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败者回忆录90：爱荷华的平和交锋

2021 年 11 月 23 日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会偶尔想起意见交锋的王蒙，和年迈而眼神坚毅的艾青，尤其是在新闻上看到样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样坚毅的他儿子艾未未。

爱荷华城，位于美国中部，是只有6万多人口的大学城，在密西西比河支流的爱荷华河岸边，风景优美。 1967年诗人保罗·安格尔与小说家聂华苓在爱荷华大学创设了「国际写作计划」，每年招待世界各国的一些作家来这里过过美国社会的自由写作生活，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交流。至今这计划已招待了来自120个不同国家的达1100多名作家。台湾许多作家都有爱荷华渊源，中国自1979年开始也有作家应邀参加爱荷华计划。我1979年参加爱荷华「中国周末」讨论会，1980年在爱荷华住了一个月当「访问作家」，1982年再去爱荷华会晤和访问刘宾雁，也访问了台湾老作家杨逵。后来我的小女儿在那里念大学，我多次去美国都在爱荷华短暂停留，探望老朋友聂华苓，和她的舞蹈家女儿王晓蓝。

安格尔和聂华苓的家，是建在山坡上的独立屋，门口挂着中文「安寓」的牌子，屋子宽敞舒适，常有许多作家聚集在各角落聊天。屋后是一个小森林，有野生动物出没。

1980年一个月逗留。在这里见到我年轻时就倾慕他诗作的艾青。「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诗句是抗战时我爱国思想的启蒙。他见到我没讲几句，就说他在延安时认识我的姑姐李丽莲。所以，我相信他来前已经看过关于我的资料了。另一位王蒙也是我心仪的作家，年轻时读过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文革后他的作品也出色。艾青的太太高瑛跟我说，王蒙与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关系匪浅，他来这里是有任务的。我们访问作家都住在「五月花」公寓，我不大会煮饭，那一个月多次在艾青家吃高瑛做的菜。她说，在爱荷华最开心的事，是走进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

第二次「中国周末」，和第一次一样，广邀在美加的华人作家出席。设两个分组，同一时间在不同地点讨论。在安寓举行的是「诗组」，在王晓蓝家的是「小说组」。诗组由郑愁予主持，小说组由陈若曦主持。我在小说组，「国际写作计划」为参加者提供了我编的《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讨论就由此而展开。王蒙维护中国的政策，认为那时的中国正是处于作家的写作环境最好的时期，不同意我编的选集只集中在揭露社会黑暗，认为党提出的「识大体，顾大局」「安定团结」都是作家们切盼的。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不同意任何对作家写作题材的干预，以粉饰太平的方式来维护表面的安定团结，只是藏污纳垢的安定团结。总的意见是党对文艺最好少管。这一场的讨论，是颇为激烈的意见交锋。但彼此语调平和，没有人动怒。

不过，随着中国局势的发展，我发觉1979年固然是中国的文艺之春，到1980年，虽然有党官对文艺写作有种种批评和提出规限，但没有把作家打成什么「派」，没有惩罚的行政措施，也没有搞大批斗，不得不承认如王蒙所说，这是中国作家最能够自由写作的时代。跟着下来的十年，中国的言论操控还算比较宽松。那以后，是1989年六四，我想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王蒙在讨论会上说，文学的路子应该很宽，什么都可以写，我们过去太窄了。但是，李怡选的集子比我们写的还窄。

他批评我选的集子窄，也没有错。但不是比这之前的中国更窄。我选本的「窄」，是没有从广阔的文艺角度去选，而是从突破言论自由界限的角度去选。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文学写作的「虚构」性质，是不用真人实事，却写出最真的现实。「虚构」使文学有了揭露社会真相的空间。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于是从批判《武训传》《海瑞罢官》一路下来，使小说也没有了写实的空间也。

我在这个时期关心文艺，毋宁说是关心言论自由，希望批评的声音通过文艺在中国打开缺口。我相信只有批评，社会才会进步。一言堂或鸦雀无声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不应该存在的。

我没有参加「诗组」的座谈，作家张错记下艾青说的话：「我的沉默就是我对国家的沉默，我沉默了21年就是我对国家沉默了21年。20多年，被打下牛棚，个人与外界完全隔绝，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接触不到外面如台、港、欧美的作品。……可是声音就会这样消失吗？不会的。……如果不能写诗，就干脆去打扫厕所好了，如果要写，我就要写自己的话。」

一个优秀诗人沉默21年，有比这个更「窄」的写作空间吗？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还会偶尔想起意见交锋的王蒙，和年迈而眼神坚毅的艾青，尤其是在新闻上看到样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样坚毅的他儿子艾未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