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輩不為徒勞而打敗

我的2019年是被一刀劈開的兩半。

上半年我辭掉了工作，前幾年毫無意義的職場生活，想把養家糊口的事情和自己的愛好分開，工作時間等待下班，每個月盼望發工資的那天，拿到工資也不會有絲毫興奮。不僅是金額不足以興奮，還有是我不知道錢可以買到什麼歡愉，只是我付出了時間，時間就是生命，因此必須有所得到。

在網上有人聽從我的想法，在線下我是無數默默無聞的人之一，我也傾向於這樣。我希望自己的想法對這個世界有所改變，但不希望本身獲得什麼關注。所以我沉沒的時候，也沉沒得很坦然。

在辭職的近半年裡，我每天在家，有時看著窗外的梧桐和陽光，看著遠處的火車，一天經過好幾列，起風的時候打開窗戶，有時一個人在家聽音樂跳舞，點一切高熱量的食物，晝夜顛倒，一個人去看電影，看演出，喝酒，享受娛樂活動，瘦了十幾斤，學習化妝，好像外面的世界和我一點關係也沒有。當我去接觸它時，只是去享受我感興趣的創作。

另一方面我花大量的時間在網絡上，相比起生活裡的風平浪靜，我在信息的世界裡，好像承受一個接一個的巨浪。從18年8月回到微博，到19年4月被炸號的8個月裡，平均每個月有2、3000萬的閱讀。這些湧向我的流量，雖然微小，但加強了我身上的社會責任感。人們的關注力是有限的，我必須縮小自我，把他們投向我的關注放在更需要的事情上。

在每一個以我的職業素養能判斷真實的社會新聞裡，我都盡力貢獻自己能做的一點推動，傾聽網友的困境，給予關心的人後續反饋。也似乎是預料到這條路並不長久，在去年12月特地開了一個手機號，註冊微信加了很多網友，建了很多群。那時候雖然在家，這些事情其實花費了比工作更多的精力，也有很多負面的聲音和情緒向我湧來。

不過我這個人，好像在某方面有特別柔韌的神經，雖然對事件裡的主人公盡力共情，但我不會因此抑鬱，也不會疲倦，包括負面的聲音，大多數時候對我的影響很小。炸號這件事也是一樣，朋友們惋惜我寫過的東西付之一炬，我卻沒有太難過。我說，“創造的痕跡消失了，但創造痕蹟的人還在”。

我想我相信的是我自己。如果此後我做不出更好的事情，寫不出更好的東西了，留下過去的印記也不能為我帶來什麼光榮。

彼時的微博和朋友圈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微博上哀鴻遍野，朋友圈靜好一片。被迫離開微博是個不得不應對的場面，但我也將它視作打破同溫層的機會。

從4月到7月，我們確實做了一些事情。為整個朋友圈點亮了上千條彩虹，在南京市民被封殺的夜晚幾百個人一起唱歌紀念他，也是一種抗議，我們分享在讀的書、得到的思考、獲得的信息，我們一起討論電影和社科，傾聽他人生活中的悲傷，給予彼此鼓勵。我們在同胞的至暗時刻聲援，一起經歷和周圍人出於價值觀的決裂。

直到某一天，有個網友過關被帶去問話，翻出了手機裡的我們，出於保護自己和所有人的念頭，我解散了那些群。那一刻我著實傷心。覺得曾經帶給過這幾千個人一些什麼，但是無力守護，又硬生生從他們手里奪走了。感覺自己陷入很深的疲憊。好像被人用枷鎖緊緊套住不能動彈，有渾身的力氣，有領導力，卻不被允許做任何事。呆在家中，不知道是不是也會有人來敲我的門。

包括後來滿腔熱血寫了又立刻被刪除的文章，發了又鎖上的推，也都是相同的禁錮。好在有篇文章發上了區塊鏈，得到了最尊敬的媒體人之一的認可，也被一些從未聽說過我名字的人閱讀。我又相信，只要我還是自己，寫下去，就不是沒有意義的。

就像李翔偉的照片被人轉發，無出處引用，他說版權根本不重要，內容能夠觸達更多人，影響更多人就夠了。我想我的文字應該也是這樣，人們不需要認識我的名字。可以永遠被陌生人閱讀，就是網絡的價值。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去找了份工作。這份工作很適合我，需要花大量的腦力去比較總結事物，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雖然是商業的；需要跟人多打交道，需要學習，需要換位思考；需要充分的理性，加上一點點的感性。帶給我另一種視角的思考。

我骨子裡就是一個窮人，我很清楚，我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農民階級後代，不太有知識的知識分子。過去寫過的文章裡，自己最喜歡的是那篇，《每一種生活，都有被記得的權利》。它非常清楚地傳達了我構建自我的核心——誠實、坦然、謙卑、驕傲、自愛、抗爭。

在過去，我一直致力於著眼去看這世界小人物的故事。就像19年一席裡我最喜歡的那一期演講，《我一直在尋找這些橫衝直撞，也目睹著一些無可奈何的不公》。裡面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我們單獨看到他們，可能就是一個個為了活下去，或是為了活得更好的普通個體，各自有各自的選擇。但把他們放在一起，也許能幫著我們看到更多。比如，看到一些驅動他們的力量，看到今天這個世界基於種族、文化、歷史和現實而產生的幾乎無法撼動的階層感”。

這同樣是我在觀察了很多像我以及我見過的人一樣的個體後得出的感受——階層。一切的犧牲、宰割、歸順、對立、衝突、矛盾、緩和，都是因為階層。如果將工作視為創造價值的途徑，為一個高於我的階層創造價值，也為和我一樣的人帶去新的結構，我有好奇心知道另一個維度的思考。

比如對我來說，羅振宇是毫無所謂人格魅力的，但我接觸過的老闆都非常信奉他的話，所以今年我也去看了他的跨年演講——時間的朋友。確實，他和喜歡他的階層是站在同一個視角說話的，他是他們的“吾輩”。你會發現，所謂做大事的人，一定是站在大關係的構圖下說話，看到大的成績，解決大的問題，收穫大的回報。他們是這個時代最聰明的人之一，但也因為看待事物的顆粒太大，合理化了一些犧牲。

站在全社會的角度，這群人一定是有很大的價值的，他們推動了經濟發展、製造了產品、創造了就業崗位，也因為深知自己的價值，常常擁有無邊的自信，覺得這個世界裡，他們是最重要的“吾輩”。

如果說2019年我學會了什麼，那就是，站在所有階層之外，事情常常沒有所謂的正確錯誤之分，只是每個人站在自己的視角看待問題。但在一個階層和另一個階層的對抗中，就有難以忍受的壓迫和犧牲，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互相成就。

年前的時候我和網友們提到了一個概念，新世界。一方面這個世界的新是對我而言的，我覺得自己第一次跳出自身的階層來審視這個巨大的齒輪，相信《貧窮的本質》裡提到的，“只提出問題而不給予解決方案，社會就會陷入癱瘓”，決定以更實際的方式去挑戰舊的秩序；另一方面，我確實相信，這個世界已經和我出生、成長的那個舊世界不一樣了。

比起一味地應激，我需要在這個新的規則裡找到一段可以重新編程的代碼。

我說，新世界是所有人慾望的鏈接。它脫離誰都可以運行下去，不管你是默默無聞，還是達官顯貴。性別和性向在新世界中一定是趨於一個樂觀的方向的，因為經濟運行的方式已經變了，這些都不再重要。用好聽的話講，這是一場新的革命；用難聽的話講，誰的人性在這場新革命裡都無關緊要，我們都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跨年那天，334在線上還是唱響了，因為時代變了，live不止在現場。好像今天的疫情，字節和歡喜一個聰明的舉動，收穫了口碑和經濟的雙贏，把電影帶到了線上。這都是大背景下必然會發生的改變。

在我敬重的人入獄之後，包括自己也無力再做些什麼，有段時間我確實是消極的，也失去了表達欲。不是無可表達，而是認定了說什麼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有了聲響，又帶來了不匹配的危險。社會機器的螺絲擰得很緊，每個人的思想也都擰得很緊，或許只是一味地炮灰，不會激起任何浪花。

但曾經我影響的那些人，開始對我產生了一些反作用力。在群裡認識的人，即使群解散了，他們也一直見面，戀愛，結婚，彼此打氣，在每個節日向我發來祝福，有一種超越這個浮華時代，近乎質樸的情誼。

雖然他們大多還年輕，只能提出問題，不能解決問題；大多產生了政治抑鬱，也受自身環境壓抑；但從來沒有一天，他們放棄去關心那些，無法為自己發聲的階層。也是因為他們，有一天我對同事說，“也許我現在不覺得只提出問題足夠產生價值了，但我深知，提出問題在這個國家是需要勇氣的。你們去嘲諷他們，但說到底，你們什麼也沒有失去；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因為提問題，付出了實實在在的代價。他們守護了自己的信念，你們守護了什麼呢？”

也許還是同溫層吧，不過僅僅是這2000個年輕人，就叫我重新開始心懷希望。有個網友昨晚寫道：“根本不賺錢的學生弟弟妹妹在踴躍捐款，上班族拿出一個月工資購買物資給一線醫務人員，門外漢這兩天學會醫用器材的標準區分，普通網友組建起一個個群幾乎24小時即時分享信息互相提醒，陌生人組建起了志願者網絡安撫病患，記者冒著風險留在疫區，醫生們自願上前線。誰說我們沒有公民社會的潛力？那我們又為什麼沒有呢？”

這一狀況，與我看到的也是相似的。中年人分享的大多是新聞陳述，但年輕人在廣泛地調動各種信息去伸出援手，尋求真相。讓我想起了很多名字，壽光、響水，那些不曾知曉最後卻深深銘記於心的地方。

所以有一瞬間我很感慨，好像心中的積雪又有些融化。人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還是會變得。下一代真的不一樣了，雖然為信息掌控，也可以憑信息顛覆，有更強的社會責任感。也許就是這一輩，可以實現那個公民社會。

在他們身上，我也看見了我的吾輩。吾輩是厭倦但熱愛生活的，吾輩是感性娛樂但理性嚴肅的，吾輩身上不止有經濟和數據，也仍有為人的尊嚴和理想，吾輩心中不止有我們自己，“無數遠方的人都和我有關”，吾輩不為徒勞打敗。

有些事情明知道做了也不會改變什麼，你還是一直去做，這就是相信未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