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黨面面觀之四《論黨的領導問題》

錄入者按：錄完全文，我對這篇文章的直觀感受是「跟現當代黨政八股文半斤八兩」。本文寫於抗戰時期。蔣黨在嚴酷的階級鬥爭形勢下，為了與八路軍爭奪基層群眾，也注重建設和擴大自己的組織隊伍。作者很自信，或者說，當時的國民黨特別自信，文章開篇就宣稱國民黨長期掌握革命領導權。結合末段來看，這句話不僅是對蔣黨的黨員幹部們說的，也是對自己的另一個敵人說的，隱含的意思似乎是要跟他們爭奪革命正統。但僅僅七年後，蔣黨就拿不出這樣的自信了，只能聲嘶力竭地重複「剿匪」的詞句。

李星按：本文作者郭博宣，生平不詳，從他的文章看，是蔣黨的文宣秀才。本文刊於蔣黨影響的刊物《新認識》，對“黨的領導”問題，予以探討。看完全文，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如何加強蔣黨的向心力，通篇理解為強化組織：上級要善於領導，黨員要加深自我修養，要有鐵的紀律云云。但唯獨不談思想。回過頭看，本文發表於抗戰中期，正是蔣黨對重新壯大的共產主義力量萬分恐懼，系統性推動白色恐怖的時期。當時，蔣黨發表了《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與共產主義展開思想鬥爭。但在本文中，“黨”的作用，卻被看作一個嚴密的傳送帶式的東西，用來“領導”政府和社會。這大概反映了蔣黨自身的思想乾癟，除了依靠反共產主義聚攏起一個有產者抱團反革命的階級基礎，它並無其它可以吸引人的東西。

正如錄入者所說，40年代末期，它只會喊“剿匪”了……

『用自己工作中累積的經驗，去決定步驟；並用自己工作中新得的經驗，去改正錯誤。 』本文的價值即在於此。 ——編者

革命的工作，愈向前發展，愈充實和擴大，則擺在黨的面前的新問題與新任務，亦愈繁重。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與任務，黨的領導權必須絕對穩固；領導路線必須絕對正確；領導力量必須絕對充實；領導分子必須絕對健全，因此，領導問題，是今日本黨的最重要問題：

一種集體鬥爭及一切活動，不僅需要它集團內的各部分子，各守厥職，各盡所能，來保證勝利成功，而且需要有健全的組織領導，才能決定他的勝利與成功，譬如一個軍隊作戰，固然每個戰鬥成員的健全與否，關係甚大，而參謀本部與指揮官的好壞，關係更大。

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幾十年來，始終是由國民黨掌握著。無論別人怎麼樣破壞，怎麼樣爭奪，但事實終歸是事實，這是不能隨便否定的。本黨幾十年領導革命的結果，自然有他光榮的紀錄。燦爛的中華民國是由我們創造的，寶貴的全國統一是由我們奠定的。壯烈的全面抗戰是由我們發動的，無論別人怎麼樣污衊，怎麼樣篡竊，但是歷史終歸是歷史，這也是不能隨便否認的。然而最後的勝利仍要我們來完成，我們以前的領導力量，仍嫌不足，這也是毋庸諱言的，今後應當如何改進，確需要我們全黨上下，虛心研究，以求竟其全功。

關於黨的領導問題，在本刊的三卷三期已有過評論，現在願意把我個人一得之見，寫出來就教於我黨明達。

原則上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是義務不是權利，凡擔任領導工作的人，他的責任，比別人總要繁重，因為他不是僅是服一人之務，而是要服若干人之務，他的成敗，不僅系關係各人的成敗，而係關係某一部分人的成敗，換言之，即是關係黨的某一環的成敗。因此，一個領導人的光榮，不在他獲得了一部分的領導權，而尤在他能完成了一部分的領導工作，否則，他的領導權愈大，他對黨的愧懟亦愈大，明白了這個，大家便不至於為了領導權互爭，為了責任問題互推。

二、在黨的正確路線之下，決定了行動方針和工作計劃，就應當站在明顯堅定的政治信仰上，運用組織的力量，使它見諸實行。我們的政治信仰是三民主義，必須以三民主義作為領導的最高原則，以黨的組織來決定一切，才是正確的領導方針，才能達到我們預定的最後目標。但有些人，看錯了這一點，以為領導機關只要政治上的領導就可以了，實際的工作，不必由領導機關直接負責，甚至有些人以為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學術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私人情感，社會關係，就可以領導一切，達成任務，有時不但藐視了群眾的情緒傾向，甚至蔑視了黨的威信與主義的力量，這完全犯了高慢或幼稚的錯誤。須知領導機關不但有責任決定行動的方針和工作計劃，也有責任領導自己的決定之實現，而且人對人的服從，絕不會勝過對他所信仰的組織的服從，因此，加強組織的領導，使他超過政治領導與私人領導，是絕對正確的領導方針。

三、一個善於領導工作的人，對於所要領導的對象，以及工作性質，地方環境，工作時間，必先分析清楚，然後再在黨的總路線之下，正確的決定自己的行動方針與工作計劃，切不可為自己的情感所衝動，為自己的偏見所蒙蔽，或者為眼前的現狀迷惑，以致看不清事情發生的基本原則，趨勢與前途，而反迷離徜恍，無所適從。

中國的社會環境是複雜的，多樣的，若不細心估計，便不能從變化的現象裡，把握發展的本質，因此，我們應用虛心謹慎，誠懇勤勉的態度，蒐集豐富的材料，接近廣大的群眾，事事考究，時時學習，以求經驗的增加，而免錯誤的複雜。

四、抓住中心力量運用靈活方式，也是作領導工作的重要原則。因為無論人、事、物都有他的中心所在，如能把握住他的中心，一切事情，都容易辦，比如一群人，要一個個去領導，不但太不經濟，而且也頗不容易，只要你把握住他的中心任務，叫他在黨的影響之下，能服從你的領導，則其他的人，自然會個個跟著你走，所謂「擒賊先擒王」，便是這個道理。對於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找到工作的中心，則事半功倍，成功自易，否則，要拿一樣的力量，去應付各種工作，不是徒勞無功，便是事倍功半，不然就是你要緊的，或次要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主要的工作反毫沒成績，這是領導工作時，最要不得的拙笨辦法。

問題的中心是找到了，但領導的方式，必須靈活。對於不同的人、事、地，就得採用不同的方法和態度，公式主義、教條主義、抄襲主義，都是要不得的。因此，我們要用自己工作中累積的經驗，去決定步驟；並用自己工作中新得的經驗，去修正錯誤。

有些同志，常常不能把理論原則和實際情況聯繫起來，反而把理論與實際分離，弄成呆板的公式，套在一切不同的工作上面，不但減少了工作效率，有時反會造成工作上的嚴重錯誤。

明白了這些原則，我們現在要討論本黨領導的工作，過去的情形如何？將來的方針應當怎樣？

先就黨對下級和黨員的領導而言

本黨以往的領導工作，只是書面的指示和督促，卻未能從實際上監督推進，使從上而下，逐級的聯貫起來。因此，中央不熟悉各地方的情形，各地方不明白中央的意志，逐致一切工作計劃都無從貫徹。

中央以往對於地方黨部的工作，本來條分縷析，都有明白規定，如：民國十七年有「下層工作綱領」以七項運動為其目標。十九年有「訓政時期黨務工作方案」，以地方自治及四權訓練為工作指標。二十二年有「地方自治指導綱領」，二十三年有「縣黨部推進社會教育，合作事業，保甲運動等六個月工作試行計劃」，二十五年有「調整各省市黨部組織及工作方案」，仍以地方自治為共同努力中心，抗戰以後，復有「非常時期各級黨部工作人員及黨員工作綱要」，以及「非常時期黨員信約」。可是，各級黨部的成績，恐怕沒有一個能夠達到預期的任務。這就是因為上級黨部決定方案的時候，只求立法技術上的完善，或憑一時主觀的設計，卻不顧下級幹部的客觀條件與消化能力。事後也不嚴密考核，按成績定其獎懲，有時僅憑下級黨部的浮濫捏報，「合行准予備案」。以不了了之。實際上各種方案，除了各級黨部的干部和錄事，輾轉謄錄，曉其大略外，別的黨員，恐怕根本沒有看到，這樣形式、空泛、不負責任的領導方式，怎麼會發生領導作用。

在實行黨的任務的時候，領導實行任務的干部，是具有決定成績的作用的，同時對於各級幹部的政治觀點，中心思想，工作能力，工作經驗以及他與民眾的聯繫，與社會的關係，都應當有經常的監督與考查，以求熟悉自己的干部，而推動既定的工作。可是我們黨內，往往有擔任工作十幾年的干部，與上級黨員的負責人，始終沒有見過一面，面孔都不認識，本質如何能夠了解？

這是本黨以往領導工作上，很明顯、很粗淺的第一個缺點。

一個黨員，應當視黨的休戚為本身的休戚，視黨的成敗為本身的成敗。這是天真地義的真理，但是要養成這樣正確的觀念，最要緊的要提高黨員的組織意識，叫他視黨部如家庭，視同志如手足，生命貢獻於黨，生活溶合於黨，自然什麼時候，也不會與黨脫節。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也必須黨的領導人，視黨員如家人，愛護他，體諒他，用其所長，補其所短，解其困躓；計其福利，大家才能水乳交融，膠漆相結。

可惜，我們的黨，以往只有私人的相互維繫，只有派別的分歧領導，上上下下相互敷衍，相互利用，而組織的意識反消蝕得無影無踪。

這是本黨以往領導工作上第二個缺點。

領導工作的最大作用，是要大家，意志統一，力量集中，朝著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一種力量，能夠抵制和克服一般人：易散慢，易動搖，不堅忍，不團結，不一致的最壞習氣。

惟有鐵的紀律，是戰勝這種壞習氣的銳利武器！

因為所謂紀律，就是黨員服從黨，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領袖。而且是自覺、自願、自動的服從。

可惜，我們以往因為領導無方，以致廢弛了紀律；因為紀律鬆懈，而致削弱了領導力量。

這是本黨以往領導工作上第三個缺點。

今後的建設方面，我覺得只要我們能夠根據前面所提出的幾個原則和幾個缺點，努力改進，則消極的建設，可以得到相當效果。關於積極的建設，則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加強黨的組織：正確的領導路線。還須在組織上保證他的實現，正如一個軍隊，如果他組織散漫，不論他有如何賢明的領導官長，恐怕也要在散漫中，消弱了他的領導力量，尤其中國這樣的散漫社會，養成了大家的散漫習氣，假若不先從組織上入手，強化了黨員的組織意識，領導工作，實在不容易進行。比如黨員移轉報到，這是一個黨員應當履行而且極容易履行的手續，然而因為大家沒有重視組織的觀念，行止儘管變動，卻從來不去注意這個問題，大家都成了沒有組織的游離黨員，領導工作，何從實施。自然我們也不能忽略領導與組織，有相互連帶作用，但我認為組織應先於領導。

二、嚴格訓練負領導責任的干部，在領導工作中，負領導責任的干部人選，是決定成敗的重要因素。我們的黨，有光榮的革命歷史，有偉大的領導原則，有英明的最高領袖，然而我們的領導工作，偏做得沒有成績，這期間中下級領導幹部不得其人，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本來一個人，不能天生就是領袖人才，也不能天生來就是尾巴壞子，必須你有超人的道德和能力，有指導人的熱情與精神，人家才會景仰你，服從你，自己也才願意以服務的態度，助人的性質，去領導人。然而良善的道德，堅強的能力與偉大的熱情的抱負，一方面須要自己修養，同時也須要黨的培養，我們的黨，以往忽略了這些，今後務必注意起來。

此外注意黨員的成分，加強黨員的教育，都是黨的領導工作上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假使「黨員入黨以後，信仰主義與實行主義的情形如何？服務精神和工作成績如何？經驗能力有無長進？對於革命有無貢獻？既沒有認真調查，又沒有嚴格考核……要求黨員熱心工作，負責向上，如何可能？」（總裁語）老實說，如今日的若干黨員，入黨後連三民主義沒有看過一遍，黨也不設法指導教育，自然他對黨沒有認識，不願意接受黨的領導。黨員的本身如此，在社會上如何會發生酵素作用，擴大黨的影響？黨的領導工作，又如何能以推動？

就黨對於政治的領導而言

我們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家，「我們的政府是由黨產生出來的，黨是政府的一個靈魂，政府完全要黨來指導，要黨員來擁護扶助，才能實行我們黨的政綱，發揮我們黨的效力！」（總裁語）所以，黨治時期，由黨來領導政府，是應當的，合理的。但我們要認清的事：（一）黨領導政府的目的為何？ （二）黨領導政府的方式應當怎樣？

就目的來講，我們的黨所以命令政府，指揮政府，是要政府發生效力，實行黨的主義和政策；並不是說我們的黨拿到了政權，我們的黨員就應該得到很大的或相當的權利，就應該做官，就應該在政治上無條件的享有特殊地位。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是黨員，就不應做官，如果我們的黨員，有政治經驗，有政治抱負，為了推行黨治的順利，政治上有了機會，應當盡先任用黨員。然而過去黨員和政府的人，都犯了認識不清的錯誤，在黨員來講，他認為現在是黨治，是國民黨的政權，凡是國民黨的官員，都應當掌握政權；但政府中的人又認為：總理說過，以黨治國，是以黨義治國，不是以黨員治國，黨員應當以服務為目的，不應當以奪取為目的，「衙門重地，黨員不得擅入！」連黨員中，以往也有這思想，我認為這都是沒有認清黨治的意義和目的。過去黨部與政府的摩擦衝突，也是這種思想在從中作祟。

就方式來講，「必須使政府黨部完全打成一片。這就是說，將黨的力量，容納於地方上各種固有的政治和社會機構之中，而政府依據法令來運用此等機構而發揮其力量」。 （總裁語）黨部不應當隨便乾涉政府的工作，政府也不應當任意排斥黨員於各種事業之外；但是過去的黨政關係，正是犯了這種錯誤，黨部的同志認為既「以黨專政」，則一切政治措施，都應當聽從黨部的指導，設若政府一切自作自為，黨務工作即毫無內容可言：相反的，政府人員，則以為黨部的工作僅是協助政府對民眾作有效的宣傳，若妄談政治，便是牽制政府。

歸納起來，黨部想用直接指導的方式，去領導政府；政府則用表面敷衍，實際拒絕的態度，去應付黨部。在這樣明爭暗鬥的情形之下，黨政關係，便成了極不協調的病態現象。這種錯誤的原因，在黨部方面，是民國十五六年前，共產黨在黨內所遺留的左傾幼稚陰謀，沒有澄清，在政府方面，是幾十年來封建勢力在政治上所留的官僚餘孽沒有洗盡。

幸而我們的黨，自從總裁提出改進黨務與調整黨政關係辦法以後，黨政關係，已經有了正確的分界，以後只要各級黨政機關，切實遵照去做，黨政關係，當能妥善調整。

就黨對於民眾的領導而言

領導民眾和領導黨員及政府，其間迥然不同，因為本黨的黨員和黨治下的政府，對於黨的路線和決議有服從的義務和一致執行的責任。在黨內工作時，關於黨的任務和策略，只要向每個同志解釋清楚就夠了，領導政府也是一樣，只要政府的官吏，明白了黨治的意思和自己的職權，對於黨的決議和主張，即應當很忠實的執行，至於帶有封建氣味的官僚，那卻又另當別論。惟有領導民眾工作，其對像是：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水平各不相同的千百萬廣大群眾，因此領導的方法，要復雜得多，曲折得多，變幻得多。

領導民眾的工作，雖然比較困難，但總裁卻指示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他說：

「對於就業於公私各機關與生產集體，民眾團體的黨員，分別組成黨團而運用之，並得舉行黨團會議，使各個黨員秉承黨部的決定和指導，對各項法令的推行，與一切社會生產公共事業的促進，率先努力，以為表率，從工作上取得真正領導地位，同時用種種方法影響其他份子，使同趨積極。」

的確，如能以自己的道德，學問以及工作成績，吸引起了群眾的信仰，再把革命理論印入了群眾心中，其力量是偉大的，因此，在群眾中獲得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任，是領導群眾工作的重要技術，也是總裁對我們指示上的主要意義。為了達成這種任務，我們的領導方法應當是：

一、領導人必須深入到各種環境和人民中去，考察各種實際情形和民眾的情緒與傾向。假如黨的決議和主張是正確的，而民眾不能接受時，必須用誠懇的說服辦法，以達到我們的目的，假使黨的主張和政府法令，有時與實際情形鑿枘時，也必須明白了癥結所在，提供黨與政府，可能的修正。切忌用站在民眾之上或民眾之外的態度與辦法，去領導群眾。

二、領導民眾的態度不但要誠懇，領導民眾的心地更要光明，若存了利用民眾的心理，而運用煽動的方式，那是絕對不正確的領導方針。共產黨歷來為了鼓勵民眾，常是把自己的口號唱得很高，把民眾的情緒激烈得很熱，但結果一切的諾言，都是不兌現的支票，這樣的民運工作，其基礎是建築在泥沙上面，不管當時的情況如何熱烈，結果也不過曇花一現。三民主義的民運方針，歷來不採取這種手段。

三、領導民眾幹部的問題，是領導工作中的基本問題。其人選應當從民眾中培養出來，才是最合理的辦法，因為他來自民間，才了解民眾的痛苦，才有親近民眾，為民眾謀福利的熱忱。選拔西服革履，長袍馬褂的先生，去領導民眾，有時總難免物非其類，一切流於隔閡。

四、為了爭取廣大的群眾，到我們的革命戰線上來，我們不但要成立各式各樣的群眾組織，更應當善為運用。不過應當於舊的組織中，灌輸新的內容，於舊的軀殼中註入新的生命，最忌將新舊組織，形成對立形態，有意無意的發生摩擦。

此外還有一種重要的領導工作，那便是思想領導，這個問題，在今日全國承認服膺三民主義的時候，應當是意志集中，目標一致，用不著再來注意。可是，野心之流，儘管表面上宣言，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但事實上仍想盡了方法去曲解，用盡了力量去混淆，總想把思想界仍鬧成黑漆一團，好在那裡混水摸魚。這樣的局面，仍需要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對我們的主義研討，發揚，以便以理論克服理論，以真理打擊邪說。

我們檢討了本黨以往的領導工作，的確發現不少的缺點，需要改進，不少的地方，需要建設，但我們應當認清：「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兵士的都要服從，照原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如果一部的軍隊，看出了命令不對，便單是首尾不能相顧，自亂陣線，便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全軍就要覆沒了。」（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這是我們對於黨的領導，應有的態度，至於對於黨外，我們則應以克制的方法，在工作上盡量改善方式；以競爭方法，在同志間設法督促工作，以鬥爭的姿勢，與敵人努力爭取領導！

三十、六、十一，於南泉。

（1941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