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人（一）——每个人都是荒诞小说的主角|围炉·CUHK

从20年到22年，人们对疫情的恐慌早已由病毒本身蔓延到了疫情影响下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如其来的封锁、紧缺的常用药和食粮、无法上达的资讯和呼救，失序混乱的环境中个体渺小又无力。两条杠的抗原试剂盒，无数个电话预告的不确定未来，两段重叠又错开的疫情记忆。

 X:梦里我在矿洞搬石头，
和病毒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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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六条杠

其实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社区没太受到波及，一直没有人感染，所以刚开始物资生活这些都没有太受影响，大家也不太着急。 3月底左右的时候居委还发过一波物资补给，虽然对于一家人来说也不够吃几天，但多少不至于断粮。

但到了4月2号我们社区有了第一波确诊的居民，那天我妈妈开始喉咙痛，但由于前一天刚测的核酸还是阴性，所以只是当普通感冒处理了，并没有和家人做什么隔离措施。 3号的时候我们家三个人测了抗原，也都是阴性。但那天我就开始发烧了，晚上还梦到我和许多人在崎岖复杂的矿洞里面搬运石头，我隐约记得梦里有人告诉我这是在和病毒作斗争。总觉得有些西西弗式的隐喻，我推着石头走向望不到尽头的幽暗矿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推石头，却好像又别无选择。醒来后我感到浑身疼痛，烧也没退，由于那几天同社区陆续有了确诊，我担心会是新冠，便让家人不要进我房间，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我们又做了一次核酸，结果还是全员阴性。到了5号我基本退烧了，但开始感到明显的喉咙痛和头痛，不过那天下午的核酸依旧显示是阴性，所以我就以为是被别的病毒感染了。

但6号早上，我和家人自测了抗原，一家三口加起来六条杠，全都中招了。打电话联系居委会，他们给我们送抗原覆核时还错送给了隔壁的邻居，数量也不对，结果隔壁邻居就不知情地多做了一次自测。楼上的邻居得知我们测出阳性后想给我们送点感冒药，结果出门后对门就很警觉地问她为什么要出门，无奈之下她只能拿了根电线吊着东西传下来。我们当时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平时也没有很熟悉。那天下午“大白”来给我们做了核酸检测，覆核感染情况。当时正好也快断粮了，家里没有大米，我们就向其他楼熟悉一点的邻居求救，他们把米送到了我们家楼下。但我们自测阳性了不能下楼拿，就在尝试联系楼里的志愿者，希望他们能帮忙把米送上楼。当时我们社区的志愿者完全是居民自发组织的，居委会不太管，警卫保洁人员大量确诊，所以人手很少，防护服是大家一起集资买到的，运送物资的三轮车还是平常捡废品的老人捐出来的。总之由于人力资源紧张我们一直打不通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后志愿者说当天工作结束了，他们已经把防护服脱掉了，所以只能等明天再把米送给我们。

2

从中转站到方舱

到了7号晚上，我们接到了疾控的电话，显示核酸检测异常，通知我们等待后续安排隔离。我们本以为会等很久，囙此准备先洗个头理理行李睡个好觉，没想到当天过了两个小时我们就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说是疾控中心会在晚上10点到，并带我们去隔离。我感到有点奇怪，理论上确诊和无症状的分别在于有无CT影像的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而我们并没有检查过肺部影像，又怎么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无症状呢？只是问了许多病友他们也都不知道，护士姐姐则说症状诊断不是他们的负责范围，是疾控办负责的。他们接收到这里的人，都已经默认是无症状了。疫情期间的问题似乎都是这样，模模糊糊地总是得不到解答。过了一会居委通知我们做好防护到社区门口，说是做好防护其实真的很简陋，我们没有防护服，甚至手套面罩都没有，就只是拖着行李箱戴了口罩在门口等待转运我们的人。

我们顺利地上了转运巴士，后续又接了很多人，中老年人占大多数。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隔离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个地方只是一个由公务场所改造的临时中转站。我们住在一个教师办公室大小的房间，勉强可以放下五张床，床与床之间间隔约1米。房间里有窗户，通风条件也还可以，只是没有床头柜等置物的设施，对于上课办公而言多少有些麻烦，只能把枕头被子叠起来当作桌子用。房间里只有一个能用的的插座，每人提供一个脸盆、一块毛巾、一次性杯子五个、牙刷牙膏、拖鞋。一个套间有两个热水壶，一个拖线板。我们睡在睡袋里，有一个被子，但盖起来很不舒服。隔离点的绝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只是我觉得反正阳性了也无所谓，就没有太注意戴口罩。晚上我发现厕所的深处居然有一个洗澡间，简直是神迹，而且莲蓬头的状态非常好，甚至还能取下来用。

隔离点环境很吵，第二天清早我就被吵醒难以入睡，旁边的阿姨阿叔喜欢用手机大声外放短视频。或许因为我们是前几批入住的，秩序整体都比较混乱，大家的生活状态也很“原始”。便当发放到各个楼层，而非放在房间门口，也囙此出现了很魔幻的一幕：隔离点吃饭是要靠抢的。有人会多拿几份，囙此去晚了就会吃不上饭，有一半人都没有抢到酸嬭和水果，当然也包括我。后来微信群发布了从患者中招募志愿者的资讯，楼层的志愿者自发组织了一下住在隔离点的人们，一切就变得更加有序了些，志愿者会把饭放在房间门口，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吃上饭了。

当时住在我旁边的阿姨是一位在莘庄菜场工作的阿姨，她三月十几号的时候就已经被封锁在菜场里了，因为社区已经封了，如果回到社区就会没有办法再出门继续工作，社区也不收她们，所以便只能在菜场住下。住在菜场的人每天都要自测抗原，阿姨在4月初的时候感染了，跟我差不多时间被送来了隔离点。

中转站的群聊还看到了一些援建方舱的人发的消息，说自己工作结束回来就被暂时安置在了这里，却一直没有通知什么时候能够安排他们做核酸检测，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

我在那里才知道有许多人都是混检异常就被送来了这里，他们有的人单管覆核是阴性，有的人抗原自测是阴性。他们试过打110，试过向各种部门求证资讯，尝试沟通，但都申诉无果，还是被拉了过来。接电话的人只是说“我们接到的资讯就是这样的，就是要把你带走。” 可他们无能为力，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重复那句“我们都是阴性的呀”，在群里接连发着自己最近几次的核酸结果截图，除此以外，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期盼着方舱每日公布的核酸阴性榜单上出现自己的名字。当然也可能是健康云显示有误，资讯没有传递到位吧。我周围一直都有这样的人，群聊里不同的昵称发着类似的内容，只是没有人直面这种失误。大家被拉走就被拉走了，只能在群里反抗两句，也不敢真的违抗强权，拒绝被拉走。知道这件事后我才开始戴口罩，我害怕感染了那些本来没有感染的人们。

那里还有一个严重糖尿病的患者，但他没有胰岛素，病情很严重。家人说希望把他转到医院，工作人员只告诉他们已经上报第二批名单了，但是第二批什么时候转运都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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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生活

9号那天下午我接到了电话，被通知今晚要被转运，让我做好准备。我爸妈没有接到电话，问了相关的负责人员，得知他们也只是负责通知，只知道名单，而不了解具体情况。周围还有一家人，带了一个七岁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在名单上被分开了，他们在跟工作人员反映，也不知道结果如何。

当晚我被转移到了方舱医院，这是一个新开的方舱，整体环境还行，竟然还有淋浴间。而且也可以随意离开自己的隔间，到室外和方舱范围内的其他地方走动，这里可以活动的空间倒是很大，像高中校园那样。不过比较不方便的是男女混住，厕所和淋浴间同样也是混用。第一天物资都没有送过来，连牙刷都没有，也只能暂且将就一下。次日我们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早饭了，从8点多到10点多都在观望早饭，后来我们去后面的物资点争抢早饭，隔壁好心的阿姨帮我也抢了一份饭。中午每个区域的志愿者组织起来负责拿饭和分饭，逐渐也有序了起来。本以为方舱医院会有些治疗，但其实大家都是无症状感染者，医护人员只是发了一些连花清瘟，其他的感冒咳嗽药等都没有发放。我一直都没有吃过药，因为到方舱时我的症状已经差不多好了。

我来方舱后还听说了许多人说自己不想回家，因为这里天天有酸嬭、牛奶、和水果，食物按时供应，吃饭还不要钱，可回家后这一切就都没有保障了。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几乎没有上海人，大家都在方舱说着带有各种口音的普通话。有许多外来务工人员、菜场摊贩阿姨，他们中的许多回家也只能住进合租的小房间，要操心怎么抢到物资，怎么在疫情带来的生活工作困境中勉强度日，而这里可以洗澡，有床，有一日三餐，可能对他们来说也不坏。

住进方舱的第三天起，周围陆续有人收到了核酸转阴可以出院的通知，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回家当日测的那次核酸再次转阳了，于是陆陆续续还有人被召回方舱。这样其实会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据我了解很多住离中转站很近的人都是走回家的，根本没有所谓的闭环转运。除了这些人之外，每天还可以看到很多新病友排队入住。

4月15日下午，我终于收到了准许出院的简讯。 4月16日，确诊的第11天，住进方舱的第6天，我拖着箱子，背着包，从闵行龙之梦走到水清路25号，再骑了四十几分钟的共亯单车，一个人回到了家。

尔索：一切疑惑都没有答案，
只留给我独自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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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接通的电话

我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很曲折，大致可以分为感染新冠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 3月份学校出现密接，我们开始从学校逃回家，那时是最开始觉得生活的秩序和原定规则开始被打破。不过当时在家还觉得新冠离我们还蛮远的，虽然我们社区从3月13号起就在封控中了。只是后来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从一开始“上海发布”中遥远模糊的数位逐渐变成周围有朋友确诊，再到三月底发现自己也确诊了，就觉得生活的掌控感在慢慢丧失。确诊后我的生活节奏更是直接被突如其来的转变打破，每天不知道自己下一个小时会在哪里做什么，感觉被电话支配，随时会有人打电话来说我要做什么，但是指令并不明确，也不知道在等待被接到方舱集中隔离之前我要做什么来保护同一屋檐下的家人。文宣隔离知识，各部门的对接和转运的落实都很不到位，一切都很混乱，每天都觉得自己下一秒可能就居无定所了。

我记得当时29号下午的核酸检测，我的结果还显示阴性。但30号上午我就开始咳嗽，人很不舒服，一直在睡觉，那天晚上我就发烧到了38.7℃。当时我觉得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开始感到有点害怕，想自测一下核酸但自己也买不到抗原检测盒。我只在一年前打了两针疫苗，身体也很不舒服，长期被打乱的生活状态加上抑郁症的影响令我十分恐慌。于是我开始联系居委会，但是他们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想或许是因为太晚了他们下班了，就准备明天早上继续打。

到了31号早上8点，我继续拨打居委会的紧急联系电话，发现还是无法接通，考虑到万一我感染了出门会影响他人，只能让我爸去居委当面找他们，问他们怎么处理，并拿回了抗原检测盒。当时注意到居委会的座机听筒是扣在桌上的，囙此一直会显示忙线无法接通的状态，但其实居委并没有人在接电话，也就是说他们把电话变成了免打扰模式，故意不去接听居民的电话。我爸没有戳穿，只是问后续要怎么联系居委。他们说“我们会联系你的，只有我们联系你，你不联系我们。”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荒谬了，如果我是一个独居的人，我在怀疑自己感染的时候甚至不能电话联系居委，只能冒着感染更多人，招致许多人指责的风险下，亲自去居委拿抗原检测盒。一开始我在看新闻的时候还指责说，怎么有人阳性了还不知道好好呆在家里，要跑去居委感染更多人？现在想来如果我独居，又遇上了这样的居委，那也只能自己拿着两条杠的抗原去找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居委打电话进来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抗原自测阳性后，居委让我等疾控的电话，说有人会上报，我要等待疾控上门覆核的结果，那时我整个精神状态爆炸。不过说到等疾控这件事我现在都觉得有很多问题。

31号发现确诊那天，接近晚饭的时候有疾控来给我邻居做核酸，然后我们就问他，既然都来我们层了，是不是可以顺便帮我核酸采样，反正我已经上报了。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流程是怎么走的，他们说没有接到通知不可以私自给我做核酸。整个流程非常死板，反映任何问题，或者提议精简步骤，改善不合理的状况，得到的答覆都是“无法向上级反映”。当然我觉得这也情有可原吧，可能是一开始人手不够，情况也比较混乱。

到了4月1号，我妈妈就开始发烧了。其实我们当时有做一定隔离措施，我呆在房间里，门口放了一个椅子，家人会把饭放在那个椅子上，而且我和家人用的是不同的卫生间，我也会在经过的地方喷消毒喷雾。但总归中间有一个必经的走廊，我们的行动轨迹会有一定重叠，所以也无法完全阻断病毒传播。

那晚疾控来给我覆核了，在此之前疾控其实已经跑来社区很多趟了，但前几次都没有人来给我做核酸。后面的事情就更乱了，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确诊了，在家门前拉了条警戒线，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措施，不知道后续要做什么，等待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们同住家人可以有哪些防范的管道。

2

无限的死回圈

那段时间的检测政策似乎每天都在变，大体来说差不多是两天一次抗原一次核酸。但我们层都是要么感染要么密接的住户，全都不能参加集体核酸，只能在家里做完抗原传到系统上，只是这没有什么用，因为系统说阳性要报告居委，居委的电话又是自始自终打不通的，好像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回圈。

我那时很担心我的家人，因为我爷爷已经85、86岁了，以前还得过肺癌，即使治愈了也总归有些顾虑。所以我特别怕连累他们，就希望自己赶快被转运走。但后来我的家人还是在4月5号前，没有等到疾控进一步通知转运我的消息就已经陆续感染了，虽然现在看来我们都属于无症状感染者，我的症状反倒比他们都严重些，今天还在咳嗽。

而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我家人从4月1日起就显示混检异常，后面自测抗原阳性，但从来没有人来负责，更妄论有人来复核核酸了。而且理论上混检异常健康码会变成红色，但他们的健康码却是黄色的，也就是他们被算作了我的密接，混检异常的问题反倒被忽略了。

期间有一天有个“大白“在楼下喊“所有人下去做核酸”，那时我家人由于混检异常已经很久没做过核酸了。我们便隔空喊话，问核酸混检异常也要做核酸吗？隔壁一个独居的确诊老人就问，他这样也要去做核酸吗？楼下的“大白“说所有人都去，于是我们整栋楼乌泱泱一批应该被封控的人就都跑到我们社区中心的核酸点。我觉得这样很有问题，就一直在质问我楼下的“大白”为什么确诊的、混检异常的居民要一起去做核酸，但他只是重复说所有人都去。我放缓语气问他能不能再跟上级确认一下，他只说“我不能跟上级联系”。其实我整个疫情期间问的许多人，打的许多电话都给我这样的感觉，说自己没有办法联系上级，可能他们确实就是无法向上反映遇到的问题，总之层层的反应通路都很割裂，资讯很不透明，沟通效率极低。

就在这时隔壁的那个爷爷被赶回来了，说那边的工作人员不让确诊的人去一起做核酸，可楼下的“大白“依旧在说“所有人去做核酸”。

无奈下我们只能打了一个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私人电话，问他这是什么情况，他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确诊的阳楼怎么可能叫你们下来做核酸。” 但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他说他这边给不到什么答覆，只是一味强调“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显然是在逃避现实，不愿承认也拒绝沟通，这样又怎么可以优化管控，减少重复事件的再现呢？我继续问他我爸妈混检异常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等来覆核，他就说会有的，明天就会来； 第二天继续重复这句话，会有的，明天就会来，可到了今天依然没有来。

结果重复的事件果然在几天后再现了。那次隔壁爷爷不明就里地被喊下去做核酸，他强调了自己是感染者，大约是阳性名单漏统计了，喊人做核酸的“大白“像上次那样坚持让他参与集体检测。结果第二天爷爷被居委骂了一顿，说“为什么要来混检？你是确诊你不知道吗？” 爷爷当然很生气，就说“是我想做吗？我可以不做吗？不是你们搞成这样子的吗？”

我也由于资讯差造成的误解莫名其妙地被责问过。 6号那天，疾控终于给我打了确诊后的第一个电话说大约7、8号我需要去集中隔离点，结果8号我接到一个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去集中隔离点。我就奇怪，没有人来接我，我能去哪？打电话问我有意义吗？你们没安排人来接我自己还不清楚吗？当时工作人员就表示他们打了很多电话询问为什么不去集中隔离点，而为什么没人接他们也不清楚，但总之无论情况怎样，他们的职责就只是来做资讯登记的，其他的也管不到。一方面是死板的“专人专事”，另一方面是资讯的极其不流通。

3

生活就像无数个盲盒

不过7号的时候我们的居委会终于站起来了，组建了楼道的群，后面两天居委会的电话也打得通了，还有一些志愿者来对接自测结果。后来我8号再自测抗原就已经转阴了，9号测出来也同样是阴性，向楼里的志愿者回响后，当晚有疾控的人来给我做核酸转阴覆核。他说转阴覆核只用做一次，意思好像是只要这次测出阴性我就不用去方舱了，有望步入生活的正轨。不过他也没有明确说，他的每句话都让我捉摸不透。

像是疫情后我每天生活状态的隐喻，我不知道会不会被转走，被转到哪里，什么时候会被转走； 一开始因为担心家人想尽快走，但后来看到一些隔离点的条件就觉得不想走了； 有的亲戚在集中隔离点跟人抢被子，有的朋友在那边住饭店。生活就像无数个盲盒。之前每天都很焦虑，给无数个人打了无数遍电话，实在是太混乱了，我都不记得自己联系过谁。

可是到了11号覆核结果通知我们家还是全部核酸阳性，之后就再一次进入了之前漫长而混乱的回圈，即使每天抗原自测都是阴性，却还在无止境地等待。 15号那天我们家接到了七八个电话，有疾控的、居委的、也有派出所的，每个人打进来都在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几件事：一是问家里老人的情况，一是跟我们说会被转运，再问我们到底有没有被转走。一开始疾控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我们说最好一家人能同时被转运到一个隔离点，隔了一段时间疾控又打来问我们有没有被转运，过了一会轮到居委打电话说马上来接爸爸和爷爷，凌晨又接到了疾控的电话问妈妈有没有被转运走。这很荒谬，是疾控派人来接我们，他们却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被转走。

我没有弄懂情况，也不知道到底还要不要去隔离，究竟什么时候会去隔离，一切的疑惑都没有答案，只留给我独自咀嚼。

4

确诊后的沉默孤岛

在封控的这段时间里，物资供应也是一个问题。社区在疫情还没大规模爆发前就已经被封了，那之后没多久就出现了确诊无法被转运出去的情况，当时警卫会专门安排人给确诊的人送饭。我们社区的高龄老人很多，周围又都是医院，租住了很多在医院长期陪护的病人家属。我记得有一户住了一对老年夫妇，其中一位患有胰腺癌，他们不太会用微信，也不会网购，封控之初就遇到了物资短缺的问题。他们去居委问怎么才能买到食物，居委会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给他们开出入证，让他们出去买吃的再回来。可我们社区有这么多老人，如果都采用开出入证的管道，那封控不就沦为形式了吗？居委只是在逃避照顾高龄住户需求保障物资的责任罢了。

后来管控变严格了，那两个老人再次找居委会，他们就说反映没吃的可以，也可以继续开出入证，就是买了吃的就不能再回社区了。那两个老人临时租住在这里，也没什么邻里关系可以联系，后来只能联系志愿者帮忙。那段时间我妈在做志愿者，帮忙组织做核酸这些工作，他们就来向我妈求助。我们也只能找人在外面帮忙采购，然后再拿进来给他们。这样的老人在我们社区并非少数，而很多这样的食物短缺问题都是志愿者以私人名义去帮忙解决的。

当时浦西还没封控，我还能点到许多外卖，也没有觉得食物有多稀有，只是没想到封控后我家会完全陷入断粮的状态。

我们家附近的叮咚和盒马门店一开始就关了，统一发放的物资就只有一次，根本不够吃几天，那就只能靠团购。而现在社会本身邻里联系也不多，要进入团购也得先有个团，才能有更多的资讯资源。但恰恰这第一步如果没有太多的社会关系是很难打破的，尤其是老年群体，还有许多租客，就很难迈出从零到一的这一步，我们从没有建过业主群，囙此团购的通路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有次居委发了一户一份的物资，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没拿到，总之发完后隔了好几个小时门口还堆着多余的六七份。可是居然没有人去后续联系多余的物资要不要去发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可能有没有屯什么粮的老人，或是群租的住客，而是就让多出来的物资晾在门口。我妈在志愿者群反映了一下这个问题，结果是她被踢出了志愿者群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发现她混检异常没法再参加志愿者工作了。第二天晚些时候那些物资消失了，也不知最终有没有去到需要的人手中。

在我确诊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家实在没米吃了，没有通路反映，联系不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来对接这件事帮我们。无奈之下只能联系了我男朋友的妈妈，她是医护人员，想办法送了一箱食物到我们社区门口的货物架上。我们是封控楼，理论上不能从楼里出去，但实在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只能等到夜深人静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去门口货物架上把食物取下来。

那天我们在社区门口看到了孤零零挂着的一张纸，是团菜群的二维码，我们这才终于加了进去。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就仿佛被社区彻底遗忘，封在楼里想尽办法才托人送来了一些米。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建了团购群，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等待什么、应该做什么，没有人问过我们需不需要食物，好像确诊后我们就成了一座沉默的孤岛。

5

不可控的生活里

活着就很不错

食物供给的情况在我们楼建了群后好转了一段时间，可以团购买一些东西，居委官方也会卖一些价格相对合理的团菜，不至于出现一只苹果一小盒牛奶10块钱之类的离谱价格。还有志愿者专门对接老人，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物资购买的问题。

但团购了开始了没几天，就在12号的时候，社区开始限制居民自发组织的团购了，大约是出于减少人员流动，限制疫情传播和交叉感染的考量，安排了官方团购和分发物资。但官方调配的物资数量和种类还完全跟不上，现时只有菜，仍旧需要居民拼手速才可能抢购到。

另一个令人忧心的是疫情期间的配药问题，我们社区有一个核酸/抗原检测异常的微信群，那里有许多老人面临缺少常用药的困境，疫情下本就配药艰难，更何况是确诊的患者。有的老人要同时配九种药，许多地方都配不到胰岛素针，而各种药品的可替代性、是否紧急、一次能配几种、各级医院有没有相应的药，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往往帮忙配药的人要跑好几次才勉强有可能配全，多的是配不到的药。还有许多人需要精神类药物，却因为病耻感害怕被人议论而不敢求助居委，何况这种药本身就比较难配到。

所幸我的抑郁症还算得上稳定，用药的需求暂时还不急迫。只是疫情前私自断了药，家里没有什么存货，又因为最近的经历病情有些反复。而两个月没有开药处方就不能线上配药了，所以我也不确定在急需的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尽快拿到药。像我这样处境的人也有很多，真的到了那时候，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6

哭声中的闹剧

4月17日晚，门铃混着敲门声，我在出现新冠症状的第19天，自测抗原阴性的第10天，终于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我们先是接到了一个居委的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转运的相关事宜，要接爷爷去大华医院，过了会他们却又来电说明天来接爷爷和爸爸去方舱。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之前联系的大华医院为什么不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妈妈不在转运的名单上。

结果到了晚上10点，疾控突然来电说转运车马上来接我们，我们有太多的疑惑和不解，可他们只是强硬又机械地重复着通知。

“那我和妈妈呢？”

“也要走的。”

“可是前面打电话，说名单上没有啊？”

“你别管前面啊，我现在通知你，就是马上都要走。”

“之前不是说爷爷去大华医院吗？”

“我现在通知你，马上都去方舱，赶紧收拾，车马上来了。”

“但不是说明天吗？”

“明天，明天，马上过了十二点就明天了呀！我现在就是通知你走，你走不走？”

“那怎么行！老人都已经睡觉了，说好去医院的！好，那不去医院也行，不是我们不愿意配合，能不能白天走？一定要凌晨吗？知道你们忙不过来，但是老人真的经不起这么折腾，东西也来不及收拾！”

“那车子马上来了啊，走不走？”

“……真的走不了。”

马上，马上，我之前已经听过这个词两回了，都没有等来疾控，这次他们真的来了。

十点半，门铃响了一下，紧接着就传来了急促猛烈的敲门声。门外竟然有七八个人，似乎还有一些是警詧。如果不是在今天的上海，我一定以为是我们家犯了什么刑事案件，要被逮捕归案吧。随后就是激烈地重复对话，和电话里的内容基本一致，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在我们的强硬态度下，他们终于松了一个小口子，破例照顾老人，可以今晚不走，爸爸也可以留下来照顾爷爷。我这才稍稍安心，跟妈妈一起上了车。

老人老了，每一次踏出家门，都很慎重。记得奶奶那时候，去医院都很担心一刻钟的车程会不会带来剧烈的不适，加重病情。可笑的是，最近有时甚至会一丝庆幸闪过，奶奶几个月前病逝，是尽力救治过的，不用带着基础疾病面对如今的上海。残酷的现实不假思索地推进着，新闻里却是一片秩序井然的祥和。竟时常羡慕爷爷不会上网，不用面对赤裸裸的真实。

十一点，在社区门口等待了半小时，转运车终于来了。旁边的老阿叔说，他已经站着等了一个小时了。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漫长的等待这才刚刚开始，转运大巴走走停停。过了零点，不断有人提出上厕所和喝水的需求，一一被拒绝，他们只是僵硬地说“我们也没办法”。凌晨的大巴座椅上还坐着大片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平时也许都不能坐那么久，更何况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 90多岁的老爷爷，传出了断断续续的哼声，似乎身体已经将在散架的边缘。

未感染的奶奶，来陪身体不好的老伴； 未感染的父亲，来陪年龄尚小的女儿来，他们并不在意感染，只是担心家人在方舱生活无法自理又无人照顾。而和我一样感染接近20天的也不在少数。老人们的情况和我爷爷很类似，都是居委不久之前打电话说联系好了去医院，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在今天七八点左右，被电话告知马上要去方舱。那位常年卧床的90几岁老爷爷甚至是被两个人抬上车的。

就这样转运车在距离社区不过百米的地方一直从十一点僵持到了凌晨一点半，大家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开始询问工作人员究竟在等待什么，为什么不能先走。那时老人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令人忧心。毫无意外，车下的“大白”和之前我交流过的许多工作人员一样，告诉我们这不是他说了算的，他已经催促过了，除此以外他也无能为力。

又过了大约一刻钟，90多岁老爷爷忍不住在车上痛苦地呻吟起来，车上闹哄哄的，大家的不满情绪已经积攒到了顶点：

“我跟你说同志，今天车上有九十几岁的老人，你让车先走不会有问题的。”

“我是一名阳性患者，我们车上有很多很严重的患者，有呼吸困难的，还有九十多岁好像是脑梗的老人，平时就瘫痪在床上的，但等了三小时后这辆车居然现在还在社区门口……”

“现场的人，现场的人不管！”

“那我们就等死咯？对呀，他说他不管，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的呀！你身边领导多，你告诉我，谁是你领导，我打给你领导。”

“我们现在就想赶紧走，赶紧去方舱，这不正常吗？”

“车子现在还停在这里不走，车上老人在发抖啊！……”

面对大家的抱怨，工作人员只能重复说，“我不知道。我没有领导电话，我就是个协力厂商服务人员。我自己已经早上六点做到现在了，我找谁呢？我是志愿者啊，你想打谁就给谁，我不知道啊。”

一片混乱中，车上不知道从哪传来了哭声…… 我也好想哭啊。如果不是我们态度坚定的拒绝和“反抗”，我86岁的爷爷也已经在这辆车里了，要在半夜从睡梦中被拉起来，在闷得透不过气的车厢里坐上三四个小时，坐到全身酸痛甚至腿脚发麻，等待着遥遥无期的发车转运。我紧戴着口罩，只觉得也有一些喘不过来，一时间恶心想吐，一阵干呕。

7

疫中“人”？

凌晨两点半，我们在社区门口的大巴上，没等到名单上那位迟迟没有到来的待转运患者，倒是先等来了救护车。司机走了下来，车上就他一个人，没有医护。可能是在等待什么档案吧，司机和我们聊了起来，要我们好好考虑。前一天晚上，他就接了两个病人，都是一家家医院问，却没有任何一家愿意接诊，直到最后病人受不了了，宁愿回家，再开着救护车将他们送回去。他说相关档证明都有的，领导都说联系好了，最后却还是进不去医院。当时领导告知司机的资讯是，90多岁的老人已经昏迷了。但车上什至没有配备一名医护人员，也许因为这是“阳性救护车”吧。而那些没有感染的人，似乎根本等不到救护车。 “现在救护车根本不救人！” 救护车司机说。

一面是救护车司机的劝解，“等都等了，不如去方舱，你问我，我无法保证你可以进去医院。”， 一面是居委的推诿，“救护车已经到了，单子也已经开好了，担心什么呢？”， 老人的保姆拿不定主意，反反复复给老人的家人打电话。但似乎也是无解的局面，资讯不全的情况下，没人知道这个选择，会导致什么结果。也许老人在去方舱的路上熬不住了，也许老人进不去医院，居委也不让再回社区。

三点，我们等的最后一比特待转运患者已经在慌乱中悄悄上了车。大家给老人出主意，如果不让进医院，就在救护车上不要下来，等人来解决，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三个人将老人抬下了大巴，坐上救护车远去了。我们也终于发车。路上走走停停，关卡不少，在空无一人的路上，还是花了两个小时才从徐汇到达奉贤的方舱。平时路上都是货车的凌晨，这段路可能都用不着一个小时。

终于在早上五点，我们到达了方舱。此时，一些人已经在车上坐了七个小时，彻夜的舟车劳顿下没有人再提自己还没去过洗手间，还没喝到水。没有人说话，只是机械地办理着入住流程，拿好东西迅速铺床入睡。

经这一夜的折腾，中午被叫起来吃饭时，我浑身无力，心脏砰砰跳，头又晕又疼。吃好午饭又睡了过去，直到晚饭再起来，才稍有好转。我作为抗原早就转阴，生龙活虎的年轻人都如此，更别提那些老人们，也不知道那位90多岁的老人最终有没有被医院接收…… 睡梦中朦朦胧胧地似乎听到了争执声，方舱的大灯被人打开，我被吵醒了。是有人来接需要吸氧的人去医院，但是那个人是三天前在很紧急的状态下才需要吸氧，当时没有人管他，现在他挺过来了，核酸也都转阴性了，在准备离开方舱的时候又有人要接他去医院。

21号那天，我在方舱已经测出了两次核酸阴性，理论上可以出院回家，本以为这场闹剧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却接到通知说我的两次核酸测试时间不足24小时，刚好差了20分钟。好多人都是这样，被告知两次测出阴性的时间差了10分钟、20分钟，所以不允许我们离开方舱。再测一次核酸，就又要等出结果，等人工统计上报，等上级回复并安排转运车。

又是回圈无谓而充满不确定的等待，人们在方舱吵架，“大白”哭了起来。

我们都没有错，错的究竟是谁呢？

文| Vinyl

图|由受访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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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编辑| G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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