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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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秘密警察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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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原匈牙利內務部總部


第五章 國中之國

1949年7月14日,在拉伊克被逮捕之後不久,軍事政治局局長、國防部副部長、匈牙利人民軍監察長、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Pálffy György中將也被國家安全廳逮捕,並於9月24日被處決。他死後,軍事政治局和匈牙利邊防軍在1950年合併為一個新的組織,隸屬於國家安全廳(軍事情報機構從中剝離出來,直接受匈牙利人民軍總參謀長領導)。 1950年初,國家安全廳從內政部分出來,成為一個獨立運行的部門。至此,匈牙利的秘密警察從軍服上分為兩類:“藍國安”和“綠國安”。藍色兵種色的屬於國家安全廳,綠色兵種色是邊防軍。軍種色在軍服上以帽牆、領章、肩章鑲邊區分。

邊防軍司令Szalvai Mihály中將
國家安全廳少尉制服
國家安全廳軍官制服

改組之後,國家安全廳的權勢也在1950年至1953年達到巔峰。 1951年,國家安全廳的鄉村組織編入郡縣行政體系。以前的8個鄉村國家保衛局被取消,同時在19個郡縣和首都布達佩斯設立國家安全分局。同年,情報機構獨立成VIII部,技術部從行動部分離出來,獨立成部。在吸納了邊防軍之後,國安廳擁有3.5-4.5萬名僱員,掌握著120萬匈牙利人的信息,時時刻刻監控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學位授予。據匈牙利學者Müller Rolf引用的一封1952年的信件,博士候選人想獲得學位不僅要得到政治局行政事務部的同意,還需要國安廳的首肯。 [1]

運行這部龐大的監控機器的人是Péter Gábor和他的兩個副手:Szücs Ernő上校和Décsi Gyula上校。這兩個人的命運卻有著天壤之別。

Szücs Ernő出生於一個猶太家庭,霍爾蒂政權時期因從事共產主義活動兩次入獄。 1941年被釋放後前往蘇聯,隨後加入NKVD並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獲得“保衛莫斯科”獎章。他娶了一名蘇聯人做妻子並歸化為蘇聯公民,和阿巴庫莫夫關係良好。二戰結束後他回到匈牙利,在內政部下屬的出版管理分局任職,後調至國家政治警察局。他在審判拉伊克的事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好景不長,1950年,Szücs和他的兄弟Miklós被拉科西下令逮捕,1950年11月21日,他們在獄中被拷打致死。 1967年,他的妻子寫信給卡達爾希望准許她和孩子探望丈夫的墓地,未獲允許。

Décsi Gyula出生於德裔家庭,在突然轉向共產主義信仰之前他差一點成為一名牧師。在國家安全廳任職期間參與了多次審判,包括拉伊克、Mindszenty主教等。 1950年6月,他被任命為司法部國務書記。 1951年1月27日-1952年11月14日任司法部第一副部長;1952年11月15日-1953年2月2日任司法部長。 1953年1月被逮捕並判處九年監禁。 1957年被釋放後在匈牙利科學院出版社領導編纂辭典,在這個職位上退休。

1949年4月國家安全廳的一次集會活動,中間戴眼鏡者是Szücs Ernő
1952年12月,Décsi Gyula在國會發表講話

正如在第二章中談到的,匈牙利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吸收了很多烏合之眾(或稱“流氓無產者”),這些人被分派到匈共的各個組織中,當然也包括國家安全廳。國安廳的中低級軍官中前箭十字黨成員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這些有奶便是娘的人在得到了匈共的政治允諾後更加賣力的為秘密警察效力。部分高級軍官也曾為箭十字黨效力,他們卻並不否認這些。其中一名中校對Paul Ignotus說:“沒事兒,現在箭十字黨不是最危險的,社民黨分子和鐵托分子才是真正的敵人。” [2]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Princz Gyula中校。他是個煤礦工人,1936年加入社會民主黨,1944年加入共產黨地下抵抗小組。 [3] 1945年二戰結束後在政治警察局任職。他在國家安全廳是負責拷打犯人的頭頭(這一點得到了Paul Ignotus的證實,他被捕後見過Princz Gyula)。他親自組織了對拉伊克的拷問,他的手下還拷打了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Ries István博士、社會民主黨黨首Szeder Ferenc、Szücs Ernő和Szücs Miklós兄弟。他還參與了賴奇克勞改營的建設。 1950年起,他擔任監獄部長官。 1952年調至內政部監獄局,並晉升上校。在1953年Péter Gábor被逮捕後,他也跟著入獄。 1954年被判處八年監禁。出獄後在布達佩斯餐飲公司做酒保直到1969年去世。

國家安全廳在1950年有近30000名僱員,開支必定不小,但官方從未公佈納稅人的錢有多少花在了監視、鎮壓他們的暴力機關身上。據Paul Ignotus提供的數據,國家安全廳軍官和士官的工資比照人民軍或民事警察的相應級別,另外還有一筆獎金作為從事“高危工種”的補償。但實際上軍銜和工資並不直接掛鉤,比如,一名中尉可能指揮一個小分隊,而小分隊裡的上尉是他的下屬,工資低於中尉;再比如,下士可以給中士下達命令,其工資也高於中士。國安廳工資最混亂的部門是“行動組”,它的任務是監控國安廳自己的人員。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1951年版50福林

國安少尉或士官的月平均工資保守估計大約是5000福林,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是900-1100福林,普通工人約600福林(官方匯率是11.6福林=1美元)。國安上校的月薪大概是8000-10000福林。此外,國安廳查抄罰沒的財產也作為福利分發給各級秘密警察,從衣物、珠寶到房產。 [4]例如,Princz Gyula將Szücs兄弟拷打致死後,從他們家的地下室發現了價值上百萬福林的珠寶和現金。勞改營的犯人生產的產品出售後獲得的資金又是另外一筆收入。這些收入所得通常是一併劃入國安廳的小金庫,或者分配給特別經濟部(KOMI),參與黑市交易。國家安全廳偶爾也參與洗錢,不止一次從史塔西獲得200多萬西德馬克。國家安全廳的賬面上常年保持著一個精確的數字:1316萬福林。個別軍官還通過非法出售護照的方式掙外快。這些非法獲取收入的行為在國家安全廳是被默許,甚至是被鼓勵的。國家安全機構利用職務便利貪贓枉法從來不是個案,也從未停止。 2018年12月27日,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馬建等人因受賄罪被判刑。

有充足的資金支持,國家安全廳發起了新一輪的政治清洗。這次的目標是社民黨成員和匈共本土派。 1950年4月,薩卡希奇被逮捕,被迫承認是資本主義國家間諜,判處終身監禁,隨後幾乎所有的社會民主黨黨員(約4000名)都被逮捕,5000名工會官員被迫辭職。聯合國針對1950年10月5日和11月3日兩場作秀審判譴責匈牙利政府公然侵犯人權的行徑,並拒絕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直到1955年),這不但沒能阻止國安廳的行動,還給了他們更多的藉口清除異己。卡達爾在拉科西的壓力下辭去內政部長的職務,他以為選擇急流勇退就能避禍,但這次他錯了,他和新任內政部長佐爾德·山多爾(Zöld Sándor)。 1951年3月底,卡達爾被逮捕。驚懼之下的佐爾德開槍打死了妻子和孩子後也飲彈自盡。這絕不是個案,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自殺的人數不勝數。 1951年夏季,布達佩斯的1.5萬名出身不好的人被趕出自己的家,下放到匈牙利東南部大平原的村莊里勞動改造,而黨的高級官員則趁機瓜分了他們的房產。一位社民黨成員回憶道:

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中,晚上只要聽到汽車或卡車的聲音就會猜測:“這次又輪到誰了?”被汽車帶走的人會送到國安廳總部,被卡車帶走的人則直接運到驅逐營……驅逐營和監獄或者勞改營差不多,條件惡劣,食不果腹。以前的上流階級和中產階級受到公開歧視:學校的學生檔案有階級屬性一欄,出身“剝削階級”的孩子會被踢出高校,並且在其他學生面前頻繁接受批鬥,歷數父輩祖輩的滔天罪行。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1953年,共有75萬匈牙利人被指控反對國家,其中超過20萬人被判入獄、收容或勞改,2000多人被判處死刑,更多的人因國安廳的拷打或過度勞動而死亡。 [6]秘密警察濫用權力致使社會被深深的恐懼和憎恨籠罩。時任艾斯特根總教區總主教的Mindszenty József長期反對匈牙利共產黨製造的種種政治恐怖。 [7]匈牙利勞動工人黨的倒行逆施連一些蘇聯派黨員都看不下去了,納吉·伊姆雷、盧卡奇·久爾吉等退出政治局。

匈牙利的政治恐怖在1953年3月有所減緩,原因是從蘇聯傳來了斯大林的死訊。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的死亡給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東歐和蘇聯人民帶來的一絲希望。 7月,納吉就任部長會議主席,這將是拉科西和國家安全廳的命運轉折點。

註釋:

1 ^ Tulipán, Éva. The Hungarian Historical Review 3, no. 2 (2014): 452-55. Accessed August 5,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5215.

2 ^ Paul Ignotus, 21.

3 ^ Paul Ignotus聲稱他在1944年加入箭十字黨。

4 ^ Paul Ignotus, 22.

5 ^ Bryan Cartledge, 426.

6 ^ Bryan Cartledge, 425.

7 ^ Mindszenty主教1948年12月26日被捕並被判處終身監禁,1956年事件時被釋放,蘇軍入侵後躲進美國使館避難,1971年獲准離開匈牙利,前往維也納,1975年去世。 “恐怖之屋”博物館專門開闢出一間展廳紀念Mindszenty主教和天主教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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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 Cartledge. The Will To Survive: A History Of Hungar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rge Mikes. A Study of Infamy: The operations of the Hungarian Secret Police (AVO) . London: Andre Deutsch, 1959.

Gyarmati György and Palasik Mária. Continuities-discontinuities: Secret Services After Stalin's Death in Communist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Budape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State Security, 2017.

János M. Rainer, Lyman H. Legters (Translator). Imre Nagy: A Biography . London: IB Tauris, 2009.

Jonathan R. Adelman, ed. Terror and Communist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Secret Police in Communist States .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Jörg K. Hoensch, Kim Traynor (Translator). A History of Modern Hungary: 1867-1994 , London: Longman, 1996.

Kiszely Gábor. ÁVH - Egy terrorszervezet története . Budapest, 2000.

Müller Rolf. Az erőszak neve: Péter Gábor . Budapest: Jaffa Kiadó, 2017.

Müller Rolf. Politikai rendőrség a Rákosi-korszakban . Budapest: Jaffa, 2012.

Paul Ignotus. “The AVH: Symbol of Terror.” Problems of Communism , (September 1957): 19-25.

Roger Gough. A Good Comrade: Janos Kadar, Communism and Hungary . London: IB Tauris, 2006.

Rudolf L. Tökés. Hungary's Negotiated Revolution: Economic Reform,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Victor Sebestyen. Twelve Days: The Story o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ttps://www. terrorhaza.h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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