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居殺人：波蘭二戰期間耶德瓦佈內小鎮的屠猶秘史（十、代結語：進入燃燒的穀倉）

(上接《九、影像對話之二——死者魂靈的回歸（<沉默的共謀者>》）

代結語：進入燃燒的穀倉

格羅斯《鄰人》出版迄今已經超過十八年，2017年才有了中譯本，我讀到去年出版的的中譯本開始注意到他的論題。中文圈裡對《鄰人》的書評並不少，不過，很少見到對這本書相關影響的延伸閱讀以及擴展研究。

我用了差不多兩個來月的時間來完成這一系列讀書（看片）筆記，相對於格羅斯的五年研究，相對於《鄰人》出版以來在波蘭國內外持續至今十八年的公眾討論，只能算是匆匆瀏覽了幾個重要的頁面。 《鄰人》中涉及的各個方面，包括數據，十幾年來受到大屠殺研究領域各方面歷史學家的檢驗，我還遠沒有讀完所有的批評回應。因為，我這裡寫出的感言只能算是這一系列筆記的結尾，而不能作為結論。然而，作為歷史悲劇的記錄者，我希望學習格羅斯的研究方法；作為關注轉型正義的讀者，我覺得這本書依然很重要。

格羅斯第一次提煉了“鄰人”這個概念，使之成為一個分析範疇。它對我們理解中國當代社會的政治災難，實有普遍意義。從土改到文革，從北京大興屠殺到遍布全國的大型武鬥……或者，僅僅只是讀一讀以下兩篇文章就能理解：

《炎黃春秋》上湖南道縣大屠殺倖存者周群自述（陳秉安整理），（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ODAxNjc4Ng==&mid=205957850&idx=1&sn=d5997a83efbc7d09a9d2c06fdddae37c&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rd）

新浪博客上王德邦有關廣西桂林武鬥回憶以及2017年桂林洞穴探險隊進入東山坑勘察七十多位被殺害村民的圖文《天坑-93條人命）（http://blogapp.sina.cn/html/share.d.html?vt=4&cid=169938&articleId=3c39efc70102ykb2）

類似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名的鄰人滅門、滅族的血腥暴力在中國當代的政治運動中發生得實在太多，不勝枚舉。

格羅斯之後有歷史學家Jeffrey S. Kopstein, Jason Wittenberg

擴展了“鄰人”的概念，他們用“親密暴力”（intimate violence )的概念來分析種族暴力和大屠殺，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科學解釋。作者將暴力的根源定位於維護大一統的國家民族統治地位的努力，而不是反猶太主義仇恨或對共產主義的報復。我們可以看到，親密暴力的概念，原來主要用於定義家庭暴力中的熟人和伴侶關係；擴展開來，可以有更大理論張力。也許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在其熟悉程度上再細分為相同又有差異性的範疇，例如鄰里、校園、職場以及族群關係中的暴力。

在這些熟人關係之間發生的暴力，讓我們思考另一個在研究大屠殺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問題：那就是普通人為什麼會作惡。在廣西、在湖南，把鄰里鄉親全家滅族推下天坑的人，並非天生作惡的殺人犯。一個令人驚愕的逆轉就是倖存者周群後來再嫁的大隊書記，他自己就參與過殺人。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此不會陌生，個人、家庭和社區，也能夠在不同的政治環境和話語裡修復關係，平復創痛。正如波蘭詩人辛波斯卡的詩句——紀錄片《兩個穀倉》以此作為結束語：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戰爭戰爭戰爭

但是在戰爭之間有中場休息

立正——壞人

稍息——好人

立正——創造破壞

稍息——努力工作建房子

趕快搬進去

辛波斯卡《這裡》

在辛波斯卡的詩裡，人的生命在善與惡的兩極之間流動；改變一個姿勢非常容易。但是設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被捲入那破壞的烈焰，你平日的鄰居、朋友、社群夥伴，在某個時刻（例如西安反日遊行）突然對你暴力相向；那豈不是比外族入侵、戰爭爆發更有毀滅性，因而也更令人恐怖？這就是“普通人”包括格羅斯的《鄰人》在大屠殺研究中的理論意義。 Małgorzata Pakier博士在《歐洲大屠殺記憶建構：1989年後的德國和波蘭電影》一書中闡明了這一點，她寫道：

在1989之後，普通人這個觀念作為有關大屠殺的話語範疇，獲得了極大的重要性。它的增長標誌著在德國和波蘭的歷史討論中有了根本變化。在德國，這一類別與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普通人》(1992)（中譯本為《平民如何變成屠夫》，張孝鐸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一書引發的對大屠殺的犯罪和責任問題的研究方法的轉變有關，同時也與另一展覽有關，這個展覽是“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年-1944年”(殲滅的戰爭：1941年至1944年德意志國防軍的罪行)，由漢堡社會研究所於1995年組織。在波蘭，“普通人”在大屠殺期間的負面作用這個問題首先隨著波蘭歷史學家揚·格羅斯出版《鄰人》(2000年)而引起公眾辯論。

我在前面介紹的與《鄰人》相關的紀錄片和故事片裡，看到的都是普通人的形象。當然，普通人並不會在任何情況下變成殺人兇手；但是，人性的脆弱和容易破壞在政治壞境惡劣的情況下尤為常見。在這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煽動仇恨、製造分化並激化其對立，還有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拉大等級距離，以多數和主流人群的需要壓制和阻隔少數人群，越是在這樣的社區，越容易發生大屠殺。除此之外，對罪惡的沉默和不關心他人命運，也足以使這種惡得以暢行。這是另一個問題，也正是上個月才出版的中文新書——安娜·比康特著重探討的：《罪行與沈默——直面耶德瓦佈內猶太人大屠殺》（季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前述影片《沉默的共謀者》的一位影評人MORITZ PFEIFER這樣評價了格羅斯《鄰人》的深遠影響，他說：每過幾十年，就會有一本書，它顯示出的我們思考歷史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受過霍華德·辛恩（Howard Zinn）的《人民的美國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教育的學童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對美國統治者的功績比他們的父母更為批評。同樣，波蘭兒童最有可能對他們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受害者的角色有另一種看法，如果他們是由Jan T. Gross的《鄰人》這本書作為指導的話。 https://eefb.org/perspectives/wladyslaw-pasikowskis-aftermath-poklosie-2012/

在波蘭，情況正是這樣。 《鄰人》出版十年之後，一位行為藝術家做了《燃燒的穀倉》這個作品。 2010年7月11日，藝術家拉斐爾·貝特勒猶斯基（Rafal Betlejeski）在波蘭中部的紮瓦達（Zawada）村焚燒了一座事先建好裝置在田野裡的穀倉。面對一千多圍觀者，他說：

十年前在2000年，楊·格羅斯出版了他的著作《鄰人》，這對我來說是當頭棒喝。他讓我認識到我完全不了解波蘭猶太人的歷史，不了解他們有多少人在波蘭生活過、他們對波蘭文化的貢獻、大屠殺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不能理解大屠殺。為什麼我們不談論這些。

拉斐爾·貝特勒猶斯把這種無知稱為“典型的波蘭人的愚昧”，他邀請願意像他一樣與這種無知的自我告別的人將名字告訴他，由他寫在一張張白紙上。他帶著這些名單，進入穀倉，將這個沒有讀過《鄰人》的自我、十年前對歷史一無所知的自我徹底燒毀，從而宣示：“我，作為波蘭人、天主教徒，我有能力換位思考，即我能夠改變歷史給我的位置——那個位置是在穀倉的外面，手裡拿著火炬——將自己置身於穀倉內部。”

在澆了汽油的穀倉內，藝術家點燃穀草和白紙；整座穀倉迅即烈焰熊熊。在廣袤的田野裡，燃燒的穀倉成為一個耀眼的火炬。這是與謊言和愚昧誓不兩立的火炬，是年輕一代重新定義歷史和權利的火炬。

掩卷沉思，作為歷史記錄人和研究者，我們還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６日－１１月１６日

作為讀書人，寫出筆記和讀者分享，是天職也是義務。但如果讀者願意打賞，我會非常感激。一如既往，我會把打賞全部捐出，贈給那些在穀倉內煎熬的人，或者轉交給他們的親人，謝謝！

（11月16日發出這組文章後，我的親人、朋友、學生等，打賞至五千元，已托四川朋友作人轉贈四川老作家張先痴和老醫生蒲文清女士，非常感謝諸親！兩位老人，為民族造血，為未來垂範，能與他們同行，是我們晚輩的幸運！）

作者：艾曉明，可通過微信號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