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統一台灣勢在必行，破除井蛙妄想，蔣介石與汪精衛都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反共教育的禍害比皇民教育的禍害更大。南京大屠殺慘案，國民黨將領的逃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有两个害了台湾的东西，一个叫“反共教育”，一个叫“皇民教育”，两者的遗害都极为深远，而反共教育的祸害比皇民教育的祸害更大。

日据当局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培养台湾民众成为天皇臣民、隔绝台湾与中华文化联系的教育活动，即“皇民化”运动，致使一些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意识染上了日本色彩，形成了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也对少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成为严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关键阻扰要素。为进一步消除台湾社会的“皇民”情结，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公开、透明化“皇民”与“台独”之间的政治交易；塑造两岸人民共同的抗日史观；消除日本治理的痕迹并唤醒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祖籍地的记忆；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等措施来塑造台湾群众正确的中华史观。 

尽管在台湾的日本后裔人数少、影响式微，但为什么近年来台湾日本后裔再次成为两岸民众关注的焦点？甚至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记载或网络传闻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前还有大量日本人在台湾长期居住、工作等，且与近年来台湾社会亲日趋势密切关联。若深层次地查找原因，那就是由于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虽然日本军队与日本侨民撤离了，但日据时期“皇民化”影响始终未及彻底肃清，加之近年来“台独”势力的坐大，以至于形成当下台湾社会亲日态势的强劲势头。所以，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教授曾撰文指出“台湾已经光复70余年，而殖民者的幽灵仍然在台湾上空游荡，我们必须为殖民者除魅，必须让史观错乱的人们看到历史事实。”①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深受“皇民化”影响的台湾一代人，持有强烈的“媚日”心态和对中国大陆的排斥心理，成为严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关键阻扰要素。 

一、“皇民化”运动实施阶段和策略 

“皇民化”主要指日本通过在台湾实施一整套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培养台湾民众成为天皇臣民、隔绝台湾与中华文化联系的教育活动。当时，日本在台湾发起这一运动目的是试图毁灭台湾同胞心中的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和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把台湾同胞塑造成日本统治下的“皇民”。这是一种复杂而残忍的“洗脑”运动。正如“皇民化”运动的始作俑者——第十七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认为“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日本国防的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日本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台湾民众缺乏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国防上便犹如处于火山口上……必须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台湾人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②“皇民化”运动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据初期至1937年为渐进‘皇民化’时期。这一阶段，日据当局通过系列方针政策对台湾同胞进行潜移默化的‘皇民’薰陶。第二阶段是1937年到1940年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台湾总督府通过制订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要求‘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同时，举办各种活动来灌输日本臣民意识，以从思想上消除台湾同胞的祖国观念。第三个阶段是1941年至1945年皇民奉公运动时期。日据当局试图彻底落实日本皇国思想，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③ 

为推行“皇民化”，日据当局从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符号象征等方面采取系列措施。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推广日语。日据当局认为，“皇民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日语在台湾的全面使用。因为，日语的推行便于政令的贯彻，也易于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流，而且随着汉语的强行废止，还可使台湾人逐渐忘掉中国。为此，1933年，日据当局提出“国语普及十年计划”，在台湾积极推广日本语，把日语定为台湾的“国语”，要求在10年之內，使50％的台灣人能掌握日語，強令各級學校停開漢語課程，取消所有漢文報刊，發佈各種禁令和懲罰措施迫使台灣民眾使用日語。 

二是推行奴化教育。日据当局始终把奴化教育当作“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就是通过强迫学生接受日本国民训练，大力丑化中国，消除故国观念 ，以期树立“忠君爱国”观，并培养勇猛、好胜、服从的日本式国民性格。“在公学校六年中，正值日本在台湾推展皇民化运动，学校课程完全以皇民教育为主。学校教导我们是堂堂的日本人，并灌输我们日本帝国子民的观念。日本国旗一定挂在运动场的东北方，每天朝会时我们都要唱日本国歌，向东北方的宫城遥拜，向天皇示敬。”④ 

三是强制改变信仰。“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据当局在台湾全岛大力推行神社崇拜，强制供奉日本“天照大神”，崇拜“天皇陛下”。要求人们到日式神社参拜，并采用日本的膜拜方式，小学生被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参拜神社。据学者蔡锦堂《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一文记载，“参拜神社的人数，1938年、1939年各有约830万人次，而1941年则有1200万人次。”⑤与当时台湾人口约五六百万比较，此数目十分庞大。此外，日据当局还推行了更改姓名的措施。1939年2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和朝鲜两块殖民地实行改换日本式姓名的政策。1940年日据当局公布了“台籍民改日本姓名促进纲要”，要求台湾民眾将祖先留传的姓氏和父母定下来的名字一律改为日本式姓名。如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曾改名为“岩里政男”。为了让台湾人不知不觉感受“皇民”意识，日据当局推行台湾人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比如说，吃饭要吃日本料理，穿衣要穿日本和服，住要住日本式榻榻米等等，企图把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用一个台湾学者的描绘，那就是“日治时代后期在皇民化运动与战争动员推行到极致时，对于极细微的日常生活都给予严密的控制情形。所有原本衹在学校里进行的生活规律，都在此时向社会生活的领域无限扩张。而且每一个生活行事的细节都要接受像产品一样的检验过程，才能达到符合‘皇国国民’的标准”。⑥ 

二、“皇民化”运动对台湾同胞造成的认同危害 

李登辉直承“前半辈子是日本人”，后半辈子则都在歌颂日本殖民统治，并为此大肆修改台湾中小学教科书。新一届民进党当局恢复媚日课纲，再次将“日据”改为“日治”；日本前脚抓走台湾渔民，台“驻日代表”后脚就表示台日是“命运共同体”；“时代力量”的民代林昶佐公开宣称，“日本曾是台湾的‘祖国’。”绿营的意识形态塑造如此“成功”，已在台湾形成了某种“政治正确”。⑦日据当局在台湾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其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而深远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认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虽有‘台日通婚’，但占人口比例很少，现代台湾人有日本血缘者，仍然很有限。但‘皇民化’思想阴魂不散，成功地制造了台湾人以拥有中国血缘为耻的‘被殖民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⑧在这一过程中，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有激烈的文化冲撞，台湾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异质文化，使一些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意识染上了日本色彩，形成了一种崇日疏汉的媚日意识，也对少数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来说，催生了四种群体。第一种群体是以“皇民”为荣的人，以李登辉为典型代表。他们有感恩戴德的亲日情怀，形成了“日本情结”，认为日本才是台湾的“宗主国”或者“母国”。第二种群体是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协力者”和亲日派。这群人在殖民期间就愿意做“二等日本人”，做日本人的爪牙。如今仍然期待恢复当年的“神国”或“皇国”意识。第三种人就是逃亡日本或海外的“皇民”。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皇民”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并参与1946年二·二八事件，借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机会，大力宣传、复兴“皇民”氛围。事件平息后，这些“皇民”有的逃往国外，也成了海外“台独”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金美玲，她1935年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2009年获得日本籍。“中华民国”前“总统”陈水扁国策顾问，台独“教母”。第四种群体就是“亚细亚孤儿”。他们深受“皇民化”运动造成的心灵创伤，既不认同日本，又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虽然“皇民化”塑造了上述四种群体，但是整体上“皇民化”还是失败的。“七七事变”发生时，日本已统治台湾42年，日本特务搞秘密调查发现，广大台湾基层民众仍称中国为祖国，报告呈送东京本部，结语是“台湾人未受皇民化影响的程度令人心寒”。⑨因为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他们用各种方式坚强地保留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尤其是，当时日本人在台湾衹有37万人左右，而台湾人有数百万人，两者相比，以此方法来同化台湾同胞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比起日本，美帝国主义犹太资本势力的遗害则更为深远。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蒋介石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忽略抗日、枉顾民族利益。蒋介石是中国头号战犯及卖国贼。其政治手腕与独断统治遗害极深。1926年3月，蒋制造“中山舰事件。1929年，蒋以裁军为名，召开编遣会议，企图削减削减其他各派军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退让，对中国共产党加紧镇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反共内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先后五次军事“围剿”。

　与现今台湾的“国家认同”多元化不同，在国民党当局退踞台湾后的40年间则相当稳定，“一个中国、我是中国人、反攻复国”等“认同”，成为当时政局、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成为民众思想认识和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国家认同”，是台湾当局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经济等各方面重新建构的结果，当然蒋介石、蒋经国的专制统治也对社会上的“国家认同”产生了负面影响。

一、建构“国家认同”主要举措

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面临的难题很多。如心理上如何消除“光复后遗症”？长期遭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台湾民众，在抛弃日本文化圈回到中华文化圈后，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碍和隔阂。也就是说，对于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来说，紧迫任务之一是如何安抚日本殖民统治50年给台湾民众造成的心灵创伤，增强“一个中国认同”。如法理上如何确立到台湾统治的合法性？“中华民国”在祖国大陆已经被推翻，“中华民国宪法”的适用范围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区域只剩下全国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面对“国民政府”只能在台湾存在的现实，国民党当局缺少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如政治上如何巩固统治基础？在台湾民众对光复后中央政府派来的各级接收大员种种劣迹的印象没有消除、在“2·28事件”形成官民对抗状态没有缓和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在祖国大陆失败后来到台湾缺少统治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情况下，统治基础脆弱，可以说当时的台湾是百废待兴，国民党统治面临空前危机。对于蒋家父子来说，只有通过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加深对中华民族和文化、对祖国和故土的认同，来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流毒和影响。只有坚持“中华民国法统”，才能确立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巩固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执政基础。

(一)自称“唯一合法政府”

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当局为继续维系“法统”地位，一边宣称自己仍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将新中国视为“叛乱团体”，一边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长达22年。在对外关系上，与祖国大陆围绕“谁代表中国”展开激烈较量。台湾当局以“正统”自居，奉行所谓“汉贼不两立”、“贼来汉走”的政策，极力与新中国争夺外交阵地，并阻止有关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一旦看到已不能阻止有关国家与新中国建交时，便宣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宣布与之“断交”。国民党当局处理对外事务的行为，对于减少国际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有一定效果。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中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当局能够依法“反独压独”，对于“台独行为”决不姑息。“一个中国政策”客观上成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基础。

(二)长期坚持“反共复国”

蒋介石当局反复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声称中共是“叛乱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伪政权”，要把台湾建设成进行“反共抗俄圣战、反共复国基地”，依靠美国军援，整顿和提升军事实力，保卫“大台湾”，长期与祖国大陆军事对峙，伺机反攻祖国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国民党当局一再派遣军队和特务，骚扰祖国大陆沿海。直到1969年，蒋经国在接受韩国记者访问时还强调：“一、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之国家体制绝不改变：二、我们绝不放弃反共复国的总目标；三、我们始终站在民主阵营的这一边，绝不同任何共产政权、集团来往；四、对窃据大陆的共产政权绝不妥协，而且要奋斗到底，达到我们统一中国的目标。” 两岸的“法统之争”，虽说带来的是两岸关系的紧张，在前十几年间军事冲突不断，两岸封锁互不往来，政治上意识上文化上社会上的“差异”日趋加深，但表明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岸都不允许中国的分裂。

(三)坚持中华文化道统

自台湾光复起，国民党当局全面清除殖民文化，恢复和重建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台湾人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观念。特别是在推行“反共复国”决策后，国民党当局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认为只有建立“中华文化认同”、确立以“中华民国”为核心的“一个中国认同”，才能让台湾民众为维护“中华民国法统”、实现“反共复国”的神圣使命服务。为此，国民党当局利用宣传教育阵地，在经济发展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教育投入，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灌输“中国意识”，教导学生要继承“中华文化道统”。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风气的堕落，特别是为了攻击祖国大陆，台湾当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客观上起到增强社会上“中华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认同”本身属于原生领域的认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文化认同”所做的努力，在同为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台湾地区有很好的基础，从效果上看，长期成为台湾“一个中国认同”的重要基础。

二、专制统治影响“国家认同”

台湾“国家认同”的干扰因素，最早来自国民党当局。问题的根子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社会上和民众中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专制的仇恨，延伸为对蒋家父子、外省人和“一个中国”的敌视，“一个中国认同”开始出现变化。

(一)强化专制独裁体制

要说影响台湾“国家认同”变化各种因素的源头，则为蒋介石、蒋经国统治近40年间，前20年的专制统治、后20年在政治收缩和开放中的犹豫不决。20世纪40年代末，蒋家父子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实施国民党的复兴计划，首要之举是移植祖国大陆时期的专制统治，以“反攻大陆、反共复国”为名，贯彻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路线，镇压任何不利于蒋家统治的言行。为此，实行“军事戒严”和高度集权相结合的专制独裁统治，整顿由国民党撤台引起的社会危机。

为维护专制统治，在任命官员和利益分配上，集中向外省人上层圈倾斜。在掌握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军公教队伍中，负责岗位基本由外省籍人士担任，在台湾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本省籍民众只占极少数。国民党当局政治上歧视大多数台籍民众，使得省籍矛盾越来越大，成为人们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主要理由，也成为干扰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保钓运动”开始有所改变，蒋家父子已经意识到无法阻挡政局的变迁，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危害，开始“革新保台”，重用台籍人士，推行国民党政权“本土化”。

专制统治、省籍歧视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深深地伤害了台湾民众。在一些台湾民众看来，专制、腐败和欺负台湾人的是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当局由外省人控制，外省人是中国人，当中国人没有好处，“一个中国认同”是否值得，国民党专制就这样与“一个中国认同”的质疑完成连接。

(二)坚持反共意识形态

影响现阶段台湾“国家认同”的因素中，两岸之间的不同是关键；两岸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

蒋介石当局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同时出于被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打败的仇恨，政治上推行反共路线。蒋介石到台湾后，继在祖国大陆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先后推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30年经历纪要》和《反共抗俄基本论》等一批反共专著，搭建起蒋介石以反共为终极目标的理论基本架构。为发泄反共仇恨，国民党当局在岛内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把肃清“匪谍”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从到台湾之初起，台湾当局就严厉镇压民主进步运动，台湾进入“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在“反共总路线”下，掀起一股股反共宣传高潮,号召人们为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基地”做出奉献。

蒋介石当局的反共狂热，丑化祖国大陆形象，丑化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台湾民众不敢了解祖国大陆、错误理解祖国大陆的结果，加深了两岸意识形态对立。两岸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影响“国家认同”内涵和立场核心因素的“差异”增加，两岸政治领域“差异”的增加，必然会影响到“一个中国认同”和“身份属性”的选择。

(三)两岸封锁断绝往来

虽说蒋家父子能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成为“一个中国认同”的主导力量，但又推行封锁两岸、禁止往来的政策，直接误导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看法，当然也直接误导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到台湾后，蒋介石思考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复国梦”。为了反攻祖国大陆,台湾当局不断派遣武装力量偷袭祖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介石提出由军事反攻为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偷袭和挑衅活动基本停止。“反共复国”表明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国共两党是在“争天下”，“争天下”的炮声把 两岸联在一起，有助于台湾民众加深对“一中框架、两岸一国”的认识，因而有助于“一个中国认同”的巩固。与此同时，蒋介石、蒋经国当局一再拒绝祖国大陆举行两岸和谈的建议，严禁两岸间任何形式的往来。封锁海峡政策带来严重后果，使得两岸的隔阂越来越深。首先，两岸同胞间信息全无。对于祖国大陆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家庭亲友的信息，台湾同胞没有接触、了解的管道和机会。其次，台湾民众只能接收片面信息。台湾当局利用控制信息和话语权的机会，讲到祖国大陆时全是抹黑、污蔑和攻击，台湾民众听到的和形成的都是对祖国大陆不利的概念。如此之下，积非成是，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大陆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对于祖国大陆的巨大变化，以及对祖国大陆提出的以“一国两制”为核心的对台政策，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无从了解。如此背景下，台湾的“国家认同”当然会出现不利于和平统一的结果。

(四)“法统”误导“国家认同”

在台湾“国家认同”的变化中，如果剔除“台独国家认同”，则存在“我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等多种认同，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国家认同”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国家认同”多元化的起因之一，是国民党当局到台湾后，不承认在祖国大陆的惨败、“中华民国政府”被推翻的基本现实，继续坚持“法统”，结果是台湾的“一个中国认同”出现混乱。

蒋介石当局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须把祖国大陆说成是“叛乱团体”，是“非法存在”；为了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是“伪政权”；为了继续利用三民主义为其统治服务，必须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异端邪说”；为了证明“戒严体制”的必要性，必须把“反共复国”说成是“头等大事”。与此同时，坚持“中华民国法统”。在对外关系上，与祖国大陆围绕“谁代表中国”问题展开激烈较量，极力与新中国争夺对外代表权。在两岸关系上，封锁海峡，坚持“反共复国”。对内部事务上，修订“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专制统治寻找“法统依据”。在体制上，延续和照搬南京政府结构，在维持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形成的政权和人事安排基础上，蒋介石成为“终身总统”，从形式上延续“中华民国”。

蒋介石当局通过专制统治，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也包括发展经济和开放县级以下民主选举等措施，对维系和促进“一个中国认同”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问题是蒋介石当局在内战状态结束之前、在国家统一前的政治安排没有达成之前，其政治作为干扰了台湾的“一个中国认同”，是台湾“国家认同”出现多元化的根子所在。

南京大屠杀惨案，国民党将领的逃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南京门户大开。

南京压力陡增，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幕僚会议中，蒋介石向在座的各位高级将领征询有关南京城防诸事宜。

李宗仁，白崇禧均不主张固守南京。

当蒋问到唐时，唐生智大呼道

“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蒋介石可能也是知道真相的，南京三面无险，打防御非常吃力，再加上淞沪会战失利带来的士气低落，和日军高昂的士气，南京基本没有能够守住的可能。

但正如唐所言，南京是国父陵墓所在地，民国首都，不做抵抗直接放弃如何维护国民政府作为合法政府的权威？又出于国际政治考虑。决定对南京做短期固守。

出于上述考虑，蒋当即任命唐为南京城防司令，唐也表示要与南京城共存亡，表示“没有统帅命令决不撤退（还是留了一手啊），誓与南京共存亡”

19日蒋介石手令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20日到职，24日国民政府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所辖部队十一个师加教导总队共十一万（纸面数据，实际不少部队刚从前线下来伤亡惨重，并未满员，实际不到十万）

12月5日外围战打响，7日日军向南京复廓阵地逼近，至9日战况更加激烈，日军松井石根向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劝告交出南京，唐生智命令将各部所有船只尽数收缴，以示决心，表示背水一战

日军劝降不成，10日开始对南京总攻击，唐冒敌机轰炸指挥中国守军对抗日军进攻，坚持不进地下室，在百子亭寓所指挥作战（这一点值得肯定），11日全线展开激战

11日战况正值激烈之时，当晚蒋介石命唐生智乘机撤退

“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12日敌猛攻南京光华门、和平门，雨花台失守

下午唐生智下令撤退，要求各部渡江突围

唐生智出城用预留的一艘汽艇渡江北逃，部队因无船渡江，原撤退计划未能实现，各军只得冬泳渡江，溺死者不计其数，不会游泳的只好脱掉军装混入百姓队伍

13日，日军进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开始

唐生智一开始的“誓于南京共存亡”，再到撇下部队乘汽艇渡江，言行不一，且对南京大屠杀的军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出，致使军队从撤退演变至溃败

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12月13日凌晨始受命撤往下关，在挹江门因身体虚弱被拥挤失控的人群踩倒身亡

南京之役中国方面军人约五万余人，包括平民估计超过30万人丧生。殉难的中高级军官人数为4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