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是我对这个社会最激烈的反抗。

“我不該害怕，我要讓他們害怕我們”丨伊朗抗爭女性的自白

2022 年 11 月 28 日

“我不該害怕，我要讓他們害怕我們”丨伊朗抗爭女性的自白

原創蕩婦二號盪鞦韆的婦女2號2022-11-28 09:26發表於廣西

這場抗爭，始於一個女孩被殺害，現在已不止於此。

“現在，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首要的目標，那就是自由：說話自由、選擇自由、自治自由。 ”

薩拉說：“在這裡，只有一種聲音被允許，一種規範被接受，而一個社會本不該如此。 ”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不可失去。 ”戈娜對我說。

伊朗境內的這場全國抗議，已持續超過兩個月。至今，已有超過1.5萬人被當局逮捕，超300人被殺害[1]。伊朗醫院以“抗議者違背政權”為由拒收傷者。

這週，我們採訪了兩位伊朗女性戈娜（Golnar）與薩拉（Sara）。戈娜的朋友已在抗爭中被殺害，薩拉的朋友也失踪兩週，後得知被逮捕入獄。當地許多人有著類似遭遇。現在，ta們中有人變賣了所有家產，罷工罷市，企圖做最後一搏。

抗議的起因是9月16日，22歲伊朗女孩瑪莎·艾米妮（Masha Amini）因“違反頭巾法律”被警察逮捕後在醫院去世。葬禮當天，就在艾米妮即將被下葬的瞬間，在場所有女性突然摘下頭巾，拋向天空，喊出這場起義中最著名的WAR CRY：

“WOMEN！LIFE！FREEDOM！”（女性！生命！自由！）

此後，人們紛紛走上街頭。軍警很快開始槍砲鎮壓，街道上的居民打開家門，邀請抗議者進入家中躲藏。人們關閉商店和企業，用罷工來表明自己的態度。

“這次我們要的是革命，不是改革。”戈娜說。在伊朗法律中，女性必須佩戴頭巾，穿著寬鬆，道德警察有權對“不合規矩”的女性進行教育、罰款或監禁。薩拉曾有親身經歷，“我就被逮捕過，他們把我帶去他們的辦公室，用腳踢我，讓我的父親帶'恰當的衣服'過來，還讓我寫下保證書：'以後一定會遵守伊斯蘭教法'。”

現在，身處海外的薩拉和戈娜，摘下口罩，露出面容，每週上街遊行，希望讓世界聽到她們的聲音。

薩拉也曾擔憂，“害怕被隱匿在歐洲各地的伊朗間諜拍照，暗中逮捕”。

但當她看到，國內的同胞，在抗爭前線接連遇害，她克服了這種恐懼：

“我要讓他們知道，薩拉，一個普通的伊朗女孩，在這里永遠不會放棄，直到這個混賬政權徹底垮台。 ”

以下是伊朗女孩戈娜和薩拉的自述。

海外，伊朗女性正在剪髮抗議

丨圖源編輯部記者

GORNAL 戈娜

26歲，伊朗北部人，現於南歐某國

就讀碩士二年級，參加過多次伊朗

海外抗議活動

01. 人民已經失去了一切

我的朋友已經在抗爭中犧牲了。伊朗的醫院以“抗議者違背政權”為由拒絕收治傷者。

從前，當人們看到家人、朋友遇害時，就會退縮，但這次不是。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對政府的槍械，仍然走上街頭。很多人還關閉了自己的商店和公司，用罷工抗議。

政府以為“人們沒有經濟來源就會屈服”，但他們算錯了，人們堅持到了現在。

伊朗人民走上街頭|圖源網絡

我在南歐讀書，會每週上街遊行。在海外堅持抗爭的意義在於，讓這裡的民眾也知道伊朗發生了什麼。

當這裡的政府支持伊朗政府的時候，民眾會質疑，“為什麼你們支持恐怖主義？”這是有用的。

據我所知，加拿大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德國政府似乎也是。當然，政治是非常複雜的事情，政府可能和政府站在一起，但人民和人民會站在一起。

一開始，我會害怕在抗議中露臉。這裡會有伊朗政府派來的間諜，他們拍照，然後偷偷逮捕示威者。但我現在已經不在乎了，我看著許多同胞在國內犧牲，我們已經沒有什麼不可失去。

我們要的是政權更迭，是革命，不是改革。

人民已經失去了一切，如果不能取得勝利，人民將徹底失去一切。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以做的，所以，必須勝利，我們也將會勝利。

我知道有些人（政府官員及其支持者）已經離開了伊朗，他們將會是這個政府的“最後一代”(the last generation)

02. 虛假報導與政治作秀

你不能相信伊朗媒體的任何報導。這次抗議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月，但你在伊朗電視台上看不到任何消息，（電視上說）“伊朗欣欣向榮，只有美國和歐洲問題頻發”。我們曾在德國柏林有一次大型抗議活動，全歐洲的人都來參加了。伊朗電視台展示了一張現場的照片，然後說“這是德國人在抗議燃氣價格上漲。”

伊朗境內從9月底開始，就已經被間斷性切斷網絡，人們無法通過社交媒體交流，更無法向外傳遞信息。

但這阻止不了伊朗人民。這場抗議沒有領導者（也並不需要通過網絡組織行動），人們自發走上街頭，前赴後繼。

已經有很多伊朗記者被逮捕、殺害，伊朗政府只知道殺人。

伊朗足球隊拒唱國歌，這是一場作秀。那天，官方暴力鎮壓了伊朗境內兩座主要城市，殺了很多人。當局需要一些事件轉移大家注意力。拒唱國歌甚至不是出於公眾壓力，而是政府指使。伊朗人討厭他們（這些足球隊員）。

事實上，在出發前一天，足球隊還參加了當局為他們舉辦的出征儀式，接受總統的“讚揚和鼓勵”，他們和政府走得很近，還曾公開說“伊朗人過得很好，（政府）在保護伊朗人”。

出征儀式報導丨圖源伊朗官方媒體

真正支持抗議活動的運動員已經被迫害了。沃麗壓·加福里（Voria Ghafouri）曾是伊朗著名的足球運動員，他今年沒有出現在世界杯出征名單上——週四，他被逮捕了，罪名是“侮辱國家足球隊，從事反政府宣傳”。

（女攀岩運動員）埃爾納茲·雷卡比（Elnaz Rekabi）在韓國參加攀岩國際賽事時，沒有佩戴頭巾和麵紗（以支持伊朗人民的主張）。回國後，她被政府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公開道歉，聲明“是無心之舉”。

ta們是英雄（而不是那些虛偽的伊朗足球隊）。還有那些在抗爭中被殺害的人，ta們甚至沒有被留下姓名。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注：沃麗壓·加福里（Voria Ghafouri）是伊朗著名足球運動員，曾效力於伊朗國家隊，一直公開反對“禁止婦女觀看男足比賽”，他最近對艾米妮的家人表示同情，並公開要求政府停止暴力鎮壓伊朗西部庫爾德斯坦地區；

埃爾納茲·雷卡比（Elnaz Rekabi）是伊朗女性攀岩運動員，10月時曾未帶頭巾、露發參加世界比賽，後來在ins上聲明道歉，被認為是遭到了伊朗政府的威脅

03. 爭取所有人的自由

在伊朗，“如果你不是穆斯林就該去死”。然後政府真的因此殺人。

女人沒有不戴頭巾的自由，甚至沒有唱歌的自由，（政府認為）“女人唱歌會激起腐敗和挑起慾望”。

他們甚至企圖建立“性別隔離”，不讓女性和男性在一起工作，因為“男性看見女性會產生性興奮”。

這場抗爭始於一個女孩被殺害。但現在，抗爭不再是為了女性，而是爭取所有人的自由。

人們應當能夠隨心所欲地說話，能夠自願選擇成為穆斯林，或是信仰其他宗教。

人民只是想要丨自由，這不應該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SARA 薩拉

24歲，伊朗首都德黑蘭人，現在南歐某國

就讀“人權與多層治理”碩士一年級，曾在

伊朗被宗教警察逮捕

01. 人民不需要“英雄“

伊朗不該出現英雄了，每個人都是英雄。

抗爭中，已經有很多人被政府殺害。我在伊朗的一個朋友也被逮捕，我們整整兩週失去了他的消息，後來終於得知，他在監獄，連他父母也不被允許探視。

還有一位勇敢的人，他的家人在前幾年被當局殺害，如今他散盡家財，團結所有可團結的力量（進行鬥爭）。這些人在海內、海外，在抗爭前線，ta們都是英雄。

在摧毀巴列維王朝後，霍梅尼曾被稱為“英雄”，被期待帶領國家走向開放，那時候女性可以戴頭巾也可以不戴，但他又建立起了新的神權統治。

我們意識到，人們不需要英雄，人民要靠人民自己。

注：霍梅尼是伊朗革命的主導者之一，一開始以“開明的伊斯蘭勢力”出現在公眾視野，對巴列維王朝的垮台至關重要，但他掌權後背棄了革命，不僅未給予人民自由，反而按照其個人意願建立了神權政治，他也是現政權的象徵

伊朗的男人也與女人站在一起。政權間接地給了男人很多好處，極力讓女人處在第二性和第二階級的位置，政府認為，“擁有特權的男人不會保護女性。”但男人們來了，大聲宣布支持伊朗女性的權利。

伊朗足球隊不是英雄。拒絕唱國歌？這只是他們能做的最微小的事情。當已經有人流血，“沉默”也將有罪。在我看來，如此多無辜的人在伊朗被殺了，他們就不該再代表伊朗參加比賽。

伊朗男人與女人共同舉牌抗議|圖源網絡

02. 社會本不該如此

伊朗電視上從來不播放抗議（場面），媒體的話語永遠是“只有極少數受到'敵人'蠱惑的人在鬧事。”“敵人”指美國或是某些敵對國家，以此將抗議描繪成“勾結境外勢力”。

在這裡，只有一種聲音被允許，一種規範被接受，而一個社會本不該如此。真正的問題不是戴頭巾本身，而是強制性的規則。

伊朗有一種特殊的警察叫宗教警察，他們整日在街上游盪，抓捕那些他們認為沒有正確佩戴頭巾的女性。我就被逮捕過，他們把我帶去他們的辦公室，用腳踢我，讓我的父親帶“恰當的衣服”過來，還讓我寫下保證書：“以後一定會遵守伊斯蘭教法”。

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蘭教，政府可以殺了你——這是法律，依照“以真主之名”。但我們不想要伊斯蘭教法，我們想要一個自由的國家：穆斯林、猶太人...不同信仰的人都能生活在這裡。而宗教的教規，應該為個人所決定是否遵守（而不是政權或法律）。人們應該生活在一個能夠接納他們真實自我的社會（People should live in a society accept them as they are） 。

現在，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首要的目標，那就是自由：說話自由、選擇自由、自治自由（freedom of autonomy） 。

我們在為權利而抗爭，而所有權利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重於一切。

03. 抗爭到底

當我還在伊朗的時候，我一直參加抗爭，如今我出國了，更要參加抗爭，因為對於國內隨時面臨死亡威脅的同胞而言，這是我能做的最容易的事。

我有責任走到街上。這能迫使外國政府看到我們，之前他們無視伊朗問題，與伊朗政府做交易，但現在（迫於輿論）他們再也不能這麼做。我們希望這些國家能斷絕與伊朗政府的外交關係。

我會想，“這次抗爭到底能否達到預期的結果？”但我對這種設想懷有負罪感。我會對自己說：薩拉，你身上肩負著更多的責任，現在需要你在正確的時候做正確的事情。

我要和我的朋友以及同胞站在一起，我希望，下一代人能夠徹底擺脫伊斯蘭政權的統治，讓伊朗重回美麗。

我會害怕那些伊朗間諜拍下我的照片。但當我看到我的朋友在伊朗被輕易殺害，我會覺得，我是抗爭者中的一員，我不應該害怕，我要讓他們害怕我們。

我要讓他們知道：薩拉，一個普通的伊朗女孩，在這里永遠不會放棄，直到這個混賬政權徹底垮台。

編者後記

兩個被採訪的伊朗女生，一個朋友死在了街頭，一個以前曾經被宗教警察逮捕，但仍然不做任何防範措施就參加了抗爭。她們用非常明確、清晰的話語告訴我：

“我已經不在乎戴不戴口罩，因為我看著許多人在國內犧牲，我知道我們已經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失去了，我已無所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