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性記憶，書寫機器

編譯自：Noema Magazine上2020年12月的一篇文章“ Prosthetic Memories, Writing Machines ”

作為一種外部的、越來越智能的記憶形式，人工智能可以拓寬書寫系統對人類思維物理邊界的影響。

7月，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大張旗鼓地發布了其最新的語言生成器GPT-3 。 GPT-3，即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3（生成型預訓練變換器），使用深度學習軟件和神經網絡來創建人類可讀的文本。在整個互聯網上，人們紛紛用它創作詩歌、戲劇和其他文學形式，給它輸入從莎士比亞到蘇斯博士（Dr. Seuss）的所有內容。 GPT-3收集了大量的文學數據。

正如人工智能的新發展通常會出現的情況一樣，專家和公眾爭相評估這種語言模型的創造性複雜程度。儘管它的語言流暢令人印象深刻，但該程序最終還是差強人意：它無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文章，所以它寫得越長，就越不連貫。

在人工智能可能對創意作家構成生存威脅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它已經開始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書寫工具。像所有書寫工具一樣，它挑戰了人類思維邊界的概念。

各種書寫系統使無形的東西具體化了；將想法收集到檔案中，它們是外部記憶的基石（building blocks），可以將思考（thinking）轉化為思維（mind）和數據庫之間的交流。作為假性記憶（prosthetic memories），最早的書寫形式可以理解為信息檢索和分析的祖先，這是當代機器學習的特徵。人工智能提供了使用數據庫的新方法——新的思維和創造方式。

通過擴展人類的認知能力，寫作有助於維持深刻的文化變革（cultural transformations）。人工智能可能也會這麼做。但正如讀寫能力的不平衡所表明的那樣，我們用書寫工具講述的故事，對於文化變革來說，與書寫工具本身一樣重要。

數據庫和擴展思維

2017年，藝術家、自封為“非傳統數據科學家”（gonzo data scientist）羅斯•古德溫(Ross Goodwin)駕駛一輛卡迪拉克從紐約到新奧爾良，車上裝有一台計算機，該計算機安裝了人工智能軟件，該軟件在三個文學語料庫上進行了訓練，包括科幻小說、詩歌和“荒涼”（bleak）文學，以及Foursquare位置數據。他對算法進行了編碼，並整理了數百本書的檔案，以塑造人工智能的語言矩陣（linguistic matrix）和審美情趣（aesthetic sensibility）。在谷歌的支持下，他在車上安裝了麥克風、時鐘、全球定位系統和車頂攝像頭。

當古德溫駕駛這輛車向南行駛時，神經網絡系統從這些感官輸入中合成信息，並以一種詩意的習語生成寫作，讓人聯想到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空閒意識流散文。一路上，來自傳感器的數據激發了時而抒情、時而超現實的句子。

人工智能的文字被打印在長長的收據紙捲上，旁邊是它們生成時的時間戳，最終產生了《1 the Road》 ，古德溫稱之為“英語中最長的小說”（the longest novel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1 the Road》既是文本又是表演，突出了當人工智能參與創作過程時，圍繞作者身份分配的複雜性。最終產品是由古德溫編寫的算法編寫的。人工智能實現了它的散文風格，從用詞到語法，是通過與數據集（datasets）的動態交互，由古德溫的代碼、硬件選擇和駕駛來實現的。

"思想在哪裡停止，世界在哪裡開始？"（Where does the mind stop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gin?）這個問題開啟了，1998年由心智哲學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衛·查爾莫斯（David Chalmers）所寫的論文《外延心靈》（The Extended Mind） ，這可能是外延心靈論文中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闡述。他們的觀點在千禧年到來後越來越流行，他們否定了傳統的理解，即心智只從大腦的物理過程中產生，並止於頭骨和皮膚。相反，外延心靈理論將認知框定為我們用來完成認知任務的工具和過程的相互作用。

這樣的工具，就像數學家用來解方程的紙筆一樣，可以與我們的思維無縫結合，以至於它們在功能上像我們的大腦一樣帶來我們的認知能力。通過這樣的工具，我們的思維延伸到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延伸到我們的思維。因此，認知是從大腦、身體和世界的生態中產生的。

通過體現人類思維之外的信息，書寫系統——從手寫到一些當代人工智能——為這一動態生態增添了新的元素。小說家維克拉姆·錢德拉(Vikram Chandra)牽頭的一家新的講故事軟件初創公司Granthika ，將這種對擴展認知（extended cognition）的理解付諸實踐。 Granthika是一個智能係統和綜合寫作環境，被想像成作家的助手和簿記員——一個外部大腦。該軟件幫助小說作者構建和跟踪複雜的世界和時間線。它處理繁瑣的工作，這樣作家就可以專注於敘事元素，如主題、情節和人物等。

按照錢德拉的說法，Granthika將文本和語義融合在一起；在程序中書寫產生知識，這些知識會反過來融入到文本中。通過不斷添加到這個知識庫中， Granthika構建了一個小說宇宙的本體。它可以利用經典的一階推理（first-order reasoning）構建一個幕後的時間本體（behind-the-scenes ontology of time）；與其他數據庫不同，它可以在有意義的人、地點、事物和事件之間建立聯繫。作為想像力延續的伙伴，該軟件旨在讓作家能夠自由地從事短暫的創作。

通過將構建世界的工作委託給計算智能，Granthika成為了創意作家的認知擴展器（cognitive extender）。它體現了創造性作家和智能數據庫之間的共生關係。 《1 the Road》同樣將寫作的勞動分配給了人類和機器，儘管古德溫將他的人工智能定位為這個過程的思考和感知中心。

與傳統的孤獨作者的概念相反，這些項目將創意寫作視為人類與技術相結合的產物。但這些機器智能並沒有徹底顛覆書寫歷史，而是在書寫作為一種助記技術的進化過程中製定了下一個合乎邏輯的步驟。

記憶和讀寫能力

在這個以鍵盤和触摸屏作為交流媒介的時代，像手寫這樣的早期形式散發著一種近乎是自然的氣息。儘管手寫看起來很自然，但它也是一種對交流、認知和文化產生深刻變革的技術。

在文字發明之前，口語存在於人與人之間轉瞬即逝的空間裡，一說出來就消失了。書寫捕捉飄忽不定的言語，並以可見且持久的形式將其具體化。對話必鬚髮生在兩個活著的講話者之間，在書寫中，文字可以存在於抄寫者及其生命之外。出於這些原因，柏拉圖在《費德魯斯篇》中譴責書寫，他說這會削弱人類的記憶能力。

從購物清單到百科全書，書寫通過卸載信息存儲和檢索的認知過程，擴展了人類的思維。寫作是一種技術，它使我們能夠外包個人和集體的記憶。通過持續創建可參考的信息檔案，讀寫能力使得與語言互動的新形式成為可能——新的信息存儲技術提供了結構化的知識積累。因此，讀寫能力是邏輯、哲學和一般科學系統研究的一個核心支柱，最終產生人工智能的知識基礎設施。

除了這些一般方面，讀寫能力和口頭表達文化的學者，對於書寫如何改變思維方式和交流方式存在分歧。其中一些人，尤其是沃爾特·昂（Walter Ong）等人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對口頭文化如何使用特定的語言和記憶策略進行文化傳播，提出了籠統的說法。在他頗具影響力的著作《口語與文學》（Orality and Literacy）中，昂提到了《聖經》和《奧德賽》等口頭文本的著名文學遺存，他將語言的句法與思想的結構聯繫起來。他以此挖掘了語言本身作為記憶實踐的場所。

在此後的幾十年裡，這種觀點因其對“原始”口頭文化的過度簡化和讀寫能力的累加效應，而受到挑戰。儘管他們肯定了書寫和閱讀對思維的影響，但批評家指出，這些影響過於復雜和本地化，無法體現特定的文化特徵。由於書寫系統的性質和使用有很大的差異，學者們描述了一個多元文學的宇宙，與它們產生的特定文化相適應。

講故事的技術

作家特德·姜在其短篇小說《雙面真相》 （小說集《呼吸》中的一篇）中探討了多重文學性、記憶和主體性之間的關係。這篇小說講述了兩個平行的故事——一個發生在不遠的過去，另一個發生在不久的將來。兩者都是關於書寫和回憶技術，以及它們是如何與認知和感覺交織在一起的。

《雙面真相》探討了技術是如何塑造我們講述的故事——對自己和彼此的故事。同時，它也強調了我們講述的故事如何塑造我們用來講述故事的技術。在小說的講述中， "人是由故事組成的。我們的記憶不是我們生活過的每一秒鐘的不偏不倚的積累，而是我們從選定的時刻中組合出來的敘事。" 特德·姜最終預言了這些合成形式的回憶的局限性，以及創造性和文化實踐在激活這些認知擴展器（cognitive extenders）方面的必要性。

通過記錄人類思維之外的信息，書寫系統催生了新的知識分類和檢索方式。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出現將這種閱讀能力放大並實現了自動化，遠遠超出了人類感知的規模。

作為外部的、越來越智能的記憶形式，人工智能可以加深早期書寫系統對人類大腦物理邊界的影響。

然而，正如《雙面真相》所肯定的那樣，書寫和閱讀機器將思維延伸到了這些工具的物質邊緣之外。作為分佈在大腦、身體和環境中的認知生態的一部分，這些技術也被嵌入到社會和文化世界中。新的工具孕育了新的讀寫能力，它可以催生新生的知識、感覺和講述形式。

早期的書寫系統為新的創造力和交流模式的出現奠定了基礎。人工智能也可能如此。我們講述的關於人工智能的故事和真相，可以幫助調整和整合這些技術，為人類的表達服務。而人工智能可能也會成為一個合作夥伴，共同書寫尚未想像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