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吐火羅語當然不必先吐火（下）

發現吐火羅語文本的遺址

吐火羅語B主要發現於新疆庫車地區。 7世紀前後，吐火羅語B是龜茲王國的官方語言。庫車地區最重要的遺址是位於克孜爾附近的明屋（Ming-öy）“千佛洞”，共有約230個佛教洞穴（1000當然是虛指）。很多存在柏林的殘片和所有的倫敦殘片可能都來自這個遺址。另一個主要的遺址是夏合吐爾（Duldur Aqur），很多存在巴黎的殘片都發現於此。較小的遺址包括庫車附近的蘇巴什（Subeši）、庫姆土拉（Qumtura）和克孜爾尕哈（Qizil Qaγa）。

在庫爾勒地區舒爾楚克（Šorčuq）村以北、七個星村（Šigšin）以南的一個較小的遺址發現了大量手稿。在吐魯番地區，大多數手稿都是在勝金口（Siŋgim）遺址發現的，其他地方也發現了一些，如柏孜克里克（Bezäklik = 木頭溝Murtuq）和高昌故城（Xočo）。少數手稿發現於喀什和阿克甦之間的巴楚（Maralbeši）。

吐火羅語的使用年代

現在學界不能確切斷定吐火羅語B的使用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在最初的文本產生之前就有人說。與之相反，在最後一個文本之後不久可能就沒人說了，因為有明確的回鶻文字記錄。有三種為吐火羅B文書定年的方法：

1. 通過古文字學，與使用同樣字母的其他文本比較：

除了吐火羅B手稿，還有發現了記述同樣內容，使用同一字母的梵文手稿。這些字母的發展變化的過程非常重要，時間從公元1世紀至9世紀左右。根據梵文字母對照，吐火羅B手稿所用的字母一般被定在6到8世紀。但是實際上最古老的吐火羅B手稿還可以上溯到5世紀，最晚的有可能晚於8世紀。也就是說，最古老的文本有可能比記錄它們的最古手稿還早。這個定年方法不夠確切，並且在梵文文字學，能將古文字的相對年代與絕對年代對應的基準點也不多。梵文手稿定年的問題在吐火羅語B手稿的定年上同樣存在。

2. 極少量文本中明確提到了日期：

一些過所（即古代通過水陸關隘時必須出示的交通證明書）和銘文能準確定年。因為這些過所和銘文上提到庫車王蘇伐勃鴃與其子蘇伐疊（他弟弟是訶黎布失異）在位年份。由於克孜爾尕哈銘文的存在，上述幾個王在位的年代可以和中國曆法對應起來。

“蘇伐疊王十九年六月八日，虎年，…… Komnmaikamkauske 和Caitika來到了這裡。”

若其記月日方法與中國陰曆相同，那麼這些銘文就是寫於公元624年8月8日。據史料記載，蘇伐疊於624到646年在位。

3. 通過對手稿紙張進行碳-14測年。

學者也曾用碳-14法測過部分手稿的年代，但其結果並不精確，有些結果與之前的文字釋讀相距極遠。碳-14測得最古老的殘片B558來自約公元400年，然其背面寫有漢文、應為紙張的重複使用，其正面所書吐火羅文似乎並不那麼古老。 B333和B240兩片殘片都被定到五世紀，B333有古語特徵，但是B240卻沒有。 B178, B352, B367和B601被定到七世紀和八世紀，這些殘片或是大多數寫本中較具代表性的。 B483被定到9世紀，該殘片確是寺院行政部門的記錄，文字卻有晚期特徵。所以在考古中較為準確的碳-14在確定這種古老語言的具體使用時間上與文字本身常有衝突之處。

吐火羅語書寫文字

A、B兩種吐火羅語都使用一種婆羅米字母。 “婆羅米字母”是對北印度字母的通稱，而吐火羅語用的是一種變種的“斜體”，僅用於塔里木盆地之北；與南方使用的“直體”相對應。

比如這個詞，轉寫為拉丁字母后是pañäkte，譯成漢語便是“佛”。學習吐火羅的樂趣之一便是認這些字母，並且從中發現一些現代漢語中我們熟悉的，卻未必清楚來源的詞。

漢語中的吐火羅語藉詞

古代漢藏語和原始印歐語的關係是歷史語言學里長期有人感興趣的研究範圍，儘管絕大多數人認為二者之間沒有同源關係，但非常明確的是它們曾經長期相互影響，尤其是在語詞方面。比如一個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詞“蜜”便與原始印歐語中的medhu-是同源，這個詞從原始印歐語傳到漢語的“中介”便是吐火羅語ḿət(ə)。

雖然在人類漫長的語言歷史中，吐火羅語的使用年代太晚，不足以成為一個很好用的比較標杆，但還是具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價值。

現在漢語中除了典型的“蜜”之外，我們能看到的吐火羅語身影主要出現在地名和佛教用語中。可以舉幾個例子：

1. “龜茲”ｋu'si與焉耆ien－k'。 “龜茲”這一國名最早見於班固《漢書》，在龜茲語（即吐火羅語B）中，發音為ｋu'si，這一詞在梵語、古漢語、古突厥語、古回鶻語中的發音都很相近。在解放後的正音工作中，把龜茲這兩個字定音為qiu ci，當然念成gui zi是不是就不行呢？兩個讀音與ｋu'si的接近程度各有千秋，如果有人念成後者也不必過分嘲笑人家念白字。相比之下，現在這一地區稱為庫車倒是與ｋu'si的發音更接近。與此相同，焉耆的地名來自吐火羅語ien－k'，《大唐西域記》中的“阿耆尼”，意為“白色”，與希臘語的áργο's（閃亮的）、áργυροs（銀色）同源，是當時中亞、伊朗地區為綠洲命名的常用詞之一。

2. “敦煌”dwǝn－wang，漢代在河西地區，設立了張掖、武威、酒泉和敦煌四郡，其中張掖、武威、敦煌都是吐火羅語的漢字記音。作為地名，“敦煌”（dwǝn-wang、twǝn-wang）始見於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是張騫出使西域歸來後向武帝介紹大月氏時提及的。在敦煌長城烽燧下發現的粟特語信札（編號313）裡“敦煌”一名，寫作δrw'n。這一地名來源以往多認為是與中古波斯語相關，但近幾年有學者認為是來源於佉盧文俗語中的drumga，意為“穩固”，與原始印歐語的Dher同源。

除這幾處地名外，祁連山的“祁連”也來自吐火羅語，意為“榮耀、光明”；大月氏也極有可能是吐火羅語，而且以發音來看，“月氏”二字念為yue zhi更接近吐火羅語發音，而不是一直以來很多“懂先生”口中所謂的“肉汁”。

3. 佛教用詞：以往一些認為是梵語借用詞的經過語言學家的考證，其實是藉自吐火羅語，如“沙門”一詞來自ṣamāne ，“須彌”一詞來自suner，“彌勒”一詞來自metrak/maitrāk。

由於貿易往來，吐火羅語也從漢語借用了一些詞，其中主要是與貨幣和計量相關的詞，如cāk（百斤），tau（鬥），cāne（錢）等等。

從學術角度來看，這兩種語言間的相關性並不高，但至少表明了它們在一定時期內曾經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另外在解讀絲綢之路上各種語言時，它們都可能會成為某種媒介，來幫助語言和歷史學家更準確地去了解那一時期所發生的事。

借用一句吐火羅語的韻文來做個小結，以表達對前輩吐火羅語學者的崇敬：śaulanmaṣṣe pitosa ce pernerñe kraupātai （你以生命的價值聚合了這些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