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寧《思痛錄》出版經過

1997年底，我供職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提出了一套選題構想，在世紀之交推出百年人生系列叢書，通過老人回溯人生經歷，反映百年曆史風雲變幻，記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第一本是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出了此書後，責任編輯韓敬群提出這個叢書選題。為此，我們大家行動起來，四處聯繫作者，我也積極參與其中。

我從身邊的人開始尋找。我問哥哥丁東是否可以提供線索。他告訴我，作家韋君宜寫了回憶錄，他在《百年潮》、《黃河》、《散文與人》上讀過部分章節，感覺很棒。我高興壞了，趕緊向總編輯李志強匯報。我告訴老李，聽說稿子在牧惠手裡，不知可否去取稿。老李說，牧惠的自述不成，韋君宜的應該可以。

當時韋君宜已經中風多年，臥病在床，她把書稿托咐給了親家牧惠。這部書稿聯繫過一些出版社，均並未成功。 1997年12月，韋君宜80歲。生日聚會上，於光遠敦促牧惠，一定要幫助她實現出版此書的願望。我聽說，作者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見到書的出版。老李說，你去拿吧！咱們盡一切努力快出。老李給了尚方寶劍，我就約上丁東，騎車直奔沙灘牧惠先生家取稿。

牧惠先生是雜文家。我猜想中的他應該很有棱角。而我到了他家，看到開門的是一個瘦瘦的親切和藹的老人。

我看了一下稿子，知道這是韋君宜最後的作品。九十年代初，病中的韋君宜把這部書稿全權託付給牧惠先生。此前，牧惠為出版這本書已經付出了很大努力，仍未如願。他告訴我，韋君宜生命危在旦夕，神誌仍然清醒，她一心渴望此書出版，不然死不瞑目。

我拿出準備好的合同，遞到了牧惠先生手裡。我說，一定盡快出書。牧惠先生非常高興。合同上寫的稿費標準是千字45元。丁東搭話說，還是以版稅方式付酬吧。我說，如果要改，我做不了主，得回社里重新請示才能決定。牧惠一聽，說只求快出，沒有其他條件。他問我，能否兩個月出書。我說，還是簽三個月吧，我們一定不拖。於是，當場簽約，5月底見書。牧惠先生信任地將書稿交我帶回。

拿到書稿，我連夜通讀。讀完全書之後，被深深打動。全書以自述方式展開，作者選取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就是她本人親歷過的各種運動。沒有經歷過運動的人，實難體會什麼叫運動，不知道交出尊嚴、交出人格、交出良心，多麼殘忍，多麼觸目驚心！

讀著這本書，我被作者回憶觸角探測到的深度而震驚。她讓我重新認識了韋君宜先生。我又喜又憂，喜的是拿到一本好書，憂的如果書出不來，怎麼交待！

我向老李做了匯報。老李說，把稿子拿給我看一看。他看完之後說，我看這部書可以出。這是一個文化老人說真話的書，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徹大悟！個別地方刪一點就行了。有老李這句話，我心裡踏實了一半。

於是，我趕緊編輯加工。由於這部書稿是韋君宜晚年在病榻上寫的，有許許多多抖動的字符，已經不大好辨認，行文上也有疏漏。我作了必要的彌補。但這不是主要的難點，難點是如何避免風險。為了規避風險，我們把一些人名刪除了；把一些分量太重的話也刪了。比如，韋君宜寫到：“當時，有個中央文件，第一句話就是：'特務之多原不足怪。'這種文字，見諸文件誰能寫出？我在猜測，康生好像只能寫出個'搶救失足者'。”哪怕韋君宜見過這樣的文件，為了保險，還是刪去了這幾句。又比如，韋君宜回憶反右時寫道：“當時我已經模糊感到，這是中央不要這些學生運動中湧現的優秀幹部，不要這些正是年富力強可以有所作為的人才。原因是什麼呢？無非就是他們多少還有些頭腦，又年輕，不可能完全不動腦筋'響應黨的一切號召'，如我所已經做到，而這時稍有思索，所正在為之痛苦的那樣。”這樣的話，編輯加工時也給刪除了。

我們把原稿中“緣起”和“開頭”合成了一篇。她還有一章回憶了平生經歷的最後一場運動，也不得不拿掉。總共刪節了約一萬字。經過二審、三審，書稿終於完成了所有的程序。

我寫的審讀報告歸納了這部書稿的優點：

其一，寫作態度極為真誠，全無一點造作，作者素樸地、坦誠地回溯往事。整部書稿不靠議論拔高什麼，而是展現出一些史實、事件、人物。在作者真切的回憶之中，讓人們重溫過去的事件；那些人與事，經她的筆觸描寫出來，不禁讓人陷入大是大非的大思索。她曾接觸許多政界、文化界的名人、要人。對於這些人物，人們往往所知不多，只是遠距離觀望，也就無法把他們當作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走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而韋君宜的自述，幫助人們了解他們在歷史中的真相、揭開歷史神秘的面紗。比如，她寫周揚，就把一個曾經整過許多人、後來自己也挨整，做過多年黨的文藝工作掌門人的內心痛苦，生動而具體地表達出來，讓人對歷史那無形的力量感受得無比真切。

其二，寫實特點十分突出。寫運動來了，人人有“運動胎記”，書中記述運動中人人為自保而頑強地表現自己，那些生動的描寫讀了讓人心中十分酸楚。比如她寫周揚，也在反思、懺悔自己。她始終在寫自己的心路歷程，不是一般地回溯，而是反思追悔著昨天。正像她說過的，他們這一代人的反思是以全部生命、痛苦做代價的，這就使後人越發感覺到歷史的沉重。韋君宜寫她在延安時挨整，寫她後來轉換角色，也整起了別人，她的懺悔因其真誠，格外讓人深思。

《思痛錄》樸素平實，娓娓道來，我閱讀後內心無法平靜。韋君宜寫自己的丈夫楊述，不是一般地記述他如何憨厚正直，如何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而是寫出一個當年才華橫溢、頭腦犀利、全身心投奔革命的知識分子，怎樣漸漸地失掉自我，怎樣迷茫而麻木。她痛心地寫道，當楊述去世時，她覺得自己對他是多麼不公平，她也參與了對他打壓迫害的行列。她在悼念中夾著無言的控訴，她在追思中隱含著對不公的譴責。

我們環環相扣地完成編校流程。即將開印的時候，又出了一波情況。韋君宜1957年險些被打成右派，蒙蔣南翔相助，得以倖免。回憶錄中提到了此事，也提到他把別人打成右派的事。為此夫人把電話打到美國，向當時出差的韋君宜女兒施壓。此時韋君宜的女婿正面臨提拔，他們提出可否推遲出版。牧惠先生深知出版機會來之不易，頂住了壓力，不同意延遲出版。

1998年5月12日，《思痛錄》終於問世了，比合同期限提前了18天。我拿著樣書，和牧惠先生一起，立刻趕到韋君宜的病床前，把書送到她手上。韋君宜已經說不清話了，但看得出十分激動。牧惠也非常激動，他說：“我終於完成了於光遠流淚給我下達的任務!”

這書投放市場後，一再脫銷，兩月內印了四次。韋君宜女兒找到出版社，提出將合同從稿費變成版稅。社領導說，可以從現在起，重簽合同，改為版稅；以前的部分，沒辦法變動了。後來，合同到期，這本書轉到韋君宜生前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遺憾的是所用的版本，還是我們的刪節版。但願今後的某一天，《思痛錄》能以完本的形式與讀者見面。

這本書是我三十年編輯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本書，也是明知有價值，又不得不硬著頭皮刪節的書稿之一。既作了產婆，又當了“屠夫”，既感欣慰，又存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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