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富察的一封信

富察兄，

见信如晤。

不知道你现在在里面怎么样？能不能吃饱饭？睡觉还好吗？每天能睡几个小时？能偶尔晒晒太阳吗？有书看吗？可不可以锻炼身体？肉体上有没有遭受他们的虐待？是不是已经瘦了很多？去过那里面的人，一般都会瘦很多，对于需要减肥的人，这也许是不幸中唯一的幸事，但你本来就瘦，也无需减肥。希望你不要瘦得太多，否则当你出来的那一天，我要是看到了你形销骨立的样子，一定也会像现在一样，止不住地掉泪。

很抱歉，我到现在才站出来和你说话，虽然我一直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但完全下不了笔，开不了口。对于一个以往表达欲还算旺盛的创作者来说，我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语症，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最近几个月，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过得像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尽量把头埋在阴暗之处，任由自己被悲愤、恐惧和耻辱吞没。

虽然作为一位持续批判体制的独立纪录片作者，我完全深谙并亲身领略过极权的暴力，但还是没想到，它会以这么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到来。

4月20日上午，习惯于熬夜晚睡的我，刚刚醒来，就看到了网上传出你被秘密拘捕的消息，我当即有如电击，从床上一骨碌爬坐起来，连声惊呼，内心瞬间被惊愕笼罩。

我之前不祥的预感不幸落实了。

就在4月12日，我把修改的新书稿简介给你发去邮件，见你没有及时回复，我又通过社群媒体发去简讯提醒你查收，但无论邮件还是社群媒体，你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对于你这样一个敬业勤恳、对人热情有礼的出版人来说，这是未曾有过的反应，以前，你顶多就是周末两天不回复，周一上班了一定就会回复我。但这一次，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你仍然没有动静。刚开始我以为是你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在不久前的通话中，你提到自己最近体力有点不支，说人一过了五十岁，精力便大不如前。眼力也下降了，光看我的书稿，你就持续了好一段时间，而且是把全文打印出来，一页一页地看。不再像以往那样对着电脑就能看完。

想到这些，我只好默默地祝愿你身体没有大碍，即使身体有恙，也能早日康复。 4月19日，一个星期过去了，你依然杳无音讯，让我越发感到不安，正犹豫要不要询问一下你的同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想到一夜之后就得到了这个最坏的消息。

我完全没想到，你落入他们的魔掌已经整整一个月。

原来你是在3月19日回上海时遭此厄运，那天距离我们语音通话也只过去不到一周，3月13日晚上，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通了约一个小时的长电话，详细地讨论了我的新书稿的出版计划。就在当天上午，你给我写来长信，谬赞我：「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加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最让我感动的，是你还说了：「我也非常敬佩你孤独一人记录、分析近乎魔幻的中国底层世界的勇气和精神，并为之感动。能够认识、拥有你这样的朋友和作者，真的是我的幸运。」

对于一位坚守在极权之地的孤独的创作者来说，你的这些话语于我是一剂莫大的精神动力。这些年，因为持续批判的缘故，我在中国被封杀，书和片子都被禁，再没有出版社敢出版我的新书，连一本原本计画出版、正在组稿中的个人诗集也不得不夭折。警察也不断上门骚扰我，导致我离开了生活快二十年的北京，回到南方的山里离群索居。

「金马风波」（2019年8月，国家电影局禁止电影人参加金马影展，我忍不住骂了它几句）之后，我更是经历了全方位「社死」，在网上遭到铺天盖地的谩骂、侮辱，被扣上各种罪孽深重的帽子，以及持续遭受揭发、检举，甚至死亡威胁。影响不光止于网络。现实中，不少昔日同学亲友因为目睹了我的政治错误和声名扫地，都不敢再联系我，有家族长辈甚至斥责我令「家门蒙羞」。有关部门还到我父母所在村庄调查我，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困扰。

从那之后，我在中国已经近四年没有参加任何公众活动，再没人邀请我，哪怕是线上的活动也没有。很多人还唯恐避我不及。因为个人的社群媒介持续被封禁，我在国内的网路平台也消声匿迹。因为价值观念的缘故，很多昔日的故交也渐行渐远，直至完全割袍断义。除了为了拍摄，我在现实中的社交活动也几乎减为零，平时深居简出，过上了放逐和自我放逐的生活。

此时，你的鼓励，除了让我觉得自己在潜伏中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更让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是正确的。就是在这番通话中，你我还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安全问题，但是是你在替我这个「朋友和作者」的安全感到担忧，担心我的敏感的新书给自己带来麻烦，还询问了我有无考虑出去。而我，在这通电话里，根本就没有问起你的安全与否。

那时候，你我应该都完全没有预想到，真正的危险会于降临我前来到你的头上。我也完全没想到你马上就要回到中国，虽然电话里你提了一嘴自己和家人已经几年没有回去探亲了。但你并没有告诉我你一周后就要回去，如果你说了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告诫你「危邦不入」，劝你「三思而后行」。

因为此时的中国，尤其在历经三年疫情管控之后，彻底成了光芒照不进的土地，真正的礼崩乐坏，铁幕降下。作为持续扎根在生活现场的低调的观察者和亲历者，我都时常感到举步维艰，顿生江湖险恶之感。自己曾经在乎的「最后的缝隙」，也俨然已经慢慢合上。

你在此时回来，分明风险莫测。可是遗憾，你当时没有告诉我，要不我一定会力劝你。尽管我知道，我的劝说也许并不会在你那里生效。

你应该还记得，以前，我也劝过你。那次，我们也说到过「安全」。几年前，当你第一次向我说起你还持中国护照的时候，我比较吃惊，我以为你早拿到台湾户籍了，觉得无论从安全还是从方便的角度来说，你都应该这样做。但你当初好像对此不是太上心，似乎觉得相比于你正孜孜不倦的出版事业，它是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当我问到你回来时不担心他们找你麻烦吗，你也还是那副一贯的口吻，你说自己只是个编辑，只是个出版人。

我对你的这种固执感到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其实我也是个固执的人。我之前备受艰难和打压，都不愿离开，也让不少人不可理喻。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同一类人：在危险没有真正来临前，我们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更不会被它轻易吓倒。

但这次，你所面对的局面显然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我不确定你真的只是粗心大意，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我不知道你对自己这次回去自投罗网感到后悔没有。还有，你之前是否设想过自己「进去」的场景？说实话，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自己「进去」。尤其这些年，当我看着文字狱在这片土地频频发生，身边认识的、不认识的，不少人都「进去」了，他们中有些人说的、做的还不如我那么「敏感」和「胆大」。有些人的影响力也还不如我，有人只是在网络上说了几句话，就被判了几月甚至几年。

每当这些事发生，我都顿感阵阵寒意。就此我还跟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原来，这几年他们让我「社死」，是保护了我，要不我早就进去了。这显然是一种悖论般的无奈现实，散发出苏联笑话般的荒谬气息。

在4月12日给你的信息里，我就提到了「进去」，因为就在两天前，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判12年和8年，让我再次觉得痛心、愤慨而绝望，上一次为「进去」而有如此感受，是因为「编程随想」阮晓寰，他被判了7年。让我忍不住感慨：为何在这片土地上，总有如此优秀、正直、善良的人沦为国家的囚徒？

所以推人及己，我忍不住和你聊到他们并吐槽：「凭我这种立场和写法，我觉得我至少能够10年了吧。」尽管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但此刻我真的为此感到羞愧：在当时，我仍然想到的是自己，没有联想起你，更不知道当我只是担忧自己「进去」的时候， 你却已经「进去」了。

更早以前，你也曾经和我说起过「进去」，那一次，你在疫情初期回上海时被隔离，你提到这段「够憋」的禁足经历时，忍不住感慨「所以像王丹那样的坐完牢，还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现在，没想到轮到我来敬佩你了。

虽然，我根本就不想从这方面敬佩你。我宁可敬佩你在编书上的专业能力，你的选题、策划，以及编辑和推广能力，尽管你这些年出版的有些书我也并不喜欢，我们之间的观念也有分歧，但你的专业能力无庸置疑，和中国这边大多数的编辑比起来更是出类拔萃。

或者，我可以敬佩你在面对逆境时的坚毅——就在3月13日那通长电话中，你向我聊起如今台湾出版业的状况，说现在一般出的新书铺完所有通道，六百本印量就够了。联想起中国市场出的那些烂书都动辄几万几十万本的销售量，我不由地在电话这头感叹了一句「你真不容易」，结果你很快就反驳了我，说这其实也无所谓容易不容易，因为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再不容易也能承受，并且不觉得苦。

「你不也一样吗赞波？你也选择了一条在常人眼里看起来很不容易的路途，但那是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一定再难也乐在其中，不需要别人说不容易吧。」

是的，老兄你说得很对，我不应该这么高高在上、轻描淡写地评价他人的境遇（尽管那非我的本意）。我们面临的所有艰辛，确实是我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不需要任何人怜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属于同一类人。

即使不论你在专业上的能力和精神，其他事情也同样值得我敬佩，比如说，你那次开车带我去基隆港海边吃海鲜-——我忘了有没有告诉你，那至今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海鲜，我对你怎么能找到那么一家毫不起眼却如此美味的摊位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你带我上阳明山惬意地泡露天裸汤，上猫空看台北夜色，去十分放天灯许愿（我记得当时我在天灯上写的第一个词就是「自由」，尽管你现在身陷囹圄，我仍然要把这个最美好的词献给你）。以及，你还带我去认识了不少台湾的纪实文学作者和出版人，彼此间相谈甚欢，这些安排都如此贴心细致，深得我心。这些，统统都值得我敬佩。

我宁可敬佩你这些。我为什么偏偏要去敬佩你「进去」啊，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令人发指的囚禁本不应该存在。哪怕只有一起，也是对人类文明严重的亵渎。然而，很不幸，它就在那里频频发生。这架冰冷的钢铁囚笼，吞噬了不少善良和正直的人。现在，竟然轮到你了。

很巧的是（错了，应该是很不巧的是），我在我的新书稿里多次写到囚禁，尽管在叙事层面只是针对草原动物，但那显然是一个精神上的隐喻。我想说的是，在那块土地上，不论动物还是人，包括我自己，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都置身于欲望的铁链之下。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你当然懂我这层意思。

对了，那天给你发信息时我本来还想和你说件事，我打算把我的新书名加上「囚笼」这个关键词，成为「风景与囚笼」。我觉得它比之前的「风景」更为准确和意义深远。但因为你没有回复我，我就打住了这个话题，心想等你回复后再说。

没想到，你没有回复我是因为你已经「进去」了，进到了一个真正的「囚笼」里。我却还在外面——尽管那本质上也是一个更大的囚笼。这几个月，我不得不像老鼠一样地苟活着。这不是一个比喻，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和状况。

因为担心他们顺藤摸瓜来找我—毕竟我的敏感的书稿在你手上，以及我俩之间还有那些不无犯忌的通信和通讯纪录（比如谈到许志永、丁家喜和「编程随想」），而他们控制了你就有可能统统获得它们。

4月20日那天，我的震惊和悲愤还没有来得及稍微平息，心中的惶恐就迅速弥漫开了。我虽然也曾历经危险，但从来没有哪一次比得上这次，被进去的危险离我如此之近。

尽管，从观念和心理上来说，我其实一直并不太惧怕坐牢甚至死亡。但我最担心我要是这样进去了，我的书稿和其他未完成的作品就会落到他们手里，而从此不见天日。而它们既是这个时代珍贵的纪录，也是我的精神生命的一大部分，失去它们，会比让我进去、抹煞我的肉体生命还让我难过。

我从床上爬起来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处理「后事」。我赶紧清理拍摄素材，删除了手机和电脑里的一些纪录，紧急委托了一位可靠的友人保存我的书稿，并授权他在我遭遇不测后发布它。另外，我也向我的家人委婉交代了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该如何应对。我还咨询了律师在这种案子里能否有效介入。 。 。 。

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几乎混身颤抖，既悲愤又恐惧。我想到了读过的苏联时代或者文革时期的那些政治犯的故事，没想到在今天它变成了我的现实。

富察兄，你说多么荒谬，我只是一个创作者，仅仅因为呈现真相和表达观点，就得去面对、去背负这些无妄之灾。而你和我一样，都只是一介书生，都只是言论自由的实践者和捍卫者，却不得不如此狼狈地面对这座迎面扑来的「囚笼」。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的诘问还犹在耳边，历史却一再重演。当然，把现在的乾坤颠覆得如此黑白颠倒的，绝不只有佞幸。

震惊和仓皇慢慢减弱之后，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搜索关于你的新闻，希望有奇迹发生，你能虎口脱险，从囚笼里安然返身而归。然而带给我的仍然只有幻灭，至今你仍然音讯全无。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看到台湾人和你的作者们在为你呼吁的时候，我什么也能不说。在你被捕五十天时，我看到了文化届有三百多人为你发起声援连署，那里面有不少我认识并尊重的电影人、作家和学者。发起人之一王家轩先生之前也和我邮件往来过（他还在你的八旗文化任职时，邀请过我为他责编的一本书担纲推荐人）。我为他们为你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感到欣慰和感动，但很快，我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甚至羞辱感中。

因为这份连署名单里本该有我。我的名字还出现在连署工作小组于网上发布的连署主文中，它列举了八旗文化创立以来所获的各种奖项，我的《大路》就忝列首位，占有两项：2014年开卷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我也注意到一些媒体在报导你被捕事件时也提及了我和我的《大路》。某种意义上，我应该更有责任为你发声，因为我和你身处同一片土地，在同一个囚笼中，对你正遭受到的铁拳，我比自由世界的人更有体验，更能感同身受。然而，那时，我为了不引火烧身，只能装死，不能为你说上一句。

富察兄，你知道吗？这对于我，不光是一种深深的无力，而且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以往，我非常看重公共言说的价值（这也是我成为一名独立创作者的初衷之一），信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时常告诫自己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勇于公共言说。在熟人眼里，我也一度留下敢说真话、无畏强权的形象，这些年来，除了通过我的作品，我也为社会上的很多不公不义直接发声，包括在西藏、新疆、香港以及「白纸革命」等高度敏感的议题上，我也冒着风险，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受极权迫害的群体公开发声过。此外，我也多次为和你一样有类似囚笼经历的人大声呼吁过，比如说南都案件、刘晓波、谭作人，还有艾未未、许志永、伊力哈木等等。

那些人和我还没有什么交集，纯粹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和是非观，我就能大声疾呼。然而现在，你既是我的出版人，我工作上的伙伴，也是我的朋友，某种层面也是我的伯乐和知音。尽管我这个人不擅交际，也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俩之间应该就符合这个标准），但我和你的关系远超当初和那些人的关系——至少，他们中没有谁请我吃过那么美味的海鲜。更没有谁像你一样，和我一起赤条条地在阳明山的公共裸汤里一边坦诚相见，一边聊起文学和人生。而且，就在你进去之前的一个星期，你还给了我那么大的鼓舞和信任，且正为我新书的出版殚精竭虑。

可是当你进去了，我却不能为你言语一声。这简直既是对我崇尚的道义和血性的打脸，也是对我的人格和品行的羞辱。看到人们为你连署时，我只能躲在深夜的沙发上独自默默垂泪，心如刀绞。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所以我说自己像阴沟里的老鼠。富察兄，你能体会到我的这种心理吗？

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境遇和心态，你进去之后，我遭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精神压力，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瘦了十多斤—我比你胖，减点肥倒不是件坏事，两鬓的白发骤然增多。认识我的朋友很好奇我怎么一下子就老去了很多。这几个月，我宛如走过了几年的人生。

但相比于你在里面的煎熬，我的这些遭遇就不算什么了。尽管我们能设想一番其中的光景，但那个黑洞般的囚笼，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我没法想像你怎么打发在里面的时光，怎么面对他们施加的那些羞辱和折磨，而且不是零星半点，一天两天，再过几天，你就要进去半年了。

半年，六个月，一百八十天。一想起这点，我就更加寝食难安。甚至觉得我此刻能暂时脱离危险，享受到写这封信的自由，也是一种罪孽。

但富察兄，请放心，这次我不会再傻傻地说「你真不容易」。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个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这正是体现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所在。我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的。即使身处囚笼之中，我们应该都是始终追求并坚守自由意志的那种人，而且，我们应该没有他们所想像的那么脆弱，那么容易被吓倒和击垮。

唯一希望的，就是你在里面好好地保重自己，一定要「活过斯大林」，亲眼看着那具冰冷的囚笼和制造出它的那架暴力机器早日崩塌，这是我此刻的信念，希望也是你的。

在《大路》被禁后，我曾给读者题签过一句话：「有禁书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禁书的荣耀。」同样，囚禁你的时代，是时代的耻辱，却是你的荣耀。

盼望你早日重获自由，而且，归来的时候不会形销骨立，依然是那个聪慧、执着、坚毅、热情而真诚的人。

期待我们后会有期。再次就我迟来的信件和发声说声对不起，请原谅我之前的苟且偷生和无奈缄默。

谨祝平安健康！

你的朋友和作者：张赞波

2023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