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一年還好嗎》以及作者的回复

《花與詩流落何方？這一年，被抓捕的年輕人還好嗎？ 》我昨天才看到。剛一點開看開頭就心驚膽戰，寫到了我的好友，實名，他們現在的個人處境等等。後來我另一位朋友轉來了中國數位時代上，作者本人的回應，看完後我覺得很失望。

明確受訪者全都匿名，但是被受訪者提及到的其他人，間接的，反而實名。這裡作者給出的理由「各大媒體關注被捕者處境時已經廣為提及」為由。 （稍微邏輯滑坡一下，就是，「且不論對錯，別人這麼做，我也可以做」的意思）。各大媒體是誰？外媒？中文媒體？他們轉載引用其他媒體的源頭是誰？如果要引用別的媒體，就老實地寫訊息源，「引自某某媒體」。文章沒有這樣寫。文章很多呈現，看起來是採訪所得，後來等到引起質疑，又說各大媒體都寫了，所以是援引公共資訊……這裡，不規範，不專業。 「寬泛的、易於取得的」訊息，是非常主觀的判斷。既然從法律界人士比較容易獲取相關信息，以後還是不要省事，援引法律界的意見吧。

另外，作者不知道的事實是，在上一波媒體關注裡，幾乎處於事件中心的一位朋友，親口給我痛苦地抱怨了“各大媒體”公開他們的信息給他們帶來的諸多麻煩，和延伸的後續。公開媒體的訊息裡就有很多扭曲和失實，而這些扭曲對真實的人，真實的生活也有很多不好的影響。這我當時唏噓了很久。基層辦案人員，處理某些問題在拿到權限之前，當然也會用搜尋和外媒資訊來運作。處理敏感議題的記者如果沒有這樣的基本認知，實在外行人不如實習生。如果有這樣的知覺，還這樣做，是很惡劣的問題。

那篇文章在對訪談者的選擇上就有「選擇性偏差」。採了，也沒有採深入；採了，但也沒有全採。作者本人講了“聊天”，和她對記者消息打探的態度，這一點最有問題，也是倫理失範教科書式的典範：她以為她不發出採訪申請，是在保護大家，於是她只是“聊天」。於是大家不設防地和她聊天，卻發現很多信息最終被呈現在文章裡，有如今的反應，再正常不過（即使她是從別的渠道得到信息，聊天也驗證了這樣的信息，也是有contribution的）。可以料想的是，她如果發出正式的訪談申請，被訪人一定會處於自我保護的目的有限制的提供資訊或拒絕。記者做採訪，吃閉門羹是常見的事。為了不被拒絕，一開始就不申請正式採訪的情況，也常常發生，也是常用手段。可是這樣操作常用於什麼選題？什麼樣的報道對象？什麼樣的取向？往往是負面的、調查性的、批判性的脈絡。這樣做之後的風險是什麼？受訪者在這些議題上的權力關係和結構何在？

這事件的核心當事人遠遠不止向作者表達對文章認可的三個人。其他當事人發出採訪要求了嗎？這些訪談的選擇是怎麼考慮的？其實隨便去北京的現場就可以看到，文章開頭那張照片，不二酒館都已經「不在了」。尤其是她回應中提到了ABC，DEF，兩個對文中截然不同的反應，還察覺不到自己文章的失公失允，反而固執地覺得後者“把人想壞”(這也是非常主觀的判斷）。

從結果來看，文章對一年後這群人的處境的呈現，也有顯然的倖存者偏差，甚至有美化（甚至也是以保護的名義來美化的）。一年後，那些能出國的都很幸運。行文裡反而能看出來是處罰較輕的一群人，可以想見現在當然也願意分享出來一年後的經歷和處境。他們是大多數嗎？如果是，為什麼？但處境更糟糕的很多人，至今還無法正常生活的，文章的呈現很有限。缺失了他們的聲音，這篇文章的聲音公允嗎？價值怎麼體現？另外，聽說作者身在海外，但是很多人還在國內，被迫留在原籍，作者對他們談論”如何應對恐懼“，傲慢地讓人難以接受。

作者的回應裡，她總覺得對這些弱化的處理、模糊，是在保護被訪人。實際上這種沒有任何資訊增量的、沒有實質突破的、但是又提及了一兩句的報道，提了真的不如不提。直接結果和傷害，是給人家的生活造成了麻煩，然而作為記錄事實的「意義」卻因為那一層「保護」和弱化的處理，立場片面，焦點迷失，有失公允、顯得很雞肋。

這就是採訪的不公正，也是書寫的不公正。

作者在文末也放出一位正式受訪者對文章的認同……無語。當然這一位會認同了！可是作者不該反思為什麼那麼多人反對呢？

文章列出的其他各項，即使在極其富有爭議的倫理選擇時，作者也說「這一點可以討論，但作者認為沒有標準答案」…言外之意是：「在兩難中我選擇了有利於我的一種做法。”

實際上運動本來就很複雜，去年上街的人有多少隨機性、有多少人帶著不同的訴求，以及對運動本身有特別不同的看法。文章呈現了一些，但單一線性的描述「和為敘事需要」的鋪墊反而簡化了整個事件的同時，挾持了其他的聲音。事實也是，隊伍裡很多人真的只是反對疫情政策但是不反對其他議題，甚至本身反對其他政治意見的口號。我就知道隊伍中本來有更激進的聲音，但其他人立刻反對，說這種聲音會牽連其他人，我們今天就只是反對核酸，要求正常生活。能正常經濟發展，皇上再續五百年又如何。這種聲音，有人寫嗎？這種心聲不討好吧？可是作者有沒有考慮過，這種聲音在當時的統計意義上比例有多大？它又反應了我們社會的什麼問題？

正是這樣敏感的、複雜的、關乎公眾利益的選題，才應該謹慎更謹慎，才應該權衡更權衡。才應該盡可能地囊括不同的聲音，而不是作者事先預設的某一個單一立場。這一年裡有其他很好的文章，實際上做到了平衡作者本人回應中的那些「可以討論」的爭議點：不僅在資訊來源的保護和披露資訊之間取得絕佳的平衡，也對不同意見，尤其是對媒體不一定喜歡的意見也有所呈現。

但這一篇，且不論作者徒有怎樣的出發點，筆下卻沒有這樣的工作能力；關於抗爭和運動的周年報道，除了有限的倖存者的現狀，採訪沒有突破、議題沒有突破、懷舊之外難道不應該追問其他結構性的問題？社會上其他領域的連鎖反應？誰說公共利益議題的討論一定要建立在私人資訊的洩漏中？這根本不是一個取捨的問題，而是一個缺乏專業的操作問題。文章中的部分當事人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作者還高舉異見者的情懷，」我們是面對共同的敵人“，這是一種剝奪和轉移，共同的敵人不意味著抗爭者要被媒體塑造描寫成為某種話語中的犧牲品。沒有人指責人們的不幸經驗是媒體造成的，可是，面對共同敵人的時候，本來就處於弱勢的抗爭者就經不起豬隊友坑。

海外中文媒體，其從業者、組織與運作潛意識中的立場也自然要經歷「你在為誰發聲，寫給誰看」的審視和叩問。而「流亡者」身分或異見者光環，反而蒙蔽了異地報道、遠程報道的種種客觀條件限制以及缺陷：面對複雜交織的跨洋環境，暗流湧動的長臂管轄、日益更新的境內外雙重標準和事後懲罰、人們對自由行動和自由言說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觀感。作者對安全閾值的判斷並不比別人，尤其是當事人，更具權威性或正當性。坐井觀天的青蛙，換一口井換一片天，越來越多的海外記者觸及境內議題也存在資訊偏差和曝光扭曲──「外賓記者」就是這樣誕生的。而每一次這樣的新聞操作事件不僅是在傷害被訪人對媒體的信任度，也對部分人構成二次創傷和其他傷害——尤其是那些不能接受採訪的聲音：那些兩頭不討好、在哪兒都沒有市場、怎麼都無法被呈現的聲音。

另外，文章不只是作者的，也是編輯的工作。作者列出了幾篇關於這事件的報道，然後也說過曾經面臨過要撤稿的要求。敏感事件的記錄和書寫，不是非黑即白的，”寫或不寫“，或”寫或模糊地寫”，放在哪裡寫，什麼時候寫。一些題，切入的角度、呈現的形式，都有很多技術上可以平衡，解決的問題。有的文章，急著發稿不如不發。一週年憑藉零碎的訊息急著發，不如沈十年寫深、寫滿、寫足。可是寫作者、記錄者有沒有這樣的耐心和功力？

更不能接受的是，許多爭議應該就事論事的說文章、事件、講新聞操作、文章帶來的負面影響本身。一群抱團的人開始講作者的性格品質之前的閱歷等等，為她背書。其實沒有必要，這樣做了並沒有讓觀感變得更好。對於寫作，每一篇都是從0開始。之前寫過好的，不保證之後每一篇都寫好。不願反思是最大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