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那年失業2（連）

已經買了票，還是回吧。應該沒那麼誇張。

誇不誇張，只憑想像是不可能切身體會的。對於一個手頭不寬裕的博士在讀生來說，已經為買機票支付出去的那幾百歐元才是重點。畢竟買票的時候為了省錢只買特價票，要是退了就都打水漂了。索性採取精神勝利法，安慰自己鋪天蓋地的報導是由新聞行業本身的屬性決定的，並不一定意味著情況有多嚴重。

但到底嚴不嚴重，還是那句話，光憑想像，無法得知。多海於是開始給家人朋友發信息，希望他們能給自己吃顆定心丸。

但情況不如他所願。雖然一開始，家人朋友嘴裡也是“沒事兒”，還問著“你幾號回來”，但很快就變成了“咱這兒也確診了三例”和“估計隨著春運會越來越多”。從買好票到等著起飛的那段日子裡，情況每天一個樣兒。今晚還覺得應該能回家過春節，第二天睜眼看過新聞後，疑慮就蓋過了憧憬。多海也發現，自己開始不自覺地給自己做心理建設，以準備好隨時面對最壞的情況：退票，錢打水漂。

最終，票還是退了。倒也不是因為當時覺得情況有多嚴重。主要是因為，不知道其他國家會對此作何反應。要是人回去過春節了，但歐洲突然開始限制來自中國的航班，那不就意味著博士最後一年可能生變？多海盤算著，就剩這幾個月了，論文馬上就寫完能交了，然後就能答辯了。要是因為回不來，博士一拖再拖，這得多熬人。退票損失幾百歐元事小，要是不能在獎學金截止前完成博士，那就還得先找工作，然後一邊工作一邊繼續完成博士，那得多費事兒啊！

想到這裡，多海直接點開了退票鏈接，沒有絲毫遲疑。畢竟，博士從準備課題、找教授、申請獎學金，再到現在論文快要完成，這幾年的辛苦以及在最後一刻想為這份辛苦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的那種衝勁，只有經過這件事的人才能明白。

“我退票了，今年不回去了。我怕不能及時趕回來交論文答辯。”

多海給家人發出這條信息的前幾天，經歷了自己搬到這個城市以來第一次種族歧視，至少當時多海的感受是如此，雖然不嚴重。去看醫生的路上，人不多，多海走的那條街上只有他和迎面走來的一個男性。白人，戴眼鏡，淺棕色呢子大衣，頭頂同樣顏色的帽子，手提一個塑料袋，脖子上還圍了一條格子圍巾。多海之所以會對一個稍不留意就能被淹沒在人海裡的中年男性這麼細心，不僅是因為那條路上基本沒人，還因為這個迎面走來的男人從大老遠就開始盯著他看，而他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盯著看過。同時，這個男人還用圍巾摀住了自己的口鼻，這個動作發生在多海與那個男人四目相對的那一刻。經過多海時，男人稍微轉動了身體，以45度背對多海的姿勢快步走過。

多海到了診所，坐在候診室。廣播裡，主持人聊起了武漢的情況，詢問路人對此是否知情，他們怎麼看。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我知道，希望快點兒結束。但好像就是流感，應該沒那麼嚴重”，大家的語氣裡帶著些許的滿不在意。一方面是因為這畢竟發生在千里之外，另一方面是大家都把這當作流感。如果只聽這段廣播，可能所有人都只會把武漢封城當做一個大驚小怪、反應過度的決定，甚至塗抹上一些意識形態的色彩。

“嚴重了。你不趕這個時候回來也好。”還多少沉浸在退票和無法回家過春節的懊惱之中的多海，收到了家人的這條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