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州東，花了一個小時出站

我也沒想到疫情過了有三年了，我遇到的最嚴格的管控是在杭州。我看起了疫情地圖，杭州也沒有病例沒有中高風險，可能是在防備著從上海湧來的人群。

出站以後，先是正常程序掃描了健康碼，然而並沒有看到常規的做核酸的隊伍，但現在出進站不看核酸也是常態，我就沒有在意。又看到一個長長的擁擠的隊伍，外面的牌子上寫著，中高風險地區人員核查通道，於是我繼續自信滿滿向外走，混亂的人群中有幾個工作人員舉著“核驗人員跟著我走”，我應該要留意一下的，但是我沒有。然後，到了驗健康碼的環節了，兩道程序，前面的小哥讓我過去了，後面的小哥說，你要去那邊核驗。

而走到他所指的“那邊”，我才意識到自己要排的是剛剛那個長隊。一邊排隊，一邊填寫一份承諾書，大概就是詳細說明了來的車次，在杭州的住處以及抵達方式，以及是否發燒之類的身體信息，還要提供核酸截圖，我填著都覺得麻煩，別說那些不擅長使用手機的中老年人了。

那個隊，真的非常長，排了大概有四十多分鐘，高音喇叭一直在刺激你的耳膜：填報疫情防控承諾書，往裡走，裡面有空調！

而最讓人難受的地方在於，所有排著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幹啥，我想，應該不是做核酸，核酸的話會直接講清楚，而且核酸的隊伍沒有這麼慢。走近了，看到外面的牌子上介紹抗原試劑的用法，“把試劑放進鼻孔裡旋轉一周…”我當時心裡一沉，不會是要做抗原檢測吧？

排隊的過程中能明顯感受到隊伍的情緒是很不穩定的，隊伍繞了好幾個彎，終點在另外一個房間裡，所以大家不知道這個隊伍最後通向哪裡也不知道大家要在這個房間裡待多久。只有一個工作人員在維持秩序，大概是有人問了她在這里幹什麼，還要多久或者更專業一些的問題，她幾乎是在咆哮，問我幹什麼？ ！你問我我也不知道啊？ ！又不是我讓你來排隊的？ ！將人群隔開的欄杆被她摔得哐哐直響，而且還不止一次，她可能是每放幾個人通行的時候都在刻意地摔那個欄杆，用一種很幼稚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怒氣。

排到靠近了，房間裡面出現了幾個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我看到一個中年男人隔著門問他們，得到的回應也非常衝。

那個時刻我也很想衝過去問他們這到底是乾啥，但是我想自己可能還需要一個大喇叭。

終於，到了隊伍前面，我的煩躁稍微緩和了一些。我開始走進那個門裡去，只見一排長長的一排桌椅，裡面是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拿著乘客的身份證在核對來處，去向等問題。大概掃了一眼，這些人雖然裹得很嚴實，但看起來都挺年輕。我把身份證遞過去，覺得還是有必要問一下，“為什麼我從低風險地區過來也要核查？”那個人一開始沒有理我，我又問了一遍，他慢悠悠說，那你從隊伍後面回去？

我很火大，這場核驗就是給你一張已核驗的紙條，沒有核酸證明的去做核酸，有核酸證明的拿著另一張紙條出來。重新去出口的兩道門那裡掃碼，查驗，放行。

我還沒出站呢，就掃了這段時間以來最多的碼。出站口掃個碼，核驗點掃個碼，出站廣場繼續掃，還必須得是用支付寶掃，這配合拳打得真是人拍案叫絕。

我對於杭州東站的行為無法理解。如果說有什麼排隊心理學的話，那麼它完完全全地站在了反面。隊伍是混亂的，因為要申報的信息比較麻煩所以大家都是邊走邊填，有的人填著填著就停了下來，然後後面的人就走過去了，他填好了又會理所當然地跑到前面自己原來的位置上，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紀律可言的。再則，隊伍不透明，大家只看到前面的好幾個彎，看不到最後到底在幹啥，幾分鐘能搞定，所以更加容易焦躁。最後，工作人員的態度別說沒起到解決問題的作用還加劇了大家的怒火，當然底層互啄這個事情沒有什麼好解決的辦法，工作人員工作壓力大我們也不能過於苛責人家，而且，他們應該確實是什麼也不知道。

我想起之前在家的時候，準備去某家醫院做核酸，打了下核酸點的電話問具體信息，接電話的人說，她是另外一個部門的，她也不知道核酸點的情況，甚至是，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官方的通知上要留他們辦公室的號碼。

於是這個事情最後成為了一場雙向的抱怨，我沒有得到我所要的信息，她則將我當成了抱怨的對象，“我和醫院反映好多次了都不行！”這種情況下，我能說什麼呢，明明是醫院的問題，倒顯得是我不懂事了。

其實用腳趾頭都能想出來，杭州站這種“嚴格”的防疫政策針對的是誰，長三角地區巨大的人口流動量使得這些城市對從上海來的旅客如臨大敵，上半年的上海人口外流在不同的城市間都引發了恐慌，杭州也可以說自己的“受害者”，當我把這件事發在微博上的時候，有人評論，如果上海地區的人到其他地方，面臨的就是直接隔離了。這背後的邏輯是，在疫情發生地出來的人，其它地區願意讓你進來，就已經是巨大的恩賜了。我們就是在這種相互比爛中尋求安慰，尋求認同感的。

而之所以給“嚴格”加上引號，是因為我很懷疑這樣的核驗是否真的有效控制了疫情，該流入的人群依然流動著，本來是為了防疫，過程中卻一直進行著人口聚集（做核酸，登記），這已經被抨擊了無數次了，大家好像必須要接受這種荒謬的矛盾。

而在看到那一排坐著的登記人員的時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疫情所“解決”的失業問題。核酸檢測的生意化是人們心照不宣的事情，檢測人員的高薪也使得很多人趨之若鶩，但這本質上是一個畸形的就業市場。

這段時間看理查德·埃文斯的《第三帝國的到來》，驚覺其中的相似性，二戰前的德國處於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率驟升，失業率極高的狀態，而對外的擴張恰好吸收了國內的失業人口和過剩的產能。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所以“疫情防控戰”的說法簡直不能再精準了，戰時模式，戰時狀態，完美消解其他矛盾。

配合著這段時間很多地區核酸人員發不出工資集體罷工的新聞來看，很想要苦笑，但是我相信杭州地區不會有這種問題，豐厚的地方財政基礎應該能支撐得起大家一起捅喉嚨捅到地老天荒。

排隊過程中經受的工作人員的態度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憤怒，首先要承認，這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也不應該就此對所有的工作人員一棒子打死，再則大家都是人，都有怒氣要宣洩，所以我並不是將矛頭對著這些普通人，我也確實相信他們說的不知道是真的對流程中的其它部分，對整場活動的管理層面一無所知，大家只是負責自己崗位上的事情，查健康碼的只是待在入口，引領人員只是舉著牌子把大家引導到核驗區域，控制著欄杆的人也只是在前面的人走得差不多的時候放後面的人通行。他們自然會覺得你的這些問題只有管理人員才知道，他們也確實對你們的追問感到委屈。

又是很熟悉的場景，開著裝滿了猶太人的車廂的火車司機可能也是這麼委屈，負責登記猶太人身份的登記員也委屈，你們來這里幹什麼，這要問納粹長官啊，我怎麼能知道呢？我只是按照規程辦事而已，而我的規程，可能只有一行字，mind your own business.

龐大的，精細的，不透明的組織架構，長官隱藏在通知文件的背後，你甚至不知道ta是否是一個具體的人。

在杭州還有一件我覺得簡直是將人按在地上摩擦的事情，除了掃碼太多外（一個場所可能要掃好幾次碼），所有的場所碼必須要用支付寶掃，很多次習慣性地打開微信卻發現掃碼無效。更為離譜的是，有幾次掃碼，頁面竟然跳轉到了餓了麼，沒有完全加載出來，我的手機就尷尬地停留在一個只有標題的頁面裡，每次我都感覺自己在被人餵屎。

我非常憤怒，可是我的憤怒得不到發洩，上午坐了兩個多小時的車抵達杭州，偏頭痛又在此刻找上了我，我忍著噁心嘔吐的感受擠在人群裡。而在這種時刻，我才對這些疫情管控嚴格地區的人的經歷稍微有一些感同身受。上半年看了很多的新聞，但是得承認，鞭子沒有打在自己身上，我是感受不到真切的苦痛的。你也可以說我太過於矯情，一個小時的隊不至於長篇大論，但是我覺得憤怒只有抒發出來，才會降低得乳腺增生的風險。

《第三帝國的到來》詳細記載了納粹是如何上台，德國的其它各黨總是認為他們不過是一些沒有文化的野蠻人，就算進了議會也可以很好的控制，普通百姓則認為暴力針對的只是猶太人和激進的共產黨員，和我沒有關係。也是在閱讀完這漫長的過程之後，我才對那句經典的“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有了更深的感受。我們總是在自己的生活裡歲月靜好著，覺得這些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然後，鐵拳來了。

所以我不再懷疑人生懷疑自己了，造成今天這個局面，每一個德國人都有責任，我們是在平庸的惡裡喪失自己的領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