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败者回忆录08：那个时代
「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邱吉尔的话，是我写《失败者回忆录》的主旨。
我不是以有勇气而自豪，相反地常以没有足够的勇气而自责。在前述的生活遭到强权的重击之下，我仍然留在左派的圈子，就是在生活和事业的压力下缺乏勇气摆脱桎梏的软弱表现。软弱的另一面，就是没有勇气否定自己的过去，没有勇气深刻检讨长期形成的思想和价值观是否有问题。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气。
现在的中青年人，多不理解老一辈人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何以在共产党暴露出极权面目之后，还不离开它的权力范围？实际上，只要想想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国民党政权为什么会在大陆溃败？为什么当时绝大部分顶尖的知识人和作家会在内战期间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国民党之外的中国大部分政党都投共？为什么许多海外知识人投奔中共国，睿智如陈寅恪来了香港还会再回大陆？想想这些问题就大体明白当时的社会状况。
相对于那时代的人，我是晚一辈了。但那时代的社会意识在我成长期中还没有变，我仍然深受其影响。那时候多数人的亲共，不是因为可以得到任何政治或经济利益，不是为了攀附名利，而是有社会政治意识的根源。中共建政之初，许多人看到中共国的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大陆许多知识人都满怀希望地想建设新中国；香港左派也甘愿在社会边缘为「爱国事业」打拼，甘愿放弃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怀抱着「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理想。
中国在满清末期，就开始从西学中引进了自由、法治、民主、科学的启蒙思想，但启蒙还在萌芽阶段，就被外侮激起的民族主义救亡意识盖过。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崛起，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风行一时，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不但呼应了中国古哲的大同理想，更被进步人士认为将古哲理想变成可行的现实。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邀请了苏联顾问，并将三民主义变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予以实践。当时的知识人，鲜有不沾染社会主义意识的，没有哪一个知识人认为：人应该不平等，应该有贫富差异，应该容许人剥削人。以社会主义去救中国，是那时代的社会思潮。
将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似乎可行的现实，俄国依靠的是列宁式政党的领导。所谓列宁式政党，就是党中央由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紧密的小组织。实行所谓「民主集中制」，意思就是中央愿意倾听党员及大众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民主」；但是统一由中央发布各项命令，全党无条件服从，此之谓「集中」。入党需经严格审查，入党后，下级服从上级，没有个人意志，是铁律。列宁式政党另一个特征，是崇尚暴力的强制性，以党领军、以党领政以及一党专政。
国民党按照苏共模式，改造成非完善的列宁式政党，中共则完全继承列宁式政党组织，1923年国共合作，北伐推翻了自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最能体现法治、自由和小政府的北洋政权，然后国共两党开展了数十年的联合、斗争。最后国民党政权溃败迁台，形成台海两岸对立的局面。
救亡至上，救亡压倒启蒙，平等至上，平等压倒自由，是那时代进步人士普遍的民族意识。也是中共1949年建政的社会意识根基。
我在成长过程中，从现实，从书本，也不断积累这种意识。可说已深植脑中。
（文章发布于2021年5月7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在《苹果日报》连载，现正在Matters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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