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 抗議上海封城的《四月之聲》，拳頭落在棉花上|韓大狗

野獸按：幾年以來，所有對國家治理具有“負面”效果的言語都逃不過宣傳機器三板斧的審問：謠言、境外勢力、以及負面的社會影響。這三個概念如同孫悟空的毫毛，面對難以直接回應的“輿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氣，便能讓機器繼續運轉起來，或至少盡快實現“翻篇”。甚至很多時候，這三種審問並不一定需要來自官方，它們已經成為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線。

這些概念或許並不指向任何成體系的、單一的意識形態，但它們的意義在於排除，而排除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動態清零”的思想根基。 “謠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權威的信息， “社會影響”排除了負面情緒的表達，“境外勢力”則排除了可以用來“抹黑”、“遞刀”的新聞。當有害的內容被及時“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傳機器的手裡。

抗議上海封城的《四月之聲》，拳頭落在棉花上

2022-04-26

韓大狗

一場接力結束了。

在一天多轟轟烈烈的轉發後，一個長6分鐘、名為《四月之聲》的影片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失去了踪跡。這一影片的畫面，全程都是黑白色調的上海鳥瞰，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背景聲音，那是由上海普通市民的對話錄音組成的：被與父母強行分開的陽性嬰兒的哭聲，街道工作者打死寵物柯基犬時旁人的驚呼，做完化療被禁止進入小區的癌症患者的疑問，母親為自己發燒的幼兒尋藥的哀求……

影片擊中了那晚的大陸互聯網情緒，轉發是很多人對自己親身生活體驗的一種忠實記錄，也是同理心的自然表達。在最初的影片被刪除後，很多網友執拗地重新上傳，甚至有人為了這一個影片的傳遞不斷開通新的賬號。但許多人並沒有把這次集體轉發當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也並不認為他們參與了一次“政治”討論。甚至對於一些平時從沒有發表過涉政言論的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親自直面大陸互聯網審查的嚴酷。

然而對於熟悉審查制度的人來說，這種消失已經成為了一種宿命。對於這些人來說，轉發接力是一場飛蛾撲火，只能寄希望於讓燒出的灰燼留下一些生命的痕跡。 《四月之聲》是一次不滿的集中爆發，讓人想到2020年2月人們對李文亮的集體悼念。然而，肉眼可見的是，兩年之後，宣傳部門的反應快了很多。這一次，這個影片沒有再形成一個哭牆。不同反應的背後，卻有一種思路一以貫之——那就是，在官方治理的“輿情”之中，人不再是人。面對這樣的治理，我們又該如何思考？

輿論的“動態清零”下，拳頭打在海綿上

不難理解，所有事件，無論多麼人命關天，都首先是“輿情事件”，甚至都只是“輿情事件”。只要這些事件最終沒有出現在內參提供的輿情報告上，它就可以當做沒有存在，因為它已經被排除出了這個定制的波將金村。

除刪帖外，中央宣傳部門並未對這一影片做出任何反應。唯一的回應來自“半官方”的代言人、《環球時報》前主編胡錫進。一如既往地，老胡將網民們慘烈而執拗的轉發消解為“需要發洩”的“怨氣”，這一解讀意味著民間的情緒是不理性的，如同青春期小朋友對家長的“逆反”。

但在這些老生常談的廢話之後，老胡卻“頗有洞見”地進行了收尾。老胡說，“中國社會的超大規模就是特殊的穩定器。什麼事不管當時多麼轟轟烈烈，但很可能很快翻篇，被新的熱點取代。”他最後號召“全社會都應當對中國的韌性有信心”，“不斷維護動態的穩定與平衡”。

這一次，老胡頗具諷刺意味地說對了。對於《四月之聲》的治理行動，就是一場“動態清零”的行動，四處湧現、不斷重發的影片最終被“應收盡收”，微博上的熱搜也牢牢控制在其他根本無關緊要的話題上。而這，只是更廣泛的輿情治理行動的一個縮影。

雖然自2020年李文亮事件以來，人們仍然隨時在李文亮的微博“哭牆”下留言傾訴，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曾經以自己的死亡換來中國民間對官方前所未有的質疑和反抗浪潮的人物，如今也並不能再阻止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的碾壓；而李文亮甚至是過去兩年大陸輿論場中，人們仍然能夠記得的唯一形象——“發哨子”的艾芬醫生沒有再接受過採訪，方方從很多人的腦海中消失了，而紅十字會安然無恙。武漢在政府癱瘓的狀態下依靠市民自組織熬過了2020年的春天，但今天，我的很多朋友在對話中卻把那個武漢政府當成上海應當學習的正面典型，市民們自己艱難組織的自救則被抹去了。

今天的中國，雖然距離實現COVID“動態清零”的目標仍然遙遙無期，但記憶卻被“動態清零”，語言則被“靜默管理”。或許更詭異的是，我們現在已無法看清，究竟哪一種清零對這個國家的當權者而言更為重要。中國領導層對於陽性清零固然偏執，但對於輿論的清零，這些領導即使不是更為看重或者下了更大的功夫，也毫無疑問是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兩年之後，公衛系統面對市民的健康需求仍然沒有妥善的應急機制，但宣傳部門面對“輿情事件”，卻已經進一步完善了它們本已成熟的應對體系。

如果說面對李文亮的死，網民們的反應是憤怒或者絕望，那麼《四月之聲》引發的民間反響，更像一個想要一頭撞死在牆上的囚犯，卻發現牆壁早被換成了海綿。 2020年，當武漢第一次爆發COVID，政府的種種拙劣表現引發公眾反響時，面對或許是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政府公信力危機，宣傳部門和公共衛生部門一樣措手不及。然而兩年之後，公衛系統面對市民的健康需求仍然沒有妥善的應急機制，但宣傳部門面對“輿情事件”，卻已經進一步完善了它們本已成熟的應對體系。

即使那些對互聯網審查經驗豐富的人們，很多也不知道應該罵些什麼了。人們轉發那個紅色感嘆號和由黑灰色截圖組成的404字樣表達憤怒，但須知這世界上並沒有一個責任主體叫做404。有微信文章從審查算法的層面“解釋”影片被刪的原因，重複經典論調之（甚至很多學者也同意這一點）由於宣傳系統對於群體性事件的擔憂，任何達到一定傳播規模的內容都會遭到篩查。

隨著互聯網公司的“自我審查”機制被更多人所知，很多人面對審查的第一反應甚至變成了譴責“皇上”身邊的“太監”，譴責互聯網公司和背後的“資本”，認為是這些資本和算法、是這些公司盈利的需求導致普通人的聲音無法“上達天聽”。可是，如果事情真的只是某個內容達到一定傳播規模那麼簡單，為什麼習近平吃慶豐包子沒有被審核，為什麼“飯圈出征香港”的狂歡沒有被審核？

這些無助的情緒的確說對了一點：宣傳系統是一個嚴絲合縫的巨大機器，它的主體運作者並不輕易露面，而是把工作交給機器裡的那些盡職盡責的螺絲釘。這些螺絲釘像上海那些重複著“我只是執行命令”而強行把人拖走的街道工作者一樣，機械地消滅著人們的語言。但我採訪過很多互聯網工作者，他們看起來絕不比被刪的網民們更開心——如果不是因為所做的事違背自己的價值觀，至少也會是因為巨大的工作量和並不算高的待遇。在這架機器裡，似乎沒有人是快樂的——當然，習近平和王滬寧除外。

是的，這架機器在其精密之餘，也像是一個巨大的馬戲團，為它的那幾名觀眾——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的觀眾——量身定制一場符合他們口味的表演。這種定制是一個近乎審美的需求，全國上下的語言最終要組成一個巨大的波將金村（編註：源自沙俄的一個典故，指弄虛作假、裝潢門面）。上海這座城市存在的終極目的，是滿足正國級領導的審美需求。互聯網也一樣。所以，所有的不完美都必須被動態清零。在這一點上，陽性檢測和違規影片性質相同。動態清零不只是一種應對COVID的措施，而是一種人口治理模式。

不難理解，所有事件，無論多麼人命關天，都首先是“輿情事件”，甚至都只是“輿情事件”。只要這些事件最終沒有出現在內參提供的輿情報告上，它就可以當做沒有存在，因為它已經被排除出了這個定制的波將金村。在2022年上海的種種亂象之中，上海市委的第一個人事變動，卻是任命了新的市委宣傳部部長。這個任命的潛台詞，彷彿就是《三體》中三體星人對地球人傳達的冷酷信息：主不在乎。所有人存在的意義，只是作為領導視察波將金村時的一個道具。在上海，人作為道具存在；在互聯網上，人作為數據節點存在。

盡快“翻篇”

在老胡以外，其實還有不少來自民間的對《四月之聲》的質疑和反對。我看到的一個發言稱這一影片為“BBC的陰間濾鏡”，而他/她沒有轉發這個影片，因為他/她“太熟悉這種顏色革命的套路”。很多人質疑這一影片的“幕後推手”，認為影片是“火上澆油”、“放大問題”、“煽動情緒”；也有人質疑，這類影片用“碎片化”的不滿代替“全局”。當然，也有人拎出“你行你上”的陳詞濫調，指責這類影片不能提出有用的建議，只會“說風涼話”，而“中國抗疫不靠他們”。

這些言論出現之多，讓我意識到，這種觀點在社交媒體上雖然未必是主流，但也絕不在少數。他們是波將金村里的模範公民，他們的存在意味著宣傳和審查這架龐大機器不僅擁有恪盡職守的螺絲釘，並且擁有自願依附於機器的潤滑油。這些油滑的言論不斷在官方和民眾之間交換，實現了話語的內循環。

這些人並不一定是大多數，但在中國的語境下，爭論誰佔據數量上的大多數並沒有意義。重要的不是哪些人數量更多，而是哪種聲音被允許出現、能夠積累足夠的影響，佔據權力系統中的一席之地，而對另一些聲音構成壓力。爭論誰是多數，不僅本身是一種過度簡單化的分類統計方式，也只是定量研究者在一人一票的國家裡進行民調才需要的手段。在其他地方，“多數人”這個詞的意義僅僅是領袖在講話表態中召喚出來的抽象概念，是為既成事實尋求合法性的托詞，用以假裝自己的統治地位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人民的選擇”和“歷史的選擇”。

幾年以來，所有對國家治理具有“負面”效果的言語都逃不過宣傳機器三板斧的審問：謠言、境外勢力、以及負面的社會影響。這三個概念如同孫悟空的毫毛，面對難以直接回應的“輿情事件”，只需要吹一口氣，便能讓機器繼續運轉起來，或至少盡快實現“翻篇”。甚至很多時候，這三種審問並不一定需要來自官方，它們已經成為很多人思考的前提和底線。

這些概念或許並不指向任何成體系的、單一的意識形態，但它們的意義在於排除，而排除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要目的，也是“動態清零”的思想根基。 “謠言”排除了非官方非權威的信息， “社會影響”排除了負面情緒的表達，“境外勢力”則排除了可以用來“抹黑”、“遞刀”的新聞。當有害的內容被及時“清零”，“真理”就牢牢掌握在了宣傳機器的手裡。

這些指責的目的，只不過是將一切不符合歲月靜好想像的內容逐出輿論場。換言之，這些人認同了將輿論場等同於波將金村的思想。我們所說的一切話，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而是為了給看客呈現出一潭靜默而完美的死水。

在現實的輿論場中，“謠言”指的是沒有得到官方確認的言論。所有關於謠言的案例之中，或許最為著名的案例是對李文亮等武漢醫生的“造謠”處分。而近期，在上海封城之前，任何關於“上海即將封城”的信息都被稱為謠言，即使這一謠言在幾天甚至一天之後就被證實為真。然而即使這樣明目張膽的矛盾，也不足以讓很多人意識到這些欲加之罪的問題。

不僅定義“謠言”的權力被牢牢壟斷，並且民間也並不缺少這種壟斷權力的捍衛者。固然可以理解的是，在互聯網時代，“虛假消息”的傳播的確比以往更容易，尤其是在官方動輒將輿論場渲染為“謠言滿天飛”，而加重人們對謠言的恐慌情緒的情況下，很多人的確渴望有一個簡單的標準來告訴自己，什麼才是應該相信的。名偵探柯南說，“真相只有一個”，這句話有一個沒有言明的含義，那就是除了這一個真相的言說者，絕不能有另一個真相的言說者。而顯然，在中國，佔據真相言說者這一位置的只能是國家，因為只有國家才擁有與這一地位相匹配的權力。

“謠言滿天飛”恰恰是一個十分有趣的表達。這個表達將謠言具象化為一種漂浮的垃圾，污染著輿論的環境。在一份報告中，中國官方將謠言等“不良信息”描述為“網絡空間”的“霧霾”，是建立“清朗”環境所必須清除的污染源。這一表達也為更大範圍的“清零”打下了基礎，因為只要是與輿論環境的“清朗健康”相對的內容，即使說出了事實，也可以為了治理“霧霾”而予以清除。

因此，“引起恐慌”、“火上澆油”、“煽動情緒”也都是對各種負面輿論的常見指責。這些指責並不批駁言論的真實性，而是針對其“社會影響”。依照這樣的標準，負面情緒被輕易地從“清朗健康”的環境中排除。一個月前的東航空難，媒體對遇難者家屬的採訪就受到了大量讀者的攻擊。這些攻擊指責報導傳播負面情緒、“惡意煽情”、“炒作”死者賺取“流量”，是“人血饅頭”，甚至連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悼念自己死亡親屬的網民也遭遇了類似的攻擊。

在上海封城期間，類似的攻擊不絕於耳，指向那些發布求助信息的市民。正如我的一位記者朋友所說，這些指責的目的，只不過是將一切不符合歲月靜好想像的內容逐出輿論場。換言之，這些人認同了將輿論場等同於波將金村的思想。我們所說的一切話，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而是為了給看客呈現出一潭靜默而完美的死水。

自上海“精準防控”的階段起，指責上海不封城是“買辦特權”的聲音就從未間斷。封城以後，更有人將上海的慘狀認為是“殖人”（即殖民者）城市自食惡果。如今，“動態清零”已被一些官媒和自媒體上升到“文明之爭”甚至“國本”的高度。

或許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為何竟會有人認同於那些釣魚台上的看客。一方面，或許努力與其他人的不幸保持冷漠的距離，也是一種維護自身“心理健康”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最近幾年以來，“大局觀”幾乎成為了一種流行病，讓人在不知不覺間陷入失明。越來越多在網絡上發聲的人，開始共情於當權者，而非與自己命運相關的普通人。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遞刀”和“抹黑”一說才流傳開來。

與武漢相比，與對方方的“遞刀”指控相比，對上海的輿論攻擊還夾雜著一種“文明衝突”的自覺。上海作為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港口，本身就被很多人視為“境外勢力”的代言者。自上海“精準防控”的階段起，指責上海不封城是“買辦特權”的聲音就從未間斷。封城以後，更有人將上海的慘狀認為是“殖人”（即殖民者）城市自食惡果。如今，“動態清零”已被一些官媒和自媒體上升到“文明之爭”甚至“國本”的高度。 《四月之聲》出現後不久，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將之與“境外勢力”、“幕後推手”、甚至“顏色革命”聯繫起來。這些文章並不在意那些日常生活的真實記錄，也已經完全脫離了市民的生活需要，“文明之爭”實際上只是臉面之爭，而不少人似乎認為國家的臉面大過身邊人的生死。

2020年，李文亮說過的一句話曾被反复提及：“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可是中共中央從來沒有這樣覺得。根據中央的指導思想，社會的健康遠比人體的健康更加要求精細和嚴格，這種健康有一個絕對的、“科學”的標準，它容不下一絲病變或是“亞健康”。所以，對不起，一個健康的社會只能有一種聲音，因為只能有一種健康的標準，這個標準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健康的，一切不健康的聲音都需要被清零。

樂觀與悲觀的統一

面對輿論場，尤其是網絡輿論場上的抗議行動，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不斷的轉發最終可以以某種方式觸碰社會改革的按鈕；另一種則認為，既然清零是所有語言的宿命，網絡上發生的一切也就都沒有意義。

長久以來，面對輿論場，尤其是網絡輿論場上的抗議行動，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認為不斷的轉發最終可以以某種方式觸碰社會改革的按鈕；另一種則認為，既然清零是所有語言的宿命，網絡上發生的一切也就都沒有意義。

2000年代初互聯網剛剛興起時，“圍觀改變中國”曾一度成為人們的希望所在。時過境遷，今天的人們仍然將轉發視為一種反抗，但反抗的意義變成了“記憶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當記住成為唯一的反抗，樂觀和悲觀實際上已經得到了統一。

但更糟糕的是，記住也變得極其艱難。似乎所有言論都面臨“動態清零”的宿命。它們出現，消失，然後像老胡所說的，“翻篇”，沒有後續。並且毫無疑問，參與轉發的很多人，一旦封城結束，都會隨時準備回到歲月靜好的狀態中去，正如經歷過武漢封城的很多人已經做到的那樣。甚至其中還會有一些人，在下一次類似情況出現時，繼續警示其他人“不信謠不傳謠”、警惕境外勢力。

毫無疑問，悲觀是有道理的。如果說還有人把網絡上的轉發、“圍觀”視為一種政治行動，這種政治行動已經不再有效了。中國政府可能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做得如同一團亂麻，但唯有“輿情治理”，永遠不會放鬆，永遠會建立日新月異的管控機制，因為中國政府實際上已經將宣傳工作當成了治國之本，一切問題都是宣傳問題、輿情問題。或許有些極端地說，只要宣傳中的波將金村能夠構建起來，現實中的棚戶區和低端人口就可以當做不存在。打地鼠式的網絡抗爭，其本身已經不會對政權“穩中向好”的大趨勢造成影響。

然而同時，那些正在親歷著時代的普通人，他們當然可以被看作是政權進行統治的基礎，但也正是他們讓語言和聲音不至於徹底死掉。他們並不將這些轉發視作政治行動，所以這或許不會構成長久而有效的反抗。但也正是因為他們不將這些轉發視作政治行動，他們才會不斷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很多面對生活感到無助的普通人，只是想要讓生活成為生活，讓自己成為一個人，而不僅僅是一個被擺佈的道具、一個被監測的數據節點。他們知道自己生活的真相，不希望對這種真相的解釋權被只關注虛假的人搶走。對他們來說，發出這些聲音與其說是奮力的抗爭，不如說是別無選擇。當然，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回到歲月靜好之中，但面對官方壟斷“真相”的努力，總有人想要奪回自己的真相。

對他們來說，發出這些聲音與其說是奮力的抗爭，不如說是別無選擇。當然，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回到歲月靜好之中，但面對官方壟斷“真相”的努力，總有人想要奪回自己的真相。

“動態清零”始終會是動態的，這是一種巨大的不幸，因為總有人在受苦；但也有一點點幸運，因為死水不會徹底死去。如同列寧曾經說過的，“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失了，矛盾始終存在”。四月的聲音消失了，以後的月份會不會全都歸於沉寂，既取決於我們奪回真相的努力，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找到些方法使用這些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