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移視線式抬槓主義”能讓世界變更好嗎？

去年在香港事件發酵之際，我和一許久未見的朋友相聚。那天的見面一開始氛圍良好，我們暢談近來的變化，遊歷過的地方、工作的進展、生活的變遷及未來的計劃。直到她話鋒一轉，提到最近香港發生的事，我們談話的氛圍立刻變得尖銳起來，就像是立馬換裝登上了《奇葩說》的舞台。

我們爭論最多的地方是關於言論自由及新聞媒體的言論立場。當我提到國內的媒體只被允許發出一種聲音時，她反駁我說，國外的媒體也是有立場和偏見的。當我說政府對很多社會問題都通過野蠻的刪帖方式來試圖掩蓋真相時，她說美國也有這些社會問題啊，而且美國的民主讓民眾擁有持槍權，你看看美國每年發生的校園槍擊案死了多少人，由此推導出民主也並非有多完美。

抬槓主義

近年來，在涉及民族主義的話題上，總會有這樣一種話術，當你批評中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和體制時，對方總會拿其他國家也存在的問題來反駁。

比如當你說中國沒有新聞的時候，TA說那美國的新聞媒體就沒有偏見嗎？當你說專制政府不好時，TA說那美國的自由民主現在也不怎樣啊；當你批判因政府壓制言論而導致疫情擴散時，TA來句，你看看歐美吧，言論自由、媒體監督、民主意識強，但是結果呢，看看他們政府的抗疫措施，現在的確診率一天比一天高。

這樣的話術不管是在網上還是日常生活中都隨處可見。在《被代表的中國人》中我提醒要盡量避免跳入輸贏遊戲中，但我自己也常常被捲入這樣的辯論遊戲當中。可見，這個世界儼然已經逃不過“你爭我奪”的輸贏遊戲。

西方有一個詞叫whataboutism，由「what about + ….」組成，中文翻譯為“那又怎麼說”主義，指的是蘇聯在冷戰時期對西方世界使用的一種政治宣傳技巧。每當有人批評蘇聯，就會收到形如“那（西方世界的某某事件）呢？”（what about…? ) 的回應。

比如西方記者在採訪totalitarian國家領導人時，問“您的國家法律有自由示威的權利，但是為什麼您的國家卻不允許人們示威遊行呢？”，這時卡斯特羅、普京們便反問“你們美國呢？”，然後滔滔不絕的舉上一堆美國如何劣跡斑斑的例子。

這種話術對大部分不去深究的人來說，乍一聽，確實有道理。 Whataboutism又可譯為“轉移視線式抬槓主義”，網絡上的很多“槓精”大部分都是用此招數來佔領對話的高地，可見這種自上而下的宣傳之有效。

使用這種話術的目的不是來討論真正的問題，而是為了轉移問題、逃避問題，是為了贏。當我談論言論自由時，對方不是和我一起討論具體的言論自由喪失的例子，不討論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而是用別國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來證明這個問題是共有的，試圖將這個問題在中國出現合理化。

而這樣的結果是這個問題被放過了，下次還是會有同樣的問題出現，造成同樣或是更嚴重的後果，因為沒人監督，沒人批評。

中美官員推特之爭

當然，中國有的問題，別國可能也有。比如最近外交部的趙立堅同志在推特上將病毒起源地推給美國。這種向外轉移內部矛盾的方式美國人用的一樣熟練，特朗普即刻發推將“coronavirus”改成“Chinese virus”，將無法解決美國國內疫情而引起的矛盾向外轉移，這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同樣讓人鄙夷。

但像這樣的“罵戰”有解決任何問題嗎？中國的言論和體制問題同樣存在，美國的疫情愈演愈烈，而且反倒加深了美國的種族歧視，在原有的問題上火上澆油。

而這種在道德泥潭里的“罵戰”發生在兩國政府官員之間更是讓人恥笑。

政府官員的言論代表的是一國國民，不是代表個人。外人了解一個國家最直觀的地方就是它的政府部門，就像你去到一個小區，第一個接觸到的是小區物業，如果物業的言語粗俗，你對這個小區的印象便大打折扣，對小區業主們的印象必然也會打折扣。

批評本國政府，並不代表讚賞別國政府。批評是指出問題，是為了更好，不分立場。只是生活在中國，身份在中國，自己更有資格提出批評，而且這種批評監督的結果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他國的問題還輪不到我去批評，並且他國的人民有能更直接影響政府的方式。

把批評本國當成是在讚賞別國，這種非此即彼的謬論被網上的一些人用來給別人扣上“歪屁股”的帽子。

「叢林法則」下社會道德的淪陷

說到底，這還是一個輸贏遊戲，遵循著“叢林法則”，秉持的觀點是“不攻擊對方，自己就有危險”，“落後就要挨打”變作“為了不挨打，先去打別人”。所以大家要統一立場，一起攻擊對方，不管自身問題多大，都要贏。而為了贏，可以毫無底線，可以拋離道德。當對方試圖污衊我們時，我們用同樣的方式污衊回去。

這種背離人性道德的行為就像是，狗咬了你一口，你把自己當作狗，用同樣的方式咬回去。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完全用動物性代替了人性，甚至忽略人性，把世界變成一個弱肉強食的森林。而從人類過往歷史來看，弱肉強食世界的最終後果便是戰爭，將人類多年建立起來的文明重歸於零。

我想，這是仍心存人性之人所不願看到的結果。

所以，對個體而言，保持自己人性的道德，不同流合污，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是如今我們每個人能為維持文明社會所做的最後努力。

外國也有

Whataboutism在如今的語境下翻譯成「比爛心理」再合適不過了。而西方有whataboutism，在中國我們也有「臭蟲論」，魯迅在1933年寫了篇《外國也有》的文章，而且比西方還早，看來我們也有“贏”他們的地方啊。 （要比也要比好的地方，比爛可太簡單了）

附：

魯迅《外國也有》

雜文集《準風月談》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希特勒）；狄昆希（德·昆西 De Quincey）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斯威夫特 J Swift）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CALindbergh，美國飛行家）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麼遠。

只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只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只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里另有存款，那麼，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古巴比倫）與馬基頓乎？ —— 外國也有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