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上海我的日子

一直沒想清楚，自己應該在matters上寫什麼類型的文章。

從3月12日到今天，整整過去了一個月。我想我應該記錄起2022年的上海，即使是在俄烏戰爭的陰霾之中，在殘酷布查屠殺的對照之下，上海依然顯得如此兵荒馬亂。我為什麼每天要遵循慣性，在牆內與刪帖搏鬥？像堂吉訶德大戰風車，又像全中國抗擊奧姐。以後每天，在這裡記錄上海疫情一切相關的訊息和每天“足不出戶”的生活。記錄一個國家如何逆流而下，如何陷入瘋狂。

三月

我記得很清楚，3月6日那一周和JJ分開之後，我們為了基金申報焦頭爛額。體制的邏輯總是一以貫通，不要給體制找麻煩，但是體制並不介意給你們找麻煩。一個必須要有宏的Word文檔，一個必須要在Windows操作系統裡打開的Word文檔；讓我們整整忙活了半週。 12日JJ回家發現家裡的台式機可以打開，我們興高采烈的修改和保存。哪知道這件事情的結束卻是一整個月封控的開端，命運總是在回頭的時刻展現出兩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在記憶裡頑固的糾纏。

其實從3月初開始，防疫的氣氛就慢慢變得緊張了起來。雖然每天“上海發布”的新增數字都顯得可控，流言卻悄然增多了起來。人們在不透明的信息裡交換著彼此並不十分確信的情報，卻怎麼也拼湊不出什麼更真切的畫面。但是三年以來防疫的效果以及顯得十分及時的時不時溯源封控48小時觀察，這一切如同游擊戰一樣，讓人漸漸習慣，覺得這一切一定會過去。

8日去學校做了中期報告之後，第二天便收到了學校封閉管理的通知。 10日在楊浦圖書館渡過了三月最有工作效率的一天之後，晚上便收到了圖書館即將無限期閉館的通知。這時，疫情的緊張氣氛開始加碼。 11日我收到了所有教育系統的人做一次核酸的通知，去了B說很快速的岳陽醫院；結果那裡早已人滿為患，排了整整兩個小時。而我沒想到的是，這正是我三月核酸大奉送的開始。

14日小區開始組織核酸，很快19日、20日又連續測試了兩次；測試時人們也並不被允許離開小區。這兩天的連綿陰雨，使我錯失了這一短暫的自由時光，很快21日就被困在了家裡。即使是21日我所在的樓棟被封，我卻也不了解具體的情形，只有各類微信鄰居群組傳來的消息，即我們樓棟出現了確診，因此一棟樓都被定義成次密接，需要7天居家觀察。一直到28日解封，這七天在家我體驗了平靜——煩躁——憂鬱——平靜的心緒循環。開始看亨廷頓的《美國政治》，完全停止了所有的學術工作。很快，我就對時間失去了坐標感。

這七天對自由的渴望，使得我在28-31日這幾天，幾乎天天出門散步，且是以2個小時為基本單位的閒逛。事實證明這太明智了，因為很快，4月就面目全非的來了，成為了名副其實的監獄之月。

四月

當我以為3月底我對時間失去了坐標感已經足夠糟糕，等到四月才發現時間還會變得如此混沌。 4月1日按規定在家呆了一天后，2日我便躡手躡腳的下樓查看。樓下竟然連個把守都沒有，居民卻沒有一個出門。強制力和馴順，我竟不知道哪一個更糟糕一些。站在洞開的門口的剎那，我意識到一種強烈的，出於自身尊嚴的道德律令（moral imperative），我必須走出去。

然而站在門外四下無人的小區花園裡時，一種強烈的“恐怖”緊緊攥住了我。那並非違反威權規則的恐懼，因為我的理性早就告訴我，即使被發現了也不過是被辱罵和驅趕，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懲罰；也不是簡單的發現，在沒有強力和暴力即刻的威脅下，所有人都溫順的遵守著完全限制自己行動自由的規定的“恐懼”。而是一種難言的心理感受，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和煦陽光和綠蔭下的空無一人，是一種絕對的“孤獨”感覺，伴隨著理性的知道這裡存在著無數個人。後來我明白，那一刻我直面了人性中的“unsocial sociability”，the human “propensity to enter into society, bound together with a mutual opposition which constantly threatens to break up society”.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形象的政治隱喻：1，封樓，24小時樓門口有人把守；2，封城，外面空無一人，而樓門大開無人把守；3，出門，在門外偌大的世界裡除了你以外，沒有任何人。

後來的日子我每天都會出門，早晨晚上，隨著小區管理的曲線的起伏溜出去。碰到不發一言沉默走動的鄰居時，內心會湧起欣慰。看著夜色裡互不叨擾的行人，我也第一次理解了“道路以目”。而早晨我也遭遇過兩次驅趕，一個是掏出手機開始拍我的居委會成員；另一個是騎著電動車衝過來的穿防護服的保安。我不發一言，和基層累死累活的他們，又有什麼可說？

4日再次核酸，還破天荒的放在清晨六點鐘。這個政府就像瘋人院裡的精神病人一樣，似乎總是想到哪裡做到哪裡，說出來的話語也和放屁一樣不作數。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也親眼見證，5日既不可能解封也確實並沒有解封。中國政治中的言語，一類被意識形態和官僚權力敗壞，變成一套黑話，一種八股，成為他們篩選“自己人”以及設置“門檻”的手段；一類則被他們自己親手摧毀，變成連綿不絕的語焉不詳與謊言，為政治信任的消逝埋下禍根。

雖說一切都朝著無可奈何的囚牢發展，我卻在人心惶惶的滬上看到了希望。比起14年、19年的孤單一人和大部分人的冷漠旁觀，這次我卻看到了更多對人們構成了衝擊而非選擇的信息。我也明白了，人的改變不是信息豐富帶來的，而是信息衝擊帶來的。於我而言，可堪欣慰的有三點。首先，國家能力果然沒有那麼行，強力帶來了混亂而非秩序；其次，三年抗疫，一切如舊，那些洋洋得意者應看到真實；最後，運動之下，早已沒有新型的、且具統治力的意識形態，畢竟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比起改造社會的馬列主義差的太遠了。

自從我深刻意識到康德說進步是理性為歷史尋找的大方向之後，遇到現代的野蠻時刻我都會想，人類的標準還是提高了；如果說歷史本身只是循環論正負反饋的平衡的話，遇到這些野蠻行徑我也會想，人類的本性就是如此。總而言之，時代如果變壞，那是自然而然；時代如何變好，那是我們所有人理性之所向的共同努力才行。不要過多陷入道德主義，也不必因此而虛無犬儒，政治的奧義在於平衡與審慎。這幾年眼見了這麼多風雲變幻、離合悲歡；反而不容易無力絕望了。看似失敗，其實未必失敗；看似挫折，其實並非挫折。所謂審時度勢的時代大勢，往往是纖毫微小的個體命運搏出來的。你看它此刻輸了，未必是輸；你看他錦衣御馬、烈火烹油，卻算不上贏。

6日是原先CT檢測出肺結節，按二月的預約去複查的日子。前一天向居委申請，雖然她們百般希望我延遲，我卻意志堅定，一是想外出放風，二是不能放過這樣一個觀察醫療系統運行的機會。晚上先通知我不能成行，過了半小時又來說街道批准了。

具體的流程則是，如果有私家車可以申請通行證外出，如果沒有私家車則需要居委協調志願者的私家車來接送。我等待時，身邊是要去做化療的中年大媽；我到醫院時則因為4日早晨7點多的核酸超過了48小時，因此無論如何不能入院。不知道那位去中山醫院化療的鄰居，有沒有順利入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這些強制安排的核酸時間，在危急時刻無路可走？而後的訊息，果然如慘劇精準預報一般，一條條一幕幕無可避免的出現了。而這些慘劇，在新聞媒體那裡，並沒有一點位置。

回來之後我跟居委溝通，必須要在6日核酸48小時過期前再送我去一次醫院。居委真是辛苦極了的工作，為了進入體制、為了保障，無數的國人甘願將自己的生命和才智消磨在這些“吏”的工作中，充當著安全氣囊，充當著三明治夾心。

8日總算如願進了肺科醫院，外面空空蕩盪，醫院門口稀稀拉拉的幾個人；醫院裡面倒是別有洞天。門診的四樓坐了不少來看診的人，比預想的多，也比尋常時的人流少了近九成。 CT倒是只有我一個人來做，做完掛號，開單的護士建議我掛胸外科。胸外科門庭冷落，無人問津，我只坐了沒幾分鐘，便進去見著了醫生。

他瞥了我一眼便問，來幹什麼？打疫苗了嗎？在我簡單答复兩句，他便開始了輸出。複查你們小區怎麼放你出來？你不是浪費醫療資源嗎？你這個起碼再觀察半年也沒事！這個我也沒辦法現在也做不了手術！實在是一連串的詰問和責怪將我震暈了。直到回到家我才回過神，為什麼我正正常常的看病要被說成浪費醫療資源？為了抗疫關閉大部分醫院的大部分科室把醫生防控在家裡這才是浪費醫療資源。

回來和接我的志願者商量了一下，他很爽快的同意在離小區一公里的地方放我下來。我走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看著偶然駛過的汽車和稀少的外賣員，看著路上覆滿的落葉，就這樣，一整座城市被迫暫停了。而上一次我看到這樣的景象，還是2014年佔中時的灣仔。兩座聯結我生命的城市，先後被拖入噩運的深淵，正如我個人的命運，亦被這令人慨嘆無力的國家左右著。

下午在家聽孫希文的直播，我一直很喜歡去和科室的各類醫學專家聊天。他們共享一些相似的特點，最重要的就是“權威”。這種權威是常年的實踐賦予的，是“民主選擇”的，臨床醫生並不單單憑藉論文、體制獎勵和關係獲得prestige，他們比起民主體制的政治家更加直接的面對病人的質疑和考驗，同時也得到他們的信任和託付。這些人通常都保有一種平和、自信的氣質，非常善於用非絕對的斷語溝通。而他在直播中所說的是，對於醫生而言，出於科研的需要，醫生為了研究必須把疾病現象和問題精細化操作，從而變得複雜；而對於病人而言，他們則恰恰需要將復雜的病症簡單化，把自己的疾病理解為簡單可操作的治療步驟和康復意見。不僅如此，他還建議病人將疾病視作新生的契機，以此作為信號去改正生活中曾有的壞習慣。

我覺得，這正對應了一個人身上的思考與生活。

10日讀書會，和許久未見的小伙伴更新一下近況，並沉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編織的偉大故事之中，總算有片刻的解脫和歡愉。精神世界的豐富其實很難與沈重的肉身分離。當肉身不再自由，我們需要更強大的力量和意志去達致精神的自由。當年看霍布斯時，我就很不以為然他的“思想永遠自由”的論調；直到遇見阿倫特，她清楚的表達了一個人的行動不再自由，思想往往更難自由。我們的物資一直充足，各類團購的蛋奶肉都沒有特別短缺過。然而讀書會裡也同樣有剛剛簽約了房子，屋子裡缺衣少食的朋友。

11日和12日，又在各式各樣的消息中混混沌沌的過來了。小區的一棟樓，似乎因為陽性轉移不及時造成了樓棟群聚感染。只能透過稀稀疏疏的聲音，聽到他們的哀號。沒有人配送他們的物資，也沒有人告訴他們何時可以得到治療。人們在對奧密克戎的恐懼中自我限制著，而我已經在這樣封控的生活裡感到疲倦，只想跳出這樣無休無止循環往復的夢魘樣的生活。我好像已經開始用“檢測核酸”來標記一天的特殊，生活變成了抗原檢測的一天與核酸檢測的一天。社交是微信裡不斷跳動的團購群、上海朋友群，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信息湧入眼簾，而我只能以情緒簡單應付。

11日流傳在網絡之上的，是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去徐家彙考察。在去了原定的小區，並在原定小區住戶配合表演收發快遞之後，他提議去對面小區看看。計劃外的行程總會給共產黨幹部計劃外的收穫，李同志收穫了輪椅老太和牽狗老太的問候。微博上流傳著牽狗老太的原話：先烈把江山交到你們手裡，卻搞成這個樣子，我是痛心疾首，你們有罪於國家，愧對先烈，愧對天地。一貫的國人指責官僚的話語，還是那一套話語，還是那一套思維。而流傳的微信截圖裡則有人提到，李強向旁邊的人問了一聲：什麼是團長？

省部級以上的領導，過著什麼樣特權的生活呢？他們的生活裡不需要有搶菜、團購、公交和市場；他們遭遇到的一切都是文質彬彬，都是禮貌的，都是善良的。如果說世界上有什麼堅不可破的同溫層的話，那應該是叫趙家人。

12日，則主要是關於東方衛視的抗疫晚會的消息。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這些讓人爆炸的正能量，這些形式主義、讚歌、偉大光榮與正確，直直的讓人透不過氣。每一個後共產主義的國家的居民都能夠深刻體會到的，正是這樣一種密不透風的大網，強迫著你感動、鼓掌、歡呼和快樂。 Kitsch，極致的刻奇。他們不只要求你忍耐，更要求你從他們帶給你的苦難裡尋找救贖，理解苦難，甚至歌頌苦難，最好是全身心的相信苦難就是你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