我们住，四面透风，跟猪圈一样。刘主教和我娘娘已比较老，经不住折腾，只有稍微年轻的我，去跟村里要锅碗瓢盆、五谷杂粮、床铺被褥，打张借条，写明今后挣够了归还。

接着就是开荒种地了，这活儿不难，有气力就行，我打主力，两个长辈帮手。平时不搞阶级斗争，村里也借牛给我们用。苍山又高又大又绿，养点点猪和鸡，畜生们自己晓得找吃。把地里的青菜装坛子，做成酸菜，再带几十个鸡蛋，就能挑到下关去卖了，买油盐酱醋。这样熬磨几年，过得稍微像个人样了，上面又号召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自家东西统统上缴。几百号人吃喝在一块，敞开肚皮瞎整，没几天，灾荒年到了。饿死人哪，那些傻吃傻喝，把肚皮撑大了的，几乎都饿死掉。我们熬的稀粥，能当镜子用，双手捧到阳光下，我娘娘浮肿个脸，还开玩笑：哦哟，碗底有个鸭蛋黄。刘主教说是“画饼充饥”，娘娘却坚持认为，我们喝着主赐予的“太阳鸭蛋粥”，热量是普通粥的几倍。

老威：又凄凉又温暖嘛。

张印仙：后来稀粥也没得喝，就只能漫山遍野寻野菜、草根、苔藓，甚至剥树皮和地衣。青壮村民不耐饿，急了，刚埋的死人也掏出来，割肉煮。和尚也四处堵老鼠洞，碰运气抓住一只，来不及剐皮，就活生生朝嘴里塞。哎呀，那年头，乱套了，如果灾荒再持续两年，恐怕我们也被人家吃掉。感谢主，没有祂的保守，活不了。

老威：你们还祷告么？

张印仙：天天祷告。在路上，在坡上，在家里。经书早就背诵了几十年，在脑海，在骨头，在肺腑，一笔一划刻着，谁也抹不掉。我们在地面受难，灵魂却在天国，接受主的奖赏。无神或信邪灵的，当然不晓得主的奖赏为何物。再饿再苦，你不要告诉世人，因为他们比你更饿更苦；你感觉头昏眼花，快不行了，你也不要向世人呼救，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救不了。你只有求告主，死死生生算啥，祂会让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山坡间晃荡了大半天，还寻不着可吃的。一屁股下地，就再也起不来。旁边有几朵彩色野菌，就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毒菌，我一时软弱，就扯来吃掉。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晓得厉害，可饿死和毒死，哪种更好？

我跪着祷告，求主宽恕。几分钟，肚子剧痛，我拼命地抓舌根子，想呕吐，可体内太干净了，毒菌转眼就消化。稍后，手脚不由自主哆嗦，腮帮子不由自主哆嗦。我抱着一棵树，还是坚持祷告，哪怕马上死，也不能忘记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我昏倒了，天黑时又醒过来，月亮像道门，压在树梢顶。我试一试，居然腾地站了起来，肚子还是饿，可不太难受。我连念几声“阿门”，我主保佑！活着就是奇迹！

老威：是啊，你们都活着。

张印仙：刘主教和我娘娘死掉了，葬在苍山腰，我的墓穴也在那儿。

老威：无论阳世阴间，你们都算三位一体。

张印仙：文革时，刘主教被揪到海东，与我们分开。他孤零零，挨了很多打，身体垮了。 1983年，宗教政策落实，我们又聚一块，宗教局在教会对面找了两间小屋，暂时安顿我们。

老威：咋个在“教堂对面”？

张印仙：我们进不去。教会的旮旮角角，都住满人了。大理四中的礼堂，就是这座建于1927年的礼拜堂，不过祭坛和神像都打掉，换上马恩列斯毛的大像。每天早晨，中学生们就在礼拜堂前升国旗、唱国歌，“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威：天主堂沦为无神堂了。

张印仙：我们依据政策，先和学校交涉，再和教会住户交涉，可人家也振振有辞：共产党让我们住这儿，二三十年了，生儿子，又生孙子，咋可以说搬就搬？刘主教说：二三十年之前，这儿是我们的，因为历史原因，被拿去，现在共产党要归还了。人家说：不行，我们才是原始居民，我们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刘主教叹口气，说：我们已风烛残年，人的事可以让，可这是神的事，不能让。人家顿时起哄：让你的神滚蛋。

于是连续3天，我们早中晚读经祷告，待神赐予了信心，刘主教才去找宗教局。而我的性子急，就背起我娘娘，直接来到大理州政府。我先去政府各部门转两圈，没人接待；我又在过道上哭一阵喊一阵，还是没人理睬。只好撤回政府大门，在阶沿上放下娘娘，开始一天天静坐禁食。

老威：当时你多大岁数？

张印仙：七十五六。我娘娘快90了，又咳又喘，起不来床。我说我一个去就可以，她说：不可以，天主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的。于是我只能背她。那时古城到下关，路很烂，我每天半夜就起床，做祷告，然后打扫卫生，做早点，尽量劝娘娘多吃。她心慌，我就替她抹抹胸，她说快死掉，我就说天主不愿见她这个样子，因为教产还没要回来。娘娘就笑了，还让把镜子给她，照一照，洗脸梳头，擦点桂花油。我说：娘娘啊，你21岁做修女，直到现在，始终比我爱漂亮。娘娘说：对嘛，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不太像女人哦。我说：几十年来，种地、喂猪、养鸡，没闲过半天，哪有工夫讲究？娘娘说：这次当街展览，你可不要弄成乞丐样子，给天主丢脸。我连应“好、好”，就真的换了最干净的衣服。

收拾齐整上路。歇两回气，我就能背她到南门外，等小客车，颠簸一两小时，抵拢州政府。在地上铺床棉絮，扶娘娘平躺下，我守在旁边。路人围起看闹热，我也鼓起眼珠看闹热。太阳大了，就把被子扯开些；晒狠了，就在娘娘脸上撑一块布。而刮风下雨天，就挪到屋檐下，屋檐窄了，雨滴乱溅，我就自己挡在前，肩膀湿半边干半边。

老威：七旬老人背九旬老人静坐禁食，是个大新闻嘛。

张印仙：那年月，报纸、电台都是政府管，所以没新闻。我们也不懂新闻。只晓得围观群众太多，密密匝匝的人墙。我们也觉得不妥当，影响市容，可没办法嘛。我还一遍遍起立，举着十字架，劝大家走开。可群众散一拨又聚一拨，还有人弓腰，察看娘娘的动静，然后转头汇报：还有气呢，嘴巴还在念叨。我纠正说不是念叨，而是背诵。人家问背诵个啥，我就自己弓腰倾听，并重复娘娘的话：天主，请以此茫茫尘嚣，来查验我，洗刷我的罪，端正我的意念，在邪恶的权势下把我拯救。阿门。

老威：人们理解么？

张印仙：不理解。许多人骂我们疯了，心肠稍微好的，就劝我们体谅政府，要爱国。我心里说，除了天国，我们地上的国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

老威：对头。在所谓的祖国反而流浪着，无家可归。

张印仙：就这意思。我们在政府大门呆了28天，除开喝水，我啥都不吃，考虑到娘娘的身体，我晌午喂她一碗米线，补充热量。太阳落山，又背起她，赶末班车回古城。

老威：第二天又开始？

张印仙：对头。后来我有点背不动了。因为每天只吃早点，瘦得飞快，腿还打飘。我就盘算，干脆去政府门口过夜，反正门卫也来赶过，警察也来赶过。可两老太婆，谁都不敢抓。很抱歉嘛，大概影响越来越坏，惊动了上级，28天头上，一官员带了两随从，终于露面。过往群众早已麻木，不再围观，还冲我们点头呢。只有些小孩经常光顾“街头西洋镜”，婆婆长婆婆短的。官员过来，站了几分钟，就蹲下问：你叫张印仙？我说：是，她叫李华珍。他说：你们已经闹够了吧？我说：我们不想闹，只想有个住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好好的？我说：我们不是吃救济的五保户，随便丢两间房就行，我们要我们的教产，我们侍奉天主的场所。他说：会归还你们的教产，但要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已经等了31年，我才70多，能等，可她快90了，有出气没进气，恐怕等不了。他说：你凭啥这样说话？政府不是你们来支配的，政府只能协调、动员别人搬家，让出地盘，最快也得好几年。一听这话，处于昏睡状态的娘娘突然醒了，拉扯我，令我扶她坐起。她喘着说：我死在这儿。我立马响应：好好，两条老命都丢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官员气坏了，说：你们敢要挟共产党。我说：只要归还天主堂，死活与你们无关。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没多久，教会就空出来了。就是你今天看见的，老礼拜堂，周围的两排房屋，照壁，照壁后的两个院子。古城都轰动了，居民们议论，天主堂的两个恶婆婆，惹不得，把政府搞蔫了。可他们哪里明白，这才是原始教产的四分之一，隔墙、过街的大理二小、四中，几个足球场大，全属于我们教会。

要不回来了。大理教区的许多堂口，都被霸占。政府挪用，年头太久远，就不提还，或者搞地产开发，把老教堂拆掉。有的堂口，政府要还，教会的人却不敢要，怕再来政治运动，挨整。

老威：3个老人，突然间拥有偌大的地盘，做梦似的。

张印仙：全部归主。我们不过暂时替祂老人家看门。

老威：生活咋办？

张印仙：我一肩挑。

老威：这么豪迈？

张印仙：他们两个老病，我还是喂猪、养鸡、自己种菜。这儿比乡下条件好许多，我们能糊口，也喜乐。我娘娘李华珍1989年去世，活了93；刘汉臣主教1990年去世，活了90。教会在苍山腰寻了块地，将他们合葬，我的墓穴也预留了，生死在一块吧。

刘主教回光返照时，突然起床，要去礼拜堂做弥撒，可刚把衣服穿好，就瘫掉，只得在二楼自己的卧室，做临终祈祷。他最后一口气，落得很深很长，眼珠子渐渐定住，面带微笑。那是一个傍晚，天使在窗外，一阵斜阳，又一阵风。

他们走掉，只剩我，太伤心了。只有在礼拜堂，在院子，在他们呆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闭着眼睛，觉得他们抚摸我的手；睁开眼睛，却见一条狗在舔，或者一丝阳光在舔。我问主：他们想我不？太傻了。也许是没机会服侍他们了，闲得慌。

直到1998年，新的神父来，陶修女也来，我才稍微踏实。一辈子绷紧的弦，终于松垮。该给新一代交待的，统统交待了，特别是没归还的教产，必须继续要。万一要不回来，就写入教史，让世世代代铭记。

一心盼主接走我。一心盼与刘主教和我娘娘见面。可稍不留神，我又过101！周围的人，都与我相差好几十呢，咋办？

老威：不晓得。

张印仙：只能赞美主。

老威：阿门。

上帝是红色的

作者： 廖亦武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3/01/01

语言：繁体中文

定价：380元

首度揭露基督教在共产中国如何幸存并兴盛的秘辛

一场从未在中国张扬的革命

伪善世界，唯信仰得以救赎

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德国图书行业协会「绍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导文学奖．德国法兰克福书商和平奖得主廖亦武又一震动世界文坛的力作

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最佳图书奖」

时候终于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继续沉沦，就派来一位基督徒孙医生。他没有任何传教的行话，直接就说，我在山沟里行医十来年，我晓得太多的惨痛故事，老威，你是个作家，

你感兴趣吗？

于是就相约上路。

从云南丽江转回昆明，经富民县和禄劝县，再沿着山高水低的乡间公路，朝更深处而去。来到撒营盘镇，骡马羊狗猪当街奔驰，扬起阵阵烟尘，我凝望土坎那边，一九四○年代的西

南神学院遗址，我问，到此为止吗？

孙医生摇头。于是我们继续深入。

于是长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车、货车、面包车和手扶式拖拉机都乘过。山穷水尽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岭几个小时，汗流浃背钻进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绝。

贫瘠，愚昧，创伤，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个妇女被怀疑得了麻疯病，于是大家一致通过，架柴火烧死她；一个男人突然病倒，于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达公路，在路边拦车

去县城，中途就颠簸死了；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被枪杀，他却被几只长枪指着，背起自己父亲的头颅，奔走几天几夜。山路是红色的，孩子被父亲的血染透了。

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作者简介

廖亦武

1958年，生于中国四川盐宁，诗人，作家，民间艺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中国地下文学杂志的编辑与出版者。

1989年六四凌晨制作长诗《大屠杀》配乐录音带，1990年3月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旋即入狱四年；1994年1月因英国首相梅杰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不懈努力，提前43天获释。

历经二十年，而有《活下去》、《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中国上访村》、《最后的地主》数卷，约五百多万字，成为当今最有代表性的底层作家。

1995年和2003年，两度获得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2002年获《倾向》文学奖。 2007年获独立中文笔会之自由写作奖。 2009年因《地震疯人院—四川大地震记事》而获澳洲之推动中国进步奖。其作品已翻译成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特别是《底层》英译本《THE CORPSE WALKER》由蓝灯出版并畅销，以及美国权威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连续4次推出专辑，使他逐步进入了西方主流文学界。

所著《底层》、《沉沦的圣殿》等书数度被中国当局查禁，并因违禁创作和在公共领域的违禁活动，数度被逮捕和抄家。曾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卖艺。也曾长期被限制出国。他同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随笔；曾地下出版音乐CD《汉奴》、《叫魂》、《箫吟》、《情兽》、《不死的流亡者》、《南行记》等，其即兴的箫法和啸法有深沉独绝的音乐况味。

2011年，国际笔会美国中心于纽约举办「世界之声」文学节，担任主席的1981年布克文学奖得主鲁西迪爵士邀请廖亦武为出席开幕式的嘉宾之一。然续遭中国限制出境，2011年7月从国境经越南辗转赴德国，同步出版中文与德文版传记，《六四．我的证词》，举世注目。 2009年，《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中国底层社会》， 由德国渔夫出版社（德文版：中国底层访谈录）出版。 2011年9月，《上帝是红色的》，由美国两大出版社之一的哈泼柯林斯出版。

2012年6月21日，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协会宣布，廖亦武荣获联邦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同年10月14日于德国极具象征意义的圣保罗教堂，发表电视直播演讲。

廖亦武－得奖纪录

1995年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

2002年《倾向》文学奖

2003年美国赫尔曼∕哈米特写作奖

2007年独立中文笔会之自由写作奖

2009年《地震疯人院—四川大地震记事》而获澳洲之推动中国进步奖

2011年美国《当代基督教》杂志「最佳图书奖」

2011年德国图书行业协会「绍尔兄妹奖」

2011年德国广播协会「最佳广播剧奖」

2012年《咬尸人：来自中国底层的真实故事》 卡普钦斯基国际报导文学奖

2012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商和平奖

目录

自序－山路是红色的

寻找传教士墓园

基督教长老张应荣

夜祷

教区牧师张茂恩

日祷

殉道者之子王子胜（上）

事故及后果

殉道者之子王子胜（下）

基督徒孙医生

基督教长老吴永生

老基督徒张凤祥

湮灭的异端

绝症基督徒李林山

乡村团契

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额

百岁修女张印仙

地下天主教徒刘圣诗

家庭基督徒袁福生

八○后基督徒何路

街头盲艺人文华春

读书人流沙河的相关旁证

不屈的受难和奋争（代跋）∕康正果

代跋

上帝是红色的-不屈的受难和奋争∕康正果

我们读过的廖亦武访谈录已经很多了，如果说他笔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仅以其个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万般无奈，进而凸显出共产专制下种种社会之怪现状，那么这部基督徒访谈录则除了控诉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对教民的残酷迫害以外，更能让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读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难者坚贞不屈的人格，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升，在极度的震撼后领会到抚慰心灵的光。就拿孙医生来说，他医术超群，本来在大城市享有高职高薪，但在信主后却断然放弃了优越的待遇，只身到云南山区，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为穷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向他们传布了教义。孙医生为什么要做这样自讨苦吃的事情呢？当然他不是学什么被编造的雷锋，而是在继承和发扬早期西方传教士的传统。那些骑上毛驴翻山越岭在苗山寨里传教的洋人，最初就是凭着给穷人治病赐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传播基督教教义的。这一种竭诚普救人世苦难的工作才真正称得上是为人民服务。孙医生最景仰的人物是在印度显示了「平凡神迹」的德兰修女。他对廖亦武说：「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将有何回报，仅仅是感恩地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百岁修女张印仙的事迹也很感人。她从小住进修道院，她以她在那里的成长历程证实了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伤，收养孤儿的功德，从而否定了中共当局加于教会的诬蔑不实之词。她也以她在其后几十年受尽折磨的经历见证了中共暴政对世道人心的败坏。张印仙告诉廖亦武：「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四百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娘娘，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三人。」此后的31年，他们三人受尽无良村民的欺辱，但三个人相依为命，矢志不渝，在坚韧的祈祷中熬过历次运动，苦难却不失尊严地活了下来。张印仙从来不向革命群众低头，改革开放后上面落实宗教政策，她背上九十岁的娘娘在乡政府门外示威抗争近三十天，最终争回了他们的教产。拒不参加「三自教会」的袁相忱宁愿将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胁利诱低头让步，直到关押二十多年后释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严密的监视下还坚持办家庭教会。因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对比廖亦武其他访谈录中众多受害者的经历，《上帝是红色的》中的人物为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向度，他们不再是无望地诉说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讽世道的荒诞，在中共当政下的悲惨世界中，他们活得有志气有目标，透过那铺天盖地的平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叹他们那源于信仰的坚强。访谈录中还穿插了几个教民们盛大聚会的场面，尽管那山野间的聚会环境很芜秽，场地很简陋，那群蝇乱飞的圣餐礼也让人感到不太卫生，但与会者的热情始终是高昂的，祈祷的声音是虔诚的。由此可见，中共六十年来的迫害、打压和限制并没有把固有的价值完全颠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势的今日，被破坏的秩序正在恢复常态，受伤的心灵也在随之康复，信仰的力量是不灭的和无穷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谓浩浩荡荡的巨流，任什么强权也休想阻挡。

为收集这些苦难中抗争的故事，廖亦武追踪孙医生的足迹，在同样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虽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寻访之旅无形中已撒上了朝圣（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访谈录也谱入了赞美诗的乐音。全书的二十多个故事分别来自神父、牧师、天主教修女、圣公会长老、地下教会布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忆毛泽东时代残暴的迫害，有的陈述地下教会在打压下不断发展的现状，每一个故事都以受访者生动的口述令人如临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实传达了基督教群体争信教自由的心声，同时也弘扬了他们历尽苦难却信心弥坚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叙述风格，每一篇访谈录都附有风趣的引言，间或有补充说明的后记。在这些夹叙夹议的短文中，作为局外人的叙述者，初入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寨，他那个来自城市的汉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视角，难免使得他对眼前的异样风俗，耳中的陌生语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随着宾主的对话渐入佳境，再加上山民们的好客和敦厚消融了他初来乍到的生疏，他们纯朴的信仰和清贫中的乐观态度最终使他深受感染，对他们的世界，他遂获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采访结束时他从心里发出感慨说：「由于我还不是教内弟兄，在场的人……挨次劝导我消除顾虑，受召归主。质朴的中国底层人啊！我理解信仰是个好东西，是你们能够拿出来，和匆匆过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从内心爱你们，但是天不早了，每个人都得独自赶路。」

采访之旅毕竟使廖亦武与今日中国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会不会信教，那纯粹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基督徒争信教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对他的巨大鼓舞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写作乃是廖亦武终生的事业，不管中共当局怎样禁止他的作品在国内流通，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他还是会照样坚持写作，会继续开拓他采访的领域，会把当局竭力掩盖的事实报导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门业已打开，从港台到欧美，到处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读者，更有更多外文译本的市场。今日的世界需要报导真实的文字，因为只有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才有助于改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处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锁真实幸存下去的中共政权，必将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而难以继续作伪，最终彻底失去信誉。至少，随着这本《上帝是红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暴露出它一贯的谎言欺骗，而国内那些争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会因此而赢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基督教长老张应荣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点多，我和已习惯走村串乡的孙医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镇团街登上了从禄劝县至则黑乡的长途中巴。薄雾渐渐散尽，窗外郁郁葱葱，令人精神为之一爽。车内一小半座位都空着，由于坐得宽敞，我和孙医生都袖着手闲聊起来。闲聊间路和风景已抛在身后。不过我还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这儿分布很密，大约都是乡下人自筹自办，所以外观看上去比较简陋，只是把土墙刷了一层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红十字却不断耸立在所有的屋顶之上，清山绿水间，给人一种已改朝换代的错觉。

下午2点21分，车抵达则黑，这是一个山区小镇，街两旁低矮的房屋破旧晦暗，除了停息在街边的几辆货车与拖拉机，再没什么现代化气息。马和骡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粪，居民们从屋檐下打量着两个外来人。从正街拐往一个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则黑乡最高的建筑物—五层楼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蓝天下的大红十字架比稍远一些的政府部门的五星红旗醒目许多。

基督教堂底层有两、三间铺面，孙医生拾阶而上，进了其中一家「康民药店」。接待者是个中年汉子，他为我们泡茶，并说昨天就接到孙医生的电话，教会的张长老已做了安排。我们由一黑脸汉子带路，来到上村。

依着地势，如飘带蔓延的则黑乡由上中下三个村组成，中村为机关与店铺集中的商业活动在红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几分钟，路过若干农家院落和一堵红墙，进了一个敞开的院落。一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门里露面，他们就是我此行的拜访对象之一，则黑乡基督教会最德高望重的张应荣长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随孙医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并应邀进屋在冷却的火塘旁坐下。我环视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间，掏出录音机，谈话于2005年12月30日下午3点30分正式开始。

正文

老威：随着时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来越少……比如九十多岁的袁相忱牧师，前年我在北京拜访他时，其身体和头脑的反应都很敏捷，可今年我听说，他就已经不在了。

张应荣：我也84岁了。

老威：所以我想听听你无所顾忌地讲讲自己的经历，同时留下一个见证。

张应荣：嘿嘿。我嘛！ 1922年生，具体的生日晓不得。因为我5岁死了妈妈，爸爸作为中国内地会的长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儿子是哪一天生。我读过三年小学，从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岁那年，有两个外国牧师来到禄劝县撒老乌传道，我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圣经会，又和许多人一起参加了三个礼拜的圣经班，才受了感动，在圣灵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并决定将此生奉献。接着，由撒老乌教会推荐，我去武定县滔谷乡入六族灵会（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汉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级圣经班），苦学了三个年头。

老威：来则黑的途中，我们曾路过撒老乌。隔着一大片沟壑，我们望见山脚下的两、三块白色屋顶，在周围土屋构成的村落中显得格外醒目。孙医生指着窗外说，那就是由两个西方人创办的西南神学院，大半个世纪前，他们病死并埋骨于此，至今还留有残碑。

张应荣：他们是夫妇，一个是澳大利亚人，那时五十多岁，中文名字叫张尔昌；师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记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学院的创办人还有英国的郑开元牧师，他原来在四川那边办学，抗日战争开始，就来到云南这边的禄丰，联合筹办了西南神学院。半学期后，校址由禄丰迁到撒老乌。自六族灵会毕业不久，我又成为神学院的首期学生，在此修完了三年正规学业，假期中还跟传道人四处跑，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出校门后就任专职传道人打下了基础。

老威：当时坐汽车吗？

张应荣：这儿是各个民族杂居之地，在全中国范围内都算偏远落后，修公路搞开发也就近些年的事。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骡子，还有人腿，驮着东西，从昆明走拢则黑要一、二十天，再往里去，过一条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凉山了。

本来经过祷告，我已决定自己的奉献方向就在云南境内，可在我即将毕业之际，神学院接到一位传教士从四川昭觉县发来的求援信。对方是医生，来自英国伦敦，正在当地筹办医院。由于大凉山是彝族腹地，语言和风俗又不同于汉族，因此仅仅懂一点汉话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于是神学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毕业生去昭觉，在医院服务十个月，当翻译，还教英国医生彝语。完成任务回到云南这边时，已经是1950年耶诞节了。

老威：此时全国已解放，你还能继续传福音？

张应荣：1949年耶诞节前后，云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凉山直到1950年春天还在国民党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谁统治，福音肯定要传的。 1950年底，共产党忙着更换基层政权，还没功夫操心宗教的事。还有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再接着是土地改革，我也满30岁了。

老威：还没成家？

张应荣：我30岁才定亲、结婚，跟着，家里就被划为地主。

老威：你家在当地算大户？

张应荣：我家五哥弟，两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当过乡长，但家里的财产和土地却很少。我本人更穷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学院住着。

老威：那么划你地主的依据是什么？

张应荣：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们又是子承父业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云南都解放了，我还被神学院派到国民党统治的四川彝区，除了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到底还干了什么？历史不清；第三，我大哥当过伪乡长，株连了整个家庭。

老威：请讲一下你所经历的土改。

张应荣：清匪反霸期间我还住在西南神学院，阶级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则黑，和几十个乡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关押在则黑小学内。群众大会开了若干回，重点是没收土地财产，以及罚款。在没有对地主和富农动武之前，一些人还在夜半三更偷偷埋点吃的穿的，打算避过风头再挖出来。可没想到运动越来越激烈，群众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会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讲究个诚实，罚款，没钱；财产，没有。他们搜来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几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丢在神学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钱吧？

张应荣：就一床铺盖，连被面也没有。他们气坏了，连骂我不老实，天下哪有这么穷的地主？开过斗争会，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着大棍子在旁边盯着，瞌睡了要挨打，伸懒腰要挨打，就是动一动膝盖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里吗？

张应荣：在露天。膝下铺着敲碎的砖头、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里还一个接一个的闷雷，震得房梁与瓦片嘎嘎的抖。雨浇在身上，开始还冷，过后就麻木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我的大腿根。膝盖和头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都染透了。我嘴里反覆念叨着：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过来，也算神迹了。

张应荣：当时，雨里跪了一大片，几十个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贫下中农逼着，各交代各的问题。我的问题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内，受神学院指派，与外国人接触过，与解放军接触过，与国民党军队也接触过，到底出于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这些国民党军官，有的被捕了，劳改了；有的从昭觉县去了西昌，去了台湾—自土改到1979年邓小平出山，政府来人宣布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写了几百份《坦白书》，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历史问题」。

李桂芝插话：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乌的家里，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带信来，说你家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则黑赶。天不见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怀里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紧赶慢赶，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时到了则黑。看见他跪在雨里面，样子像个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认不出，不是认不出，是魂还没回到肉壳内。我喊了他几声，他总算嗯了一声，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着，一棒敲过来。洋芋掉进水里。可怜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东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乌离则黑有多远？

李桂芝：九十里，我连夜打来回，要走一百八十里。

老威：我们从撒营盘坐车过来，好像走了三、四个小时。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当时我们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狱里探了一趟，啥忙也帮不上，只好边哭边往回赶。拢家时，脚都走瘸了。房子周围有贫雇农监视着，我一天到晚躲在屋里，再不敢出门。

老威：后来呢？

李桂芝：运动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来的？

李桂芝：一点一点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没睡着，鸡叫最后一遍了，天也蒙蒙亮了，我恍惚感觉到房外有哎哟哎哟的呻唤，就起身去看。一打开门，却见脚下有个浑身磨得稀烂的东西在伸手扯我的裤腿。我赶紧弯腰相认，可怜啊！蒙神的照看，一个快被整散架的仆人才能爬九十里山路回家。他已经动弹不了，最后连呻唤的劲儿也没有了。我把他抱进屋，在他身子下垫了一张羊皮，羊皮下又垫了一堆草。就这样缓了一会儿，民兵又来押他去开则黑全乡的公审大会。他动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骂装死狗也没用，他就躺在台子下面挨斗，还不准闭眼睛。

张应荣：四周有三、四千人，围得跟铁桶似的；我的身体却如一块生铁，哪个部位都不能动，扭脖子也要出一头虚汗。那天被公审的有十几个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绑，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边，弯腰九十度，还有两个民兵将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这叫「坐喷气式飞机」。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终于停了，耳边还能隐约感觉到小河的水淌。太阳从渐渐散开的乌云中露出脸，天太蓝了，怎么会有这么蓝的天呢？而在太阳和蓝天之下，人们彼此仇恨，被划为贫雇农的大多数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脚底。难道这就是「解放」？难道在「解放」以前，人们没有在同一个太阳下，同一个村子里，蒙上帝的恩宠，和谐地生存了许多年？

「阶级敌人」已经被打变形，每张人脸都是肿的，脑袋被石块、棍棒揍得坑坑洼洼，口水和粪便在上面干了，起壳了。但是还不够，还要判刑，枪毙人。就在这次会上，撒营盘和则黑的区长、乡长、大地主都叫枪毙了；他们的儿子也判了十几二十年的刑，有的疯了，有的出狱没几天就死了。

我与政治没啥关系，也说不上「剥削」了谁，因此苟活了下来。可从此落下了风湿病根，终身残疾。

老威：你没判刑吧？

张应荣：当时没判刑，只是作为四类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更不准传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势一紧张，我就去劳改了。

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上帝是恐惧的

上个世纪末，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不久，他在严密的监视中，透过家人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被民众迅速遗忘，“因为致命的恐惧，”他写道，“曾经引导或试图引导民主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都不约而同沉默。”

“历史没有必然。”他继续写道，“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更是偶然。人类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体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我捏着几页信纸，呆立在故乡的寒风中，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不算普及，从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个星期，而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需要两天两夜。 1989年6 月4日，这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还有其它数十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以及暴力镇压，区别只是死亡人数，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惧深入骨髓，数万人被捕，刘晓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狱后我开始流浪卖艺，而刘晓波开始起草《公开信》。他第三次入狱，正是因为一封呼吁当局《汲取六四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我也是签名者，并被关押二十多天，刚刚释放，我就给他妻子刘霞打电话，不通；我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忠忠打电话，他四处寻找，终于回电。当晚我秘密记道：“今天上午， 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刘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儿。”

神往耶稣的刘晓波，还有因无路可走蜕变为基督徒的诗人兼民运战士李必丰、刘贤斌、郭飞熊、学者许志永、律师高智晟等等，都一次次坐牢，成千上万的人一次次坐牢，但独裁并没有丝毫改变，独裁下的经济倒是“腾飞”了。 21世纪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市场，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国政府脸色，否则就赚不了中国的钱。恐惧，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促使许多类似刘晓波的政治异见者“受洗归主”，在民间知识界造成深远的震荡。

我的朋友王怡，著名意见领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檄文，其中最有影响的，叫《冷兵器时代的政治》，因影响巨大，令警察们头疼，于是警方就安排线人，长期打匿名电话给王怡妻子，骚扰、纠缠加威胁，最后让夫妻俩濒临精神崩溃。岂料在此关口，余杰夫妇，我的另一对朋友，上门向他们传播福音——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根信仰的稻草，于是绝境裂出一道天光，在上帝永恒的天平上，独裁政权制造的种种恐惧刹那失去了分量。他们随之走进家庭教会，公开做见证，并公开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亡灵们祷告。终于，王怡成了教会专职牧师。当我完成并出版《上帝是红色的》时，王怡觉得这件事“荣耀了主”，就从海外“违法偷运”若干本，首开此书“盗版”；不久，许多家庭教会都跟着“盗印”，《上帝是红色的》顿时成为中国地下市场“第一畅销书”。

许多地下读者反馈，称赞这是“上帝在中国”的最佳历史启蒙书。我书中人物之一的李林山，患食道癌，在死亡逼近之际信主，由于《上帝是红色的》传播甚广，美国湾区“人道中国”的张前进牧师发起捐款为之治病。我逃离中国前夕，突然接到李林山的临终电话，他向我诀别，希望我信主，那样的话，他就盼着在上帝的膝下与我重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却哽咽着笑了。

由于底层禁书的采集和写作，我被搜查和抓走许多次。有一次天还没亮，电话就铃铃铃响了五分钟，接着房门又咣当当响了十分钟，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我打开门， 十几个警察就猛扑过来，当时我刚从被窝钻出，浑身赤裸。还有一次，我听凭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没开门，而从厨房翻窗逃跑。可当我坐火车狂奔至千里之外的云南，警察却在出站口堵住了我，接着是连夜审讯，勒令我交出某次敏感采访的录音。王怡夫妇及余杰夫妇，是最为勤勉的传道人，每次劫难之后，他们都苦苦规劝我“受洗归主”，免除世俗恐惧，我谢绝，直到《上帝是红色的》诞生，王怡才若有所思：阿门，原来上帝他老人家另有安排啊。

也许上帝真会安排芸芸众生？在独裁中国，上帝通过共产党的撒旦之手，驱赶惊慌失措的人们，如迷途羔羊一般投入祂的怀抱，大伙儿相互抱团取暖，在群体祈祷中医治身心的创伤。已经远逝的张应荣长老接受我的采访时感慨万千：如果没有1949年之后的彻底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福音，监禁和杀害大量本土传道人，就没有1979年之后“十字架重新发光运动”；以此推论，如果没有天安门大屠杀所造成的国家恐怖和个人绝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也不会如此年年递增，据说已达八千多万。

正写着这篇文章，电话响了，不是警察，是我书中的另一人物孙医生。他在缅甸佤邦，那儿正进行内战，许多人的头颅被砍掉，而他却参加国际救援组织，天天忙着救死扶伤。 “老威，”他像几年前那样叫道，“这儿的可怕灾难都是若干年前毛泽东种下的恶果。您应该来写啊。”

“我的上帝！”我惊呼道，“孙医生您的确是我的上帝。没您的引路，就没《上帝是红色的》。可眼下，您离我太远了。”

“在往事中我们很近。”孙医生沉吟道。 “是啊是啊，没有《上帝是红色的》，警察就不会千方百计找到我，关起门审讯我一周，逼我交待和你一起干了多少反革命勾当。我惊恐万分，一遍接一遍祷告，终于历经曲折，逃离游医十几年的云南山区。缅甸和云南相似，山脉是红色的，人的模样和人的贫穷也相似，而疾病和伤痕不分国界，所以我在这儿没错。替中共赎罪嘛，当年他们输出革命，现在我输出医药。”

“跟15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差不多。”

“差远了。他们不远万里，举目无亲，去语言不通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干什么？水土不服，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又为什么？那些穷山恶水，至今不通公路，甚至不通电话和电灯，可上帝的种子播进土里，生根发芽，已蔓延成望不透的森林。独裁政权一次次砍伐、焚烧、杀戮，上帝的种子却一次次破土，驱散人们的恐惧。”

我心潮起伏，却无言以对。孙医生挂断了电话。 “他大概与我同龄，从未结过婚，孤身一人四处漂泊、行善，也算当代传教士了。”我想，“而现在不少西方人，也许其中有150多年前的传教士后代，去中国的目的，却是不惜一切赚钱，甚至为了赚钱而出卖祖先留下的属灵的价值观，同独裁政权同流合污。”

“东西方的传统标准不一样。”在雾霾笼罩的北京如鱼得水的一位欧洲汉学家如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乃至上帝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

2015年3月13日于柏林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