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李怡

李怡,1936年生,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後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筆耕不輟半世紀。著有文集《放逐》、《思緒》、《對應》等十數本。 正在Matters連載首部自傳《失敗者回憶錄》:「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

失败者回忆录04:煎熬

妻子带学生外访时,晚上给学生盖被,帮学生补衣服,文革大字报被学生揭发她「对同学进行资产阶级母爱教育」

从深圳闯关回到香港,惊魂初定,却感前路茫茫。边防人员说「下次回来要照公安局规定」,而我在无法照那个新规定做的情况下,意思就是不能回来了。除非规定改回正常。这不是我能够预知的情况,即使改正了我也无法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还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预知的生命赌博。更担心的是丽仪的遭遇,她虽然性情温和,但对于是非一向很坚持。她说中共文件指「香港回来的人有70%是特务」,那么若要她指证我是「特务」,就她个性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但自从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我已经见识了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难再坚持。那么,我们的婚姻关系就要破碎。我很难想像那会是怎样的情况。而更坏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务」,坐牢、枪毙都有可能发生,那么我两个可爱的女儿怎么办?我每天想这样的结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文革以来,有什么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体大量报导,许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识分子被揪斗,老舍自杀,从香港回国的兵乓球名手容国团自杀,许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批斗、虐待,我在北京和广州的两位叔叔及其家人没有消息,我在大陆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这些都还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父母亲在1934年结婚时照,后左二是爷爷李晃云,前左一是大姑妈,前左五是姑姐李丽莲,我祖母,堂兄嫂李晨风和李月清
1938年在广州,左一是父亲,左三是母亲,左四及五是戏剧家欧阳予倩和夫人刘问秋;母亲前是姐姐和两岁的我。

文革开始时,在中国,接听电话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声叫「毛主席万岁」,把人吓一跳。过中国海关时,有段时间海关被红卫兵夺权,过关时关员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语录」,然后问我「来深圳做什么」,我说「看我的爱人、小孩」(那时在大陆都把妻子、丈夫叫「爱人」);问「看他们做什么?」答「讲讲话啦!」问「讲什么?」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无知的问题。

那时候,一切都颠倒。干净整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习性,肮脏才是无产阶级本色;礼貌是资产阶级思想。妻子带学生外访时,晚上给学生盖被,帮学生补衣服,文革大字报被学生揭发她「对同学进行资产阶级母爱教育」,连动物都有的母爱天性也被指为「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奇怪的、颠倒的事情不会发生?

我睡觉、起床、工作、写稿,每月繁重的编辑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着却总像有一根刺顶在心中。

我去找丽仪在香港的地下党员哥哥。他没有为自己妹妹着急,而是镇定地说,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事就用不着惊怕。言下之意是他的党性凌驾了对他妹妹和对我的信任。

《七十年代》的出资者上海书局是华侨「爱国」资本,但我的实际领导人则是中共出版界的蓝先生。更高级的唐先生,那时已经找不到了,据说他也被调回大陆批斗。我把遭遇告诉蓝先生,想他通过组织关系去沟通,至少让深圳专案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务,而是在中共领导的杂志担任总编。但他听到我说丽仪受审查,即不作声。于是,我知道他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想淌一个嫌疑人的浑水,或者相信组织多于相信他自己对我许多年的了解判断。

我每月寄100港币给丽仪,并到银行去拿有她签收的回条。从回条中知道她仍然活着,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整整3个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强支撑着近乎崩溃的精神,维持杂志按月出版。

(发布于2021年4月28日)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目录(持续更新)

  1. 题记
  2. 闯关
  3. 圈内圈外
  4. 杀气腾腾
  5. 煎熬
(《失败者回忆录》此前发布在《苹果日报》,现正在Matters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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