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囚徒困境(3)

小序

今年我讀了幾本奇書。一是《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一是《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一是《現代性之路：英法美啟蒙運動之比較》。我自知學問淺陋，對於自己定下的這些小標題中的每一個問題，都可能無法做出有足夠深度的討論。因此我在本篇中所提出的問題，希望我的每一個讀者都能自己去思考。我也想請讀者註意，我的所有文字，都帶著一個預設的立場，這個立場便是對中國現行專制體制的批判和對這個世界上從未實現過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的嚮往。我的這種立場，是從1950年代以來中國許多的思想家、學生、甚至黨的中層幹部們都思考過的。正如當年黨內人士王飛和李慎之曾經指出過的：

我們現在的製度基本上是蘇聯的製度，而蘇聯制度的根本問題是採取了集權專制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變成黨的專政，由黨的專政變少數人專制，而少數人專制變成個人專政，以至有絕對的權威的人們形成了一個階層。根本問題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問題，無民主則無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須同時解決，中國應當仁不讓解決無產階級民主的問題。 ”

又如顧准在他1959年的日記中所提出的：

“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中，社會主義能不能像資本主義那樣，也吸收資本主義的合理因素？社會主義是否有調節、糾錯的能力呢？“ ……他的理想模式，”是西方資本主義和東方社會主義在互相對立、競爭的過程中，都想對方有所吸收，實現東西交融，實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融合的第三條道路。“

那些認為中國現行的體制非常優秀，並不需要有根本性變革的朋友，就不必再來看我的文章。正如油管名博Stone記說過的，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你怎麼想是你關乎你自己命運的事情，和別人沒有關係；你的想法決定了你的選擇，你的選擇決定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怎麼樣只和你有關係，和我沒有關係。如果是為了理解對方的立場和邏輯，告訴對方一些對方不知道的事實和洞見，那還有一些討論和交流的餘地；如果是因為立場不同而進行攻擊，就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了。

另外，從今天開始，凡是在我的文章下面罵人和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的朋友我都會封鎖他，不管他的觀點是支持我的還是不支持我的。

以下是本段正文：

3. 中國的國運是不是仍處在封建王朝的治亂大循環中？

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有它自身特別的故事和情節。沿著千年的脈絡，似乎這個故事總是在明君昏君、忠臣奸臣之間糾結往復。曾經試圖在千年的維度上順著一條線索梳理中國歷史的人，我讀過的有三位：錢穆、黃仁宇、郭建龍。錢老認為，“漢以後有唐，唐以後卻再也沒有像漢唐那樣有聲有色，那樣值得我們崇重欽羨的朝代或時期了，那也是值得我們警惕注意的”，然而這是為什麼， 錢老卻似乎沒有深談。黃仁宇和郭建龍兩位，都從財政的角度梳理過；財政這個角度至關重要，政府要履行職能首先就要有錢糧，有必要從財政的角度談一談。

那麼唐代的財政制度好，怎麼就堅持不下去了呢？錢老自己指出，“租庸調製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帳籍之整頓。唐初的人口冊是極完密的……普遍經常地調查登記改動校對，絲毫不能有疏忽與模糊。這須具有一種精神力量來維持，否則很不容易歷久不衰。況且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強盛的光明時代，那是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無關大體的。……這些偷懶馬虎是難免的。然而這些便是此後租庸調製失敗的最大原因。”讀到此處時我產生了一個深深的疑問，難道我們的歷史學家從來都沒有想過去分析一個個具體的官僚在歷代製度當中的升遷獎懲規律，和這些規律對各級官吏的心理和行為的影響麼？試想一個個具體官吏，那些勤勉於這些帳籍信息準確與否的能否得到重用？如果體制逐步淘汰的就是這樣的人，就可以知道帳籍制度的崩壞乃是必然。這制度再好，靠精神力量也是維持不住的。錢老自己也說，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那麼對於施行各項製度的官僚的心理和行為，是否有成體系的研究呢？尤其是對當代中國政府各級官僚的心理和行為的研究——不用說，就知道這是難以進行的。幸而，我發現了當年翻譯《資本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寫過《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所以也會從官僚階層本身的行為邏輯來談一談。

治亂大周期的根源是官僚階層利益膨脹導致的財政崩潰

讀完《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我看到了郭建龍對於現世的隱喻。中國在過去的兩千年裡，走了三個大循環，過程大致如下：

土地所有權的重新分配à統治集團創業初期的勵精圖治與民休息，私有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後的武力擴張和官僚集團利益膨脹--》官僚集團為了擴張自己的利益而不斷侵蝕私有經濟體系--》官僚集團繼續擴張，將私有經濟逐步收回，國營經濟比例上升--》官僚集團繼續擴張，經濟活力降低，財政收入來源枯竭，民不聊生--》財政崩潰，民變或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一個王朝結束，利益重新分配，從頭或者從中間某處（如果大致繼承前朝體制的話，例如隋唐）再開始。

對於這其中歷朝歷代的具體情節，我就不多廢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寫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兩千年前漢昭帝時代的國企爭論，和一千年前宋神宗朝堂上再次關於政府經營經濟的辯論。看完這兩次大辯論後，我對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了一個更深的認識；如果歷史真的有周期，那比對著前面兩個一千年，似乎可以大致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周期的什麼位置了。

我們是不是處在一個國進民退的大潮當中? 請看來自體制內刊物、美國和香港的報導。

1. 炎黃春秋： http://www.yhcqw.com/70/6238.html
2.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 https://cn.wsj.com/articles/中國抗疫策略強化“國進民退”-11584591909#
3. 蘋果新聞： 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200129/BQQPOIJINNWO7GP6MXIOIU6D7U/

有意思的是，郭建龍指出了集權帝國的兩條規律：一是一旦政府放鬆控制，削減財政開支，社會經濟會立即出現反彈；二是，在帝國中後期，由於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官僚人數的膨脹，即使中央讓利或者放開，這部分利益將被中間層截留，從而使政策打折扣。

可以想見，這個時候，當國家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比如需要賑災或者打仗，那麼負責財政的大臣只能想盡一切辦法迅速斂財。如果想選擇讓利搞活民間經濟，不僅收效慢，而且可能不僅搞不活，還白白便宜了一些地方豪強和官僚小利益集團，人民沒富起來，中央也被削弱了。國有企業越強，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越強，越能管理下層的反抗。財政收入越下滑，國有企業作用越明顯，政府越有動力將私營企業收入囊中。

車開到這裡，不管是哪個司機來開，基本只有一條路了。不集權則政令不通，集權則地方政府將負擔繼續轉嫁給民間和社會，然而對於整個官僚集團來說，只要不發生民變，不起暴動，那麼轉嫁給民間和社會，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不惜一切代價”，反正這代價都是不配姓趙的人出。

宋神宗朝的那次爭論，結局是神宗採納了王安石的意見，讓政府直接參與經濟活動。與漢朝那次的爭辯卻很不同。漢昭帝駕前爭辯的雙方，是管財政的桑弘羊和來自民間的“賢良”，唇槍舌戰一番也就讓民間的賢良們回家了，並不因為他們發表的言論而製裁他們。而神宗駕前雙方是兩位大員王安石和司馬光，這一頓庭爭之後就分為了兩黨，因為雙方意見的不同逐步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蘇軾因為觀點中立，一度陷入了無論誰上台都遭打擊的境地。幾番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後，太多官員因為表達真實觀點而禍及全家，等到宋徽宗朝，即便他有心銳意改革，官場也提供不了當年那樣的國士了；唯有懂得投上所好的弄權之徒能生存下來，加上本身就積重難返的問題，北宋以非常屈辱的方式滅亡了。

這個社會只要一開了因言獲罪的頭，接下來決策者就越來越只能聽到他想听的聲音，各級官吏都要揣測上意來發聲；由於決策層不能夠接觸到完整的綜合信息，中間層也有了更多利用信息不對稱來謀取利益、打擊異己的機會。這樣，文字獄越興盛，波及面越廣，越容易加重問題。

2016年，The Economist 已經對世界發出了警告，世界範圍內的言論自由受損，將帶來嚴重後果。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6/06/04/under-attack

1948年，王亞南在他的《中國官僚制度研究》當中，總結了他對當年國民政府官僚體制的觀察，他指出，這一“新官僚體制”前所未有地與金融體系相結合，官員與商人、官員與金融資本家結合為一個集團：

愈是擁有大資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權勢的人，上行下效，他們將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屬的不貪不污呢。貪污其所以變成一個風氣， 變成一種從古未有的普遍現象，就因為自由以來的官吏從未像今日這樣同經濟打成一片。其次，貪污的橫行與財閥的統治，定然使整個社會陷於無是非、不振作的狀態中。其在經濟方面，一定造成浪費，造成無效率，造成各種脫節現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會引起內部組織的鬆懈散漫，各立門戶，派系鬥爭；一臨到一己小派利害關頭，大家相率把黨紀國法、政治原則丟在一邊，毫無顧忌地鬧個痛快。試想，年來由接收到選舉，以及其間所表演的每一節目，殆莫不弄得綱紀蕩然，毫無體統。

在這本書的結尾，他滿懷著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祖國的深情和熱愛，寫下如下的論斷：

對於……官僚政治（不管是舊的，還是新的）在中國現階段是否還可能繼續存在的問題，我的答復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機械地說，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後年就完全不復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將愈來愈不易存在。 “

因為他認為“民主、自由、平等“等啟蒙的思想已經在人民群眾的腦海裡了：

此後，在多少次革新運動以及其他有關戰亂的過程中，他們被啟蒙了，被開化了，他們已愈來愈不像是“天生的”奴隸或“役於人者”，他們開始想到他們的統治者並不是先天地異於他們的“超人”。這“危險思想”一旦在他們簡單的頭腦中開始萌芽，就很快由血淋淋的現實的證驗使他們得出一種與專制官僚統治正相抵觸的結論：他們自身的悲慘命運與不幸地位，是官僚階層僭有他們的政治權力，並利用那種政治權力造成的。所以，從官僚、從封建勢力者手中奪回他們的政治權力，正是挽救他們悲慘命運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們有的人不僅這樣想，並在各種方式的反抗鬥爭運動中這樣做了。 “

可惜他錯了。可見他不了解自己的領袖，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民。然而我羨慕他，我羨慕他是真正有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一生是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奮鬥的一生，是光榮而充實的一生。我與他相比，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

他沒有看到文革的結局和改革開放，更沒有看到今天。我很是敬仰他，如果真能穿越，我很是想回到反右運動前的中國看一看，和他聊一聊。甚至我也願意穿越回他失業時在寺廟裡翻譯《資本論》的那個壯懷激烈的時代！

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臥病期間說：“過去一位學者說過：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上海就有專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

我斗膽順著他的話說，專制制度下還有一種人，就是傻子；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傻子和啞子；當然還有另外一種瞎說實話的傻子，說著說著就消失了。我也不過就是一個傻子。

回答這個小標題中我提出的問題，我們當然沒有走出治亂大循環。我們正處在一個亂世的開端。也許我們這一輩人是幸運的，我們見過了盛世的光明和輝煌，也許還能在真正的亂世到來之前再過幾十年太平日子。

請看浙江在線：

http://pol.zjol.com.cn/201804/t20180418_7060401.shtml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接下來的內容：

4. 我們是不是已經到了歷史的突破點？

5. 中國人的囚徒困境

6. 我們能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