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大陸警察的經歷

四月初的時候，我發現手機裡的幾張照片不見了。那是訓練時拍的照片，也是我為數不多保存下來的照片。

我翻遍了手機裡所有的存儲空間，最後在聊天記錄裡找到了打著水印“！圖片已過期或已被清理”的高糊預覽照。我還是截了圖，保存了下來。

其中一張是集體訓練的大合照。在灰藍色調的照片裡，人們穿著黑白兩色的服裝，整齊地排列在一座白色的建築物前，照片左下方露出的紅色地面提醒著你這不是一張黑白相片。從拍攝的角度來看，拍攝者在按下快門鍵時顯然是站在了隊伍的左前方。除此之外，很難再從照片中分辨出更多的細節，人們被高度同化在一片模糊之中。

我還記得那是2020年3月的某個陰天，也是剛恢復訓練的頭幾天。當時各地的疫情管控稍稍放開，暫停許久的集訓就緊鑼密鼓地恢復了。這一次，我們的任務也“與時俱進”地從單一的防暴，升級為防暴與防疫的結合。

那不過是個普通的一天，我們當天的訓練內容是拉練，模擬從接到防疫防暴任務，到立即乘車趕赴現場，最後進行處置的過程。

理想狀況下，我們需要聞風而動，速戰速決；但在現實裡——在鏡頭前，大家都會表現得好一些——我們的樣子還是狼狽不堪。這和我們的裝束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需要在製服外套上一件寬大的白色防護服，防護服外疊穿一件黑色的戰術背心，戰術背心的前兜里塞滿了所有配發的警用器械（警棍、手銬、手電筒、噴霧、滅火器、警用救護包等等），背面還要掛一副防毒面罩，頭上頂著一顆碩大的防暴頭盔，手裡提著盾牌，腳上套著笨重的黑色防暴靴。

由於疫情，以往我們穿的防暴服被替換成了防護服。或許在領導看來，防護服與戰術背心的混搭充分體現了我們“與時俱進”的訓練目標——防疫與防暴的結合，展現了我們“萬無一失”的訓練方法。但是，隊裡的大部分女生身型嬌小，而拿到的服裝卻是男裝均碼。我們的身體被肥大的衣服罩住，我們的大半張臉也被埋進防護服帽、防暴頭盔和口罩的嚴密的防護裡，全身上下只有眼睛是外露的。繁重的服裝極大程度地限制了我們頭部的活動範圍，如果我們要觀察四周的情況，就必須靠扭轉整個身體來帶動頭部的轉動。

這一次，我們需要在抵達目的前將裝備穿戴完畢，我們也在出發前提前穿上了防疫服和防暴背心。但是，在半個多小時的車程裡穿著密不透風的服裝是一件磨人的事。所以絕大多數人將防暴背心脫下擱在了腿上，拉開防疫服的拉鍊，鬆鬆地搭在了身上；車停穩了，大家才匆匆穿好服裝下車，去車身行李架中尋找自己的盾牌；常有遺漏裝備的人又折回車裡繼續翻找。

在非拉練的訓練中，我們更是隨意。 50人座的大巴運載了大約30個人和我們所有的物件（我們將所有裝備扔在車裡來減少重複搬運），除了30個固定的空座位和過道外，滿滿噹噹的車廂裡再也找不到一個可以落腳的地方。盔甲服和頭盔堆在空的座位上、過道裡，小的物件（防毒面罩、防暴背心、警棍、滅火器……）被塞進車頂的行李架上、座椅後背的隔袋裡，盾牌一個疊著一個放在車身的行李架中。狹小的空間裡，我們是很難施展身手去找齊並穿戴裝備的，大家也形成了到達現場再穿戴的共識。我已經不記得那天是否有處置的過程，但這確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拍攝。 “站直了！”領隊的在前頭大聲喊著，大家就條件反射般地挺了挺胸——幸好面部表情已被遮去。 “咔嚓”——我們被鏡頭攝錄下來，照片裡的我們統一穿戴、整齊列隊，我們的訓練成果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我們常自行打亂站隊次序，而且當時的場面混亂，我已經記不起周遭的隊友是誰。關於那時的畫面記憶只是一頂巨型頭盔，它黑鼓鼓地佔據了我的大部分視野，我始終都不知道這頂堵在我視野裡，之後又堵在我記憶裡的頭盔到底是屬於誰的。

拉練之外的時間，我們就是在不厭其煩的重複訓練科目。我們練習隊列行進，向左轉向右轉，正步走齊步走；我們練習格鬥動作，左直拳右勾拳，左彈踢右鞭腿；我們練習防暴術，左擋右劈擊，上擋下撩擊；我們練習口號“一、二、三、四”，“哼、哈、哄”，“聽黨指揮，能打勝仗。首戰用我，用我必勝”。

訓練最重要的是整齊劃一。為了整齊劃一，打出去的拳和踢出去的腳要在空中停頓幾十秒，形成肌肉記憶——是的，肌肉需要記憶，而你卻不需要思想。在動作停滯時，大小“領導”（支隊長、大隊長、分隊長、班長甚至是被臨時任命的小教員）會在隊列裡穿梭視察。能夠做到整齊劃一的人是優秀的，優秀的人可以獲得更多的休息時間；而不一致的動作是錯誤的，錯誤就會被指出和糾正。 “腳抬高一點”、“手打開一點”，在權威的示範和指導下，異樣的手和腿就像鐘錶裡的指針，隨著調時旋鈕的旨意移動和旋轉。 “嗯。對了，就是這樣！記住這個感覺！”指揮的人終於滿意地點了點頭，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跺著步走向下一個人。

從入警以來（甚至是在更早之前），我們的動作被一次次矯正，無條件地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成了行為的準則。隊列指揮員會理直氣壯地說“沒有錯誤的指令，只有錯誤的動作”；在上傳下達的宣傳文案裡，“服從”被視作是重要的職業素養；當下屬存在異議時，領導一句“這是公安工作，你要理解一下並克服困難”，雖然不知所以然，但也是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說辭。幾乎可以說，“服從”是指導我們一切工作的原則。相應地，無處不在等級象徵又時刻彰顯著每個人在這套體制裡的等級位置，提醒著等級低的人要服從等級高的人。從一眼就能看到的襯衫顏色（正處級以上領導穿白襯衫，其餘穿藍襯衫）和警銜標誌，到工作中的審批權限、稱呼稱謂、工資待遇，再到日常交往時的個人特權等等。這也同樣體現在大練兵中。領導擁有支配下屬的絕對權力，他們的意志通過話筒喇叭或是戳著紅印的文件一層層傳達到我們之間，我們就是命令的接收者和執行者；而我們有權簽署的文件只有各種協議和承諾，女警甚至在訓練期間簽署過一份保證不懷孕、不耽誤訓練任務的承諾（當時有一名女分隊長因懷孕而暫時退訓）；肩上佩戴的警銜標誌是陌生同事之間的識人方法，也是領導選人任用的標準；與分隊長走得近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特權和便利，他/她們偷懶或請假都更容易，消息也更為靈通；日常生活裡，大領導住的是酒店豪華套間，擁有自由的工作時間，搭乘專屬座駕出行，享用更豐盛的餐食——而且，領導在享受特權時是順理成章的。儘管如此，讓大家更自覺自願地投入到訓練工作中去也是有必要的。一個一級警員的年薪在30w左右，這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工資待遇是大多數人工作的主要動力，參加訓練的人裡即使再抵觸訓練也沒有說要離職的。除此之外，爭優秀比先進是必不可少的：日常開展每日標兵和優秀宿舍的評比，為表現良好的非黨員人士開通火速入黨的途徑，立功嘉獎的名額比在其他單位多出許多；我們也要參加定期的民主生活會、談心交流會和每月的生日會，集體觀看愛國教育視頻，聆聽先進事蹟和身邊隊友的感人故事；拍攝更是不間斷的，我們的工作點滴被記錄下來，配上宏偉的音樂、激昂的文字和熱血的畫面又重新來到我們的面前，我們調動各種感官生出關於自我的想像，我們就被這樣的自己感動了。

扯回思緒，再回到開頭的那張照片。是它喚醒了我的許多記憶，也提醒我這些記憶是會消失的。於是，我終於開始動筆寫下這段記憶。訓練期間，我有一些簡短的日程記錄，這些還能幫我回憶起訓練初期的情形；我很少主動留影，會認為照片像罪證，不過我在互聯網上找到了一些相關的視頻和照片。我重新整理這些文字、照片和我的記憶，希望盡可能還原當時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