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y Tsai | 蔡凱西 台北人 / 不專業旅人 / 流浪中的學術人 / 研究旅行史與旅行文化的不良歷史學徒/《後綴》假掰文青誌編輯群 在出門旅行、閱讀，與作古的旅記文本中持續穿越 佛系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ravelhistorystory 合作邀約：misiaa2001@gmail.com
旅行史的另一个侧面：我读《旅行许可证：护照的文化史》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冠大疫蔓延全球，各国逐步收紧旅行的自由，当初看似无绝期的封关，使出入境赖以通行的护照，一度没了存在感，效期过了也放置不管。
而疫后解封，蓄势待发的报复性出国潮，各地领务单位，满溢着排队等待办理换发、领取新护照的民众，也才是不久之前台湾最美的风景。国门重开，护照的相关报导也特别多，例如护照内页短少、破损，被视为无效护照而惨遭遣返。
一本护照所构成的封面、内页、个资，与跨境之际的携带、查验、盘问，甚至个人的入境抑或驱逐，反映的是护照作为出境旅行必备的证件，早已是标准化与全球化的普世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价值。然而，出国习常要持有的证件与通过的流程，这一切自始并非那么的理所当然。究竟，人类的旅行史发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
打从人类有旅行的需求开始，旅行许可就以各种名称与形式，出现在历史上。例如清初以前汉籍里，称之为「符节」、「度牒」、「通关牒文」等；日本在幕末明治之交，有所谓的「旅切手」、「内地旅行免状」、「旅券」 (日治台湾甚至现代日文里都还在用，是パスポート的同义词)，以及中文世界习称的「护照」。
古埃及使节，肩负法老王的任务，带着以泥板制作的旅行许可，在王权声威所及之处自由移动，并驱避凶险，进行外交、贸易、运输等交流。忽必烈汗授予马可波罗的通行金牌，使其通过蒙古各汗国返欧之际，获得马匹、骑兵的服务与保护。
而近代欧洲逐渐形成的主权国家，将相对于国内的国际空间，形构成危险的旅行地区，持有向国王与议会申请的旅行许可，形同拥有受该国政治权威的庇护，或是进行外交事务的权力。至于18世纪，赴欧陆展开「大旅行」(Grand Tour)的英国上流青年，携带英王所签署的旅行许可，也形同带着一张追求古典绅士与博雅教育的门票。
「大旅行」的风气，是源自英国上流菁英教育的养成，后来也被欧陆部分国家的中产阶级仿效，这种高度例行化的活动，意味着国际的人群移动更为繁复，也为国界的划定，与人群出入境的控制，提供新的动力，各国要求出示旅行许可的规定更为趋严。加以近代革命风潮的涌动，政府更需要以维护境内外的流动来树立权威。
尽管如此，旅行许可无论在发行单位、规格、个资等，仍各行其是，并无统一的规范。像是英国发给赴欧壮游的贵族青年的旅行许可，尺寸长达30公分，登记目的地、同行者与行李装备等资讯；而请有力人士写介绍信，也被视为有效的旅行许可。
过往多为提供支援、协助作用的旅行许可，在19世纪以降，逐渐朝向确认旅人身分，也就是辨识持有文件者是否为本人的重要手段。但这样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制度尚未确立与严密之前，变造旅行许可并非难事。
《科学怪人》的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y)，就曾帮助一位英国女作家，申请到男性身分的旅行许可，让她得以「免术换证」前往法国文坛发展。对女作家而言，伪造的证件，不但提供跨性别、跨文化，更是通往自由的机会。类似持假证件出走，获得新生的故事，雪莱的女性友人并非孤例。
近代的照相技术被利用于战争，促使国家将照片导入旅行许可，来识别旅人身分，以避免间谍玩起家家酒，进行认知作战或破坏活动的隐忧。较之只有以文字描述长相与身体特征的旅行许可。照片开始被视为代表个人且保证再现(representation)，提供客观、精确的机制，建构旅行许可与持有人之间，更可靠的联系。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旅行证件照仍未有如今设下定规标准的一百年前，照片能钻营的空间很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列宁，在欧战期间所使用的旅行证件照，是戴上假发、工人帽，剃胡且掩盖经典秃头的乔装照。
此外，就算不为掩人耳目，早期的旅行证件照，亦提供了持有者塑造人设的空间。 1915年，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的旅行证件照里，戴着呢帽、眼镜、蓄胡，面无表情的乔伊斯，让人无法联系起一位文坛巨擘的形象；而证件照中的妻小，更揭露了父权制度里的性别位阶，妇女的旅行证件必须附随在夫婿之下。
当代我们所认识的护照形制，大抵是国际联盟在欧战之后，为了减轻边检官员面对形制复杂多样的护照时的无所适从，大力推动护照统一的国际准则，所逐渐增修而成：尺寸、个资与签证内页、卡式封面上的国名、国徽与「passport」字样。至于90年代以降，全球逐步采行国际民航组织对晶片护照标准化规定，故封面底端增加了晶片护照的图示。
出示护照领取登机证，凭照出境、入境、被询问旅行目的、停留时间、申报行李等，照规定走才有旅行的自由，此系源于上个世纪国际联盟推动的护照标准，加强绑定了个人身分与国籍关系，所留下的遗产。
但是，我们赖以呼吸国外自由空气的旅行史遗产，对许多经历19、20世纪之交，就算不持有护照，也可以自由跨境的旅人而言，则是一种被剥夺旅行自由的崩溃。小说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曾表示，1914年以前边界是象征性的，与穿越格林威治子午线并无二致，且搭船入境无须被盘问，也不必填写繁琐的文件，但如今边境的审查机制，变成一道铁丝网，也充斥着相互间病态的不信任感。
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家与激进分子，都曾苦恼于现代护照制度加诸在个人行动上的压力和限制，褚威格的崩溃并不孤单。护照制度在20世纪初，逐步被形塑、确立的过程中，除了牵动着众多旅人们，在跨境/流转之际的心境转折，更带出身分如何被定义与归属等问题。
随着欧战后的四大帝国解体，政治地理的重划，数百万丧失国籍的人群，连带失去他们仰赖政府，所提供最低限度的权利保障。这是标准化与建制化的护照制度下，得不到政府保护，据以主张个人基本权利的群体。
而创发体制外的旅行证件，如「世界护照」、「原住民护照」等各种超越由国家所垄断的旅行许可，则是为解决无国籍者的困境，与原住民拒绝认同殖民国家领土和管辖要求的一种尝试。
罗列条规，梳理制度变迁，无法看见冰冷的制度背后，所掩藏的人群流动间，多变的活动与思想。而本书作者Patrick Bixby，以其文艺跨学科的背景，通过挖掘名人的护照档案、文本里的跨境书写，与当代影剧作品等材料，为读者追索所出一部聚焦欧美，兼及关照全球的护照文化史，这也是旅行史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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