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六四事件后隔年，中国科学家学者方励之，以一篇《中共的遗忘术》，预言六四大屠杀将被遗忘。

25年后，一本由前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中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所著《重返天安门》（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在2014年出版，试着拼起包括北京天安门、成都屠杀事件等被遗忘的历史与视角，如试纸般在各地测试遗忘术的成果。 2019年，《重返天安门》中文版在台湾发行，掀起讨论。

三十年前，他们怀抱热血与梦想，试图改变中国。

三十年后，他们仍是国家的敌人，人生支离破碎。

中共企图以恐怖与谎言消灭真相，但曾经的暴行与伤痛不会被人们忘记。

1997年，九月，被软禁已经长达八年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向中共高层上书，希望在21世纪结束前、迎向新世纪的关键时刻，针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估，实事求是，还给这群爱国学生一个公道，摘除「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项莫须有的罪名……

直到今天，又过了二十多年，六四届满三十周年，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态度不但没有改变，反而益加蛮横、粗暴，企图以铺天盖地的手段，将这段历史从人民的记忆中彻底抹去。封锁新闻、窜改教科书、对异议人士人身自由的钳制、全面性的新闻与网路言论审查、在敏感日期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监控，给予服从妥协的人就业保障与升迁管道等等，种种在自由民主国家无法想像的人权侵犯，成为中国百姓的生活日常。如民运领袖王丹所言，「黑色专制」与「红色恐怖」让大多数人民噤若寒蝉。

本书作者林慕莲在派驻北京的期间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老百姓对天安门事件默不作声，即使是在顶尖学府、受过严格学术培训的大学生都对之一无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询问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只有15位能正确辨认该照片的意义。而这15位学生或是选择对此敏感议题避而不谈，或是什至内化了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相信对天安门事件的军事镇压是正确的处置。

「我写的是集体遗忘给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什么样的代价，我还写了那些还记得住的人，他们为了记住六四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林慕莲

林慕莲因此决心写下《重返天安门：在失忆的人民共和国，追寻六四的历史真相》。在本书中，作者采访了多位直接、间接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物，包括学生领袖张铭、吾尔开希、奉命镇压清场的小兵陈光、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以及受害者家属，包括「天安门母亲」张先玲、丁子霖、成都的唐德英等人，也记录了王丹、柴玲、刘晓波等人之事迹或他们对六四运动的看法──他们在广场上的亲眼所见、后续的囚禁、流亡、抗争，中国政府对他们永无宁日的监控与打压，以及三十年来他们如何反思当年的运动、如何面对难以抚平的创痛、如何面对逐渐被社会边缘化与遗忘，如何在国家暴力下选择妥协，或是，如何坚定不移地持续为了平反六四而奋战不懈……

《重返天安门》不仅只是对天安门事件的历史回顾，更着重于挖掘1989年之后参与者的生命经验，透过他们的人生描绘出中国政府如何有计画、有规模地铲除任何与八九、六四、天安门有关的历史记忆。这种集体的失忆无疑对参与者不仅不公，更是残酷的伤害，他们曾经的奋斗、光荣、苦痛不仅不被承认，甚至成为禁忌。然而，集体失忆对中国社会整体造成的伤害更是无法估量。在特别收录的〈台湾版作者自序〉中林慕莲指出，「当公共事件的记忆被压抑时，社会就无法追究相关责任、反省检讨，并让为恶的罪犯付出代价。对今日一些年轻世代的中国人来说，为了保护自己，无知不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当一个民族拒绝正视自身的过错与缺陷，无法检讨与反省，道德沉沦似乎就是必然的。环视今日中国的诸般社会与精神危机，否定六四、掩盖历史真相的危害可说是致命的。

得奖纪录

※2014年《经济学人》年度选书

※2015年纽约公共图书馆海伦伯恩斯坦（Helen Bernstein Book Award）卓越新闻奖决选

※2015年吉尔伯图书奖（Lionel Gelber Award）入围

※《纽约时报书评》：「1989年之后，探讨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最好的分析之一。」

名人推荐

★专文推荐：王丹（六四民运领袖）、尤美女（立法委员）

★勿忘六四联合推荐：吴介民（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汪浩（作家、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李惠仁（导演）、叶浩（政大政治系副教授）、杨宪宏（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蔡诗萍（作家、资深媒体人）

媒体好评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天安门文件》编辑）：「林慕莲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中国人的内在不一致。在北京血腥镇压民主示威抗议的二十五年后，如今的中国政府继续让这个国家遗忘历史，让记得过去的人失去声音，让试图探索的人无能为力。但真相从不会就此消失，只会找到新的出口。作者让全世界重新听到沉默目击者的声音，让我们看见中国和谐表象下的潜藏梦魇。」

夏伟（Orville H. Schell，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前任柏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富国强兵之后》作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中以优美的笔法呈现潜心研究的成果，将失落的碎片重新拼回一九八九年的原貌，提醒我们一个无法回忆过去的国家，是如何一步步变得虚无飘渺，以假为真。」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中国经济季刊》与《中国经济评论》专栏作家，《午夜北平》作者）：「资深记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中以纯熟的技巧，将不愿沉默的声音编织成一股抵抗的力量，带领我们一同回到现代中国最关键的时刻。」

黄明珍（《神州怨》与《寻找战友》作者）：「要了解中国如何藉由散播集体失忆将自己打造成下一个经济强权，你不能不读这本书。」

沉彤（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几乎是场革命》作者）：「极为动人的一本书──思虑缜密、观察入微、勇敢无畏。书中的人物与故事呈现出中国各种层次的面貌，并提醒着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成为新兴世界强权，让许多人称赞可以与西方民主分庭抗礼的同时，牺牲了多少人性。」

艾明德（Adam Minter，《彭博新闻》驻上海记者、《一吨垃圾值多少钱》作者）：「作者重现1989年的现场，以充满人性的笔触敲击我们的心。她将历史带到当代人的门前，让我们看见自己与那些幸存者以及塑造历史和悲剧的共犯并无二致。《重返天安门》是一部完全原创的历史著作，它将改变人们对1989年中国的理解与感受。」

《经济学人》：「在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的二十五年之后，依然有新的细节不断浮出水面。这位美国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将散落各处的碎片拼回应有的位置，让西方的读者以及1989年后对天安门几乎一无所知的新一代中国人，看见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作者勇敢地探索真相……笔触充满温度，在具体的生命故事与整个时代的宏观描述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并在两者之间穿插许多辛酸的小插曲」

《时代》（The Times）：「林慕莲的这本书充满着萦绕不去的生灵之声。他们打破沉默，重新挖出被中共官方埋藏的集体记忆。此外，作者还揭露出另一个少被注意的伤口：成都的镇压事件。成都的故事也许不像天安门那么有名，但血腥程度却不遑多让。」

《文学评论》（The Literary Review）：「这本书让我们看见，中国用什么方法让十四亿百姓接受了政府的思想审查。如今即使是那些在美国顶尖开明的大学留学的中国人，也沉浸于共产党的虚假爱国主义之中，无法接受他们国家的历史除了共产党的官方说法之外，可能还有另一种真实。」

作者简介

林慕莲（Louisa Lim）

林慕莲目前是澳洲墨尔本大学进阶新闻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资深讲师。父亲为新加坡华人，母亲为英国人，曾在香港度过童年。 1989年时她在英国利兹大学（Leeds University）研读当代中国研究，于2003年起先后任职于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派驻北京长达十年。

在天安门事件二十五周年之际，她应牛津出版社之邀写下此书。在北京撰写本书期间，她从不在电子邮件或电话中讨论本书，使用不上网的笔电写作，并把书稿锁在卧室的保险箱内。除了极少数的人，无人知道她的写作计画。

译者简介

廖珮杏

辅大德语系毕业。偏好人物、文化、社会议题的书。喜欢搜集故事，希望藉由翻译，让读者看到更多各种人的样貌。译有《缅甸诗人的故事书》与《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译作赐教：peixingliao@gmail.com

推荐序（一）淹没真相，不会使历史成为过去╱王丹

推荐序（二）史实的债越筑越高，我们却不愿记忆随之消逝╱尤美女

献词

天安门事件大事时间表

天安门周遭北京市地图

照片解说

作者注

台湾版作者自序

前言

第一章小兵──陈光

第二章留下来的人──张铭

第三章流亡的人──吾尔开希

第四章学生──Feel刘

第五章母亲──张先玲、丁子霖

第六章爱国的人──高勇

第七章当官的人──鲍彤

第八章成都大屠杀──唐德英

后记

谢词

注释

书目

第一章小兵陈光

熊熊烈火伴随着缕缕浓烟垄罩着整个天安门，一群士兵正把学生的物资全堆起来放火烧掉。这里没有一个老百姓，这个世界全都是穿着卡其布的士兵。这帮头戴钢盔的男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他们仔细搜索被匆忙弃置的帐篷、睡袋，还有纸张。一落落的红色长布条在地上翻动着，腥红的颜色仿佛回应着在这之前发生的流血事件。这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暴力虽然看不见，但是依然存在。

装甲运兵车队将枪炮口对着天安门的城门，它们就停在毛泽东主席四十年前，一九四九年站立的地方，他在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辆一辆的坦克就排列在中国最具政治意义的地方前面。

这些在天安门的景象，只有军队才看得到。学生们最终在七个星期之后，在枪口下四处散逸，逃离了广场，那时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动员了十五万名士兵。死伤人数至今无人知晓。中国初步统计为两百四十一名死亡，其中二十三名为士兵。中国红十字会最初则估计有两千六百人死亡，这个数字基本上得到了瑞士大使的证实，他曾到访北京的医院，并声称有两千七百人死亡。但是上述两者皆在外交压力下迅速撤回数字。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一份美国外交电报认为，「就冲突的性质以及解放军使用的武器来说」，这样的数字并不合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无法传达解放军将枪口对准自己人民时，那种全然的背叛感。

对于其中一名士兵来说，他花上好一段时间——好几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搞清楚他在当年事件中执行的任务。时至今日，当年十七岁作为随军摄影师在广场上所拍下的场景，依然让他萦回在心。陈光现在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仍深受那个夜晚的经历影响，创作了自己清楚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展示的一系列作品。那个夜晚将他的人生一分为二。他永远无法再回复曾经的纯真，或是忘掉他身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同时，国家的生活也被一分为二；中国近代史在那个晚上发生了转折——不过却无人谈论，而且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

陈光第一次跟我说他的故事的时候，刻意避开了那个漫长夜晚的过多细节。他只是一点一点地透露他在六月四日的任务。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拜访了他的新家，位于北京东边十六英里的一个简朴农村宋庄，这个地方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艺术中心。

这个村子的路边没有农民在卖西瓜，只有艺术家蹲在尘土中，兜售拙劣的梵谷复制画，或是用歪歪扭扭的线条绘制成的毛主席喝茶图。艺品店已经取代了其他所有商店，在这里购买带有金色斑点的书法纸竟比买水果等食物要来得容易许多。各种名堂的艺术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光是从它们的名字就可见一斑，例如：捷克中国当代艺术馆，国防艺术区、非洲艺术博物馆。但即使是最大最闪亮的宋庄美术馆，在我最近几次的拜访期间都空无一人，门是锁上的，窗户也积满了灰尘。这些荒凉的展览空间是中央规划主张「只要盖了，人就会来」的失败证明。政府在宋庄投资一千三百万美元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群集，吸引了大约四千名艺术家，但这些艺术目的似乎没有带来可行的经济价值。

陈光的新家就藏在一个亮蓝色波纹的铁栅栏后方的一个建筑工地内。这里前景堪虑，一条黄色的泥土路，只有运货卡车会来。不过在看不见的远方是另一排漂亮的三层灰色砖房。虽然他无法在中国展示他的作品，不过显然在海外的销售成绩相当不错。因为他刚刚买了两间相邻的厂房工作室，有二十五英尺高的天花板和别致的夹层阳台。他的工作室就夹在两个建筑工地之间，是一个明亮、通风的避难所，让他远离公寓后方十几栋拔地而起的十六层楼房所发出的锤击与钻孔声。

在工作室里，两幅估计有数十年画龄价值的画作靠在墙上，外面小心地用气泡包装纸保护着。它们都代表且增强他那晚的记忆。我们啜饮着绿茶，他不停地抽着烟，终于开口向我诉说他的故事。

军队准备采取更隐蔽方法进入北京。六月三日，一辆满载着平民服装的卡车抵达射击场。当局决定，下一次进入北京的任何尝试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失败收场。上头下令让每个士兵挑选一件平民服装来穿，好隐藏真实身分。陈光选了一件深蓝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这些身穿便服的士兵不像之前那样坐卡车进入首都，而是受令去搭乘地铁、公共汽车，甚至用步行的方式前往北京市中心。集合地点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要在当天晚上六点之前抵达。

当时，陈光正在服用抗生素治疗哮喘与腹泻，他的上级担心他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抵达广场，便命令他乘坐改装的公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当陈光看到改装的公车时，他注意到所有的座椅都被移除，腾出地方来放一箱箱堆在窗台前的枪枝弹药。陈光蹲坐在木板箱的旁边，他是车上唯一的乘客。他第一个反应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便车可搭，不用怕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迷路。

公车缓缓驶入北京。它只被一群学生阻挡了一次；这群学生只是敷衍地往里头望了一下，就放行让它继续往前开。当时他没想过自己有多么幸运。事实上，他的旅程相当顺畅，他是第一批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人之一，抵达目的地时才下午三点三十分，比约定集合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他受命打开车厢，将枪枝分批走私进人民大会堂。他每趟都抱着五六把冲锋枪，到最后他的手跟衣服都被涂上了一层油脂，这些黑色油脂是在打包时保护枪枝用的。当他把枪搬运到宽敞的中庭时，便看到那里挤满了正在找寻自己小队的便衣士兵。他们一找到自己的小队，就会拿到各种颜色的布条，用以区别不同的部队。直到可以穿回制服之前，士兵们都要将布条别在手臂上。陈光曾在电视新闻上看过人民大会堂，画面是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代表，一齐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上彬彬有礼地拍手致意。所以当他见到这个神圣的地方竟挤满了武装的士兵时，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从某个缝隙掉进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

下午六点左右，已换回制服的陈光的部队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他们受命去抢救罪犯从车上偷走的军火弹药，那一辆公车被扣押在电信大楼附近，靠近长安街西单十字路口。他回忆，「我当时才感觉到很可怕。」那时他突然得知，一名跟他一样负责护送武器的士兵，在进入北京市中心时被人发现了。

翌日他听说，在六月四日的清晨，一位名叫刘国庚的二十五岁士兵在取枪地点附近被一群暴徒谋杀。中国国营媒体把他的尸体当成一个宣传图像，用来描绘戒严部队碰上了危险；刘焦黑的尸体被吊着脖子挂在一辆发黑的公车上，他全身赤裸只着袜子，头上则带着一顶未被烧毁的钢盔。他立刻被追封成烈士。电视新闻播出国家领导人安慰着他家中哭泣的父亲的画面。

官方报导指出，示威群众在长安街口拦截一些载着弹药准备前往后方支援的车辆，刘的部队也被包围。当刘发现问题的时候，他折返回来想要帮助他的小队。关于这段历史，官方批准的版本发表在一本名为《北京风波纪实》的书中，书中内容称：「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刘国庚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后，又被暴徒焚烧，并将遗体吊在一辆大轿车上。此后，一名丧心病狂的暴徒又将烈士遗体剖腹」这是凶杀案发生不久之后，一个相当恶劣的宣传计画的一部份，这段时间政府试图用官方版本来蒙蔽整个国家。

街头巷尾流传的是另一个说法，刘用他的AK47杀害了四个人，然后在他弹药耗尽的时候被处以私刑。事实上，他被吊在公车上的照片被人刻意截去了一部分。那辆满是尘土的公车侧面，其实还潦草写着几句标语：「他杀死四人！杀人犯！人民必胜！血债血还！」而看见一副士兵的尸体被吊在与他用来运送武器的同样的公车上，对陈光来说有着天翻地覆的意义。 「他和我一样也是押送枪支弹药的。」他相当笃定地告诉我，不在乎这之间的差异。

六月三日晚上，陈光的部队在接到夺回武器的命令之后，从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后门出去，结果又被激愤的群众用人海战术对付。陈光与他的部队被包围得动弹不得。示威群众除了继续对他们说教，还做了一些别的事，「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砖头、酒瓶子砸到我们头上。有的当兵的被砸的满脸是血。我们这些军人互相抱地很严实，你抱着我我抱着你，头挨着头。那些砖头和酒瓶子就从我们的头盔上滚出去了。」

部队没有接到下一道指令，所以他们只能盘腿坐在大厅外面。有段时间，他们甚至唱起歌来对抗包围他们的人，这个滑稽的竞赛可能多少让学生们产生错误的安全感。士兵们拉开嗓子大唱军歌，试图盖过学生们演唱的共产主义国歌《国际歌》。大约三个半小时之后，约莫九点半左右，士兵接到命令退回人民大会堂内部。当全员在里头等待的时候，不时有砖块砸上窗户。

然后一段高压的紧张局势开始。戒严部队在通往广场的大门后方排成一排，等待命令。午夜时分，弹药已经分发下来，每个人四条弹匣，每条弹匣有五十到六十发子弹，一条上膛，另外三条挂在他们的胸前。 「当然害怕了。」陈光说，一边又倒了一杯散发清香的绿茶，手在发抖。 「没有子弹的时候你拿着那个枪，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没有拿把菜刀危险。但是你要压上子弹了，就很危险了。」

气氛相当紧张，常常发生擦枪走火的意外，子弹射穿大厅的天花板。 「从九点半我们回来进去之后，他们又马上说要去广场。从九点、十点、十一点，到十二点，一直说要出去。但我们就一直在等，在等，站在哪儿，抱着枪，一直在那儿等。」

陈光已经等到失去时间概念，门突然被打开了。命令下来说要清理广场。当他跟着他的小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的阶梯上时，允许开枪的消息一排一排传了过来。 「那时候不是直接的命令，就是前面的军人告诉后面的军人说，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可以开枪。说上面有命令。就是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这么说的。」

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让这么多人一起忘掉六四？ ——专访《重返天安门》林慕莲

作者: 谌淑婷摄影: 陈佩芸/ 2019-06-03

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前夕，自由广场前出现了「绿色坦克与白衣黑裤男子」的充气气球，用来纪念「坦克人」事件（王维林先生只身抵挡坦克车前进），这里向来是中国游客访台必到景点，不少中国游客开心与「坦克人」合照，他们的笑容绝对不是源自于这段被纪念的历史，因为当全世界都看得懂这个装置艺术时，只有中国人看不懂。

曾为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派驻北京十年的记者林慕莲，在天安门25周年时应牛津出版社之邀，写下《 重返天安门》一书，又等了五年，终于发行中文版。多一个中国人能读到这本书，就多一分让历史真相曝光的机会。

「出版社来找我提案时，我不是兴奋，是害怕！ 」直到今日，林慕莲还是记得那股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中国工作很多年了，心里觉得『不能写』，但也知道『应该写』。 」林慕莲还是下定决心要写，她知道自己的外国记者身分是最好的挡箭牌，只要拿出采访证，她想访谁、想去何处都不像中国记者处处受限。

采访六四过程对她来说像是一场冒险游戏，她不在电话与电子邮件中提起任何这项采访任务，必须去拜访的受访者，她全列了毫不相干的约访题目，直到亲自与本人碰面，她才据实以告，「如果看我那几年的报导，就会读到书里受访者的故事，只是全非六四事件。 」

《重返天安门》的写作历程无疑是一段孤独的旅程，当时她与其他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住在「外交公寓」，大家都怀疑有被监视的可能，所以林慕莲即便在家中，也绝口不提六四；用来写书稿的电脑从不连上网路；当她要出门时，就把电脑锁在卧室的保险箱。

「我确实有点着急，如果泄漏出去，我害怕的不是自己会有什么遭遇，毕竟我是外国人，随时可以离开；我担心的是受访者们，他们都是在理解『有后果』后同意受访，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我怎么能不好好写出来呢？而且中国环境一直在变，今年可以说，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说，现在出版了，会不会三年后被拿出来检讨？我感觉自己就像『Juggling in the dark』。 」林慕莲说。

在黑暗里杂耍，林慕莲不知道手中的球下一刻还能不能再接住。当她离开中国后，带著书稿和许多人权机构讨论，哪些内容不该写出来？哪些人物必须受到保护？最后她选择拿掉几位受访者的故事，有些是无法确定内容真实度，有些则是考量到写出来的风险已超过故事本身的重量，「但我能放的都放，因为他们都渴望被写出来，就像那些天安门母亲这么多年来一直说自己的故事，做了内容详细的中文网站，却因语言隔阂无法散播出去，不懂中文的人没办法阅读，懂中文的人也看不到。 」她愿意成为一座小小的桥梁，让真相不至于就此沉没于历史长河。

其实也没多长，不过3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人就仿佛全体失忆。林慕莲曾被几位中国年轻人质疑：「知道这种事对中国的和谐社会有什么用？」、「中国现在是个完美的社会，这样的资讯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完美社会？」

对于这些年轻人发自内心、毫无嘲讽之意的真诚发问，她内心十分震撼，「中国维稳的洗脑教育系统多么成功！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知识的认知、对历史的看法。 」这也是她迫切期待中文版问世的原因，「中国环境改变太快了，如果是十年前，要在香港出版都没问题，五年前就不可能了。 」但她相信，中国年轻人还是有各种管道能读到这本书——只要他们想读，而不是怀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了解更多，或是认为：即使共产党曾经犯了错，仍然值得人民的信任和谅解。

林慕莲和其他异议作家对抗的是中国自1991年全面推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六四之后，为了巩固专制共产政权，中国发起针对青少年的宣传与教育，一方面突显过去外国侵略者的残暴，塑造中国的受害者形象；一方面忽略政府的暴行与错误，只强调中国正在兴盛，国民都该为此感到骄傲。

「不只是从上而下的洗脑教育，控制意识形态，共产党也推动平行的监控系统，以举报文化，加紧言论管控。 」这么多年来，林慕莲不断探究，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让这么多人一起忘掉六四？这对其他国家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但中国藉由天罗地网的监视、媒体控制、教育洗脑、舆论左右，全面渗入人民思想，成功让中国人集体认为，记住六四有弊无利，光想到必须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愿意记住这段历史。

不只是六四，中国不能说的历史片段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大饥荒……，中国人已经习惯，什么事不该提，什么话不能说，中国作家阎连科说，「遗忘是这个国家的体育活动。 」仿佛在比赛谁忘得快，如今就算政府还没有动作，中国人也已经能察觉哪些是「敏感话题」，主动自我审查了。

「对这一代的中国人来说，无知不仅很重要，甚至必要。他们必须相信政府的决策都是正确无误，不然可能会威胁到所谓的和谐世界，他们心中的完美社会可能会崩溃。 」——《重返天安门》

这让中国政府成功将六四定义成「反革命的骚乱」，参与者都该自我批评，来不及参与的年轻一代，就算有机会听闻，也会认为那是一场西方阴谋，全是为了阻止中国崛起。

连自己国家历史都无法明说的盲目感，让事件无法问责，没有人为六四负责，没有被纪念的真相，也没人在反省。封闭自己的心、抗拒了解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多年的洗脑教育成果，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代中国人有的是焦虑感与玻璃心，例如当台湾和香港被称为「国家」，或是任何一点民主国家常见的批评，都能让中国人跳起来，以不理性甚至偏执的反应，宣称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借此表达自己的「爱国心」。

尽管如此，林慕莲还是希望《重返天安门》的出版，能让一些中国人意识到：「对于国家机器积极抹去的历史，我们更有记忆的责任。 」以香港来说，年年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一直都颇具规模，表达了香港和中国的不同，「至少香港还能纪念，那代表了思想自由，香港正在利用这些自由，也在保护这些自由。 」她说。

林慕莲看台湾，一座经历了政府屠杀、专制独裁、戒严38年的岛屿，如今却是朝向民主化发展，这样的结果也非一蹴可几，台湾人等了49年，才在1996年等到国家元首（前总统李登辉）公开为二二八事件道歉。然后2011年「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才开馆营运，距离事件发生已64年。那么中国二、三十年后能走到台湾现状吗？林慕莲无法预言，如《 子弹鸦片》书中的人物，最初每个人都相信三、五年后就会平反，谁知道30年后的今天，希望更是渺茫。

然而最矛盾的一点，就是中国成功改写了历史、让所有人遗忘六四，偏偏记得最牢、最深刻的也是中国政府。 2014年有一个人穿了黑衣、撑着黑伞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一句话都没说就「被带走」。 2015年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为六四受难者扫墓，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各种类似型态与规模的小型活动，如果政府不处理，根本没有人会注意，中国却疑神疑鬼，不断提醒大家六四要到了。

日子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就是会被带走，强大的中国政府是真的害怕这些老太太接触国际媒体，「所以她们每年发表的声明越写越早了，因为不知道六四前她们还能不能相聚。 」林慕莲苦笑着说，今年自然也不例外，她书中受访者丁子霖在五月中就传出被强制「回」无锡老家，其他人则是被秘密警察贴身监视，或是外出必须搭乘警方派遣的车辆，防堵与外界有连系的可能。

林慕莲虽然担心，这本书的出版势必让每一个受访者承受了各式各样的压力，她当年选择切断所有联系，以免让情形恶化，但她也相信文字的力量，「越多人知道这些受访者，他们受到的保护越稳固，大体来说，对他们反而有些帮助。 」让她烦恼的是，身为一名记者，她理当在采访报导时保持超脱和客观态度，但面对六四，她责无旁贷地站上前线指责中国抹去历史真相的卑劣手脚。

这是一个有罪国家，面对否认犯罪的政府，想要保持的中立位置早已荡然无存，所有的人只能被迫选边站，若还想保持沉默，就是默许自己成为掩盖真相的帮凶，如林慕莲在序言所写下：「历史事实不应该被挟持，服从与共犯两者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