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民族主义：南韩与中国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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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8月24日，日本福島核電站開始排放經過處理和稀釋的核廢水，此舉引起韓中兩國民衆强烈抗議。有報道顯示南韓民衆最遲6月就開始囤鹽，導致該月南韓鹽價上漲27%。與中國民衆搶碘鹽爲“防核輻射”略有不同，嚴重依賴海鹽和海產品的南韓人，既擔心鹽價上漲，又擔心海鹽輻射超標。南韓最遲至7月中旬就開始出現抗議人群。8月24日當天，有16名南韓示威者衝進日本駐韓大使館。中國各地雖然沒有形成較大規模反日游行，但在8月24日前後經中國官媒大張旗鼓報道後，中國各大社交平台上反核廢水排放和反日話題開始占據熱搜，這一熱點也席捲到了推特中文圈。韓中兩國在此次聲討日本的集體行動中，雖然同樣有反日情緒，但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這樣的情況與韓中兩國不同的民族主義特質有關，而不同的民族主義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也不同。

同样是民族主义，南韩与中国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同样由于历史问题和岛屿纷争，都对日本抱有怨恨情绪。要说不同的地方就比较多了。

本文将从反日情绪、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三个角度，来比照韩中两国的民族主义。但光有比照是不够的，透过比照评估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对于重新认识韩中两国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1. 反日与仇日

今年3月16日，南韩总统尹锡悦开启日韩关系破冰之旅。这被认为是2011 年以来，南韩总统首次在非国际会议的情况下访问日本。 8月19日“美日韩峰会”固然振奋人心，但是日韩两国罅隙已久且时有摩擦。

有人把日韩关系称为“亦敌亦友”，但两国关系也被认为像“曡曡乐”积木游戏，任何一方走错一步，都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直接崩盘。

2015年，在日韩两国共同努力下，两国外长为修复两国关系达成了“慰安妇协议”。时任日本外相的岸田文雄，不但代为转达了日本首相对慰安妇问题的道歉声明，还承诺提供10亿日元赔偿。慰安妇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定时炸弹，这项协议原本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三周之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却在日本国会称，证明慰安妇是被强征的历史文件不存在。这番言论再次引发南韩民众怒火，迫于民意压力，南韩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希望安倍首相向慰安妇受害者直接去信致歉，但是遭到安倍首相以已经道歉为由拒绝。两国关系再次降温。

2018年南韩最高法院判决日本须为强征劳工做出赔偿，并向涉事的日本企业求偿，诉讼律师团甚至上诉要求冻结这些企业的在韩资产。直到2019年，不断有其他日本企业遭到类似赔偿判决。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日本强烈不满，遂成为“2019年日韩贸易战”导火索，这场贸易战也使得两国关系降到1960年以来历史最低点。

虽然韩中两国都有针对日本方面争议性行为的应激反应，比如眼下的核废水排放问题和2012年“钓鱼岛购岛事件”（再早一些还有“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事件”），与南韩围绕具体历史议题向日本寻求道歉和赔偿引发的反日情绪不同，中国的反日情绪主要不是围绕诉讼和求偿，而是主要基于历史教科书和媒体煽动。

尽管“南京大屠杀”成了日中两国关系迈不过去的坎，但是日中两国之间，并没有出现像韩日之间围绕“慰安妇”和“强征劳工”历史展开的长期诉讼和公开政治斗争。 “南京大屠杀”更多是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在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某些举措表达不满时，中国媒体和自媒体会不断重复强调“南京大屠杀”和“第二次日中战争”（中国称为“抗日战争”）历史，来传播仇日情绪。即便中国媒体和民间不断有声音发出来，要求日本道歉认罪，但这种做法与围绕旷日持久的诉讼和政府公开斗争来争取道歉和赔偿，还有很大区别，因为后者目标更清晰、更具体、也更务实一些。相比之下，中国的仇日情绪比较容易抽象地集中在历史问题上，并且宣传层面远大于两国政府的公开政治斗争。

另外，中国没有集会自由，也没有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公开党争。中国自2012年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以后，很少出现成规模的反日示威。南韩则不同，反日示威经常爆发，而且南韩左翼政党通常持更强硬反日立场。就在这次核废水排放问题是，南韩反对党就公开站出来煽动民意反对日本。相比之下，中国民众接收更多的是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传播的抽象仇恨。中国频频爆出“抗日神剧”也反映了民众一般社会心理，尽管引来普遍嘲笑和反讽，但是这类神剧仍然拥有较大市场。

中国没有反对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仇日情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逆的，而且中国在2010年以后，国家领导人再没有在非国际会议的情况下访问日本，两国也没有出现关系回暖迹象。

但是南韩不同，南韩的右翼政党通常是持亲日立场的。南韩立国后，受美国政府扶持，原先与日本殖民政府合作的韩国人（不一定是“韩奸”）大量留任于新政府中，与从北韩南逃下来的基督教群体，组成了南韩主要的保守党势力。而先前最激烈反对与殖民政府合作的左翼分子则组成了南韩左翼政党势力，虽然在冷战期间长期受到打压。 2021年，有研究者注意到，出于对文在寅左翼政府不满，南韩年轻族群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化，这间接预言了2022年尹锡悦右翼政府的胜利。尹锡悦当选前，有观察者发现20多岁年轻族群和60岁以上中老年族群倾向右翼政党更多一些。

文在寅政府与同为美国盟友的日本疏离，却与中国和北韩走得很近，但这种状况是可以被反对党纠正的。但中国的反日传统很难被纠正。中国政府中严格来说不存在亲日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日中关系时好时歹，与其说是受到亲日派影响，不如说是务实派占据主流：因为跟日本融冰的同一派人，也操纵了2005年、2010年以及2012年三次全国性大规模反日示威，其中中国政府对日本态度是强硬而不是妥协，甚至还有点故意无事生非、大惊小怪。 2013年以后，中国再没有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并非是中国政府对日立场有所软化——因为在长达10年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也不再对日本进行专程国事访问——而是在此期间中国加强了社会高压，而日中关系一直处在谷底。由于缺乏反对党，中国政府的反日传统很难得到纠正或平衡，尤其在相对更加务实的改革派逐渐销声匿迹以后，中国政府也跟着放弃在日中关系上的务实做法，而反日传统顽固依旧，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反对党的机制性平衡力量来牵制反日潮流。

因此，可以说，在面对日本事务时，南韩的民族主义势力可以受到正常政党轮替调节，民间的反日情绪通常是有具体目标的，但是不一定同时体现在政府外交工作中，比如“慰安妇”和“强征劳工”问题体现在政府外交中，但日本核废水排放却没遭到南韩政府强烈外交抗议。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的反日情绪长期以来是失控的，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即便是务实路线主导的改革派政府，没有第二股力量牵制或驳回反日潮流；其次，中国的“反日”情绪更接近“仇日”，与南韩根本不同，“仇日”不需要有具体目标，任何的抽象理由都可以用来煽动仇恨。虽然韩中都采取同种抵制日货、鼓吹国货策略，甚至韩国人在某些行为上比较过激（比如断指、剖腹、自焚），但是“仇日”比“反日”更危险、更不可预测、也更不可逆，在缺乏平衡和牵制的情况下，仇恨还更容易引发国际冲突。

在理想情况下，日韩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在“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这一目标并非遥不可及，这是日韩关系修好的发展前景。但是日中关系却没有一个要达成的目标，两国既没有围绕历史事件的谈判或诉讼，也没有途径达成“和平”协议、放下仇恨，所以也看不到日中关系修好的远景。而且对仇恨来说，报复才是唯一目标（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相比之下，泛泛地要求日本认罪、道歉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即便日本政府通过公文和电视讲话正式道歉、一再道歉、反复道歉，中国民众仇日目的就达到了吗？如果日本政府那样做，中国方面提出任何有理无理的要求，日本都须无条件满足，否则日本就是道歉态度不诚恳，就等于是不认罪，然后中国又再要求日本认罪、道歉……如此反复。这种用历史屈辱来要挟日本的做法，不是一种正常心态：日本历史上犯了罪，不等于世世代代要做牛做马来赎罪，这不是平等的国际关系。

所以，事实上韩国采取的策略更可取一些，反而是为将来修好韩日关系指明目标。但是中国采取的抽象而且模糊的策略是不可取的，也非常不利于日中修好关系。在中国社会流行一种观念——“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这种观念是很扭曲的。事实是：放不下仇恨，也做不了朋友。而且怀抱着功利态度去交朋友的人，交不到任何真朋友。再者，根据民主和平论，英美等民主同盟之间，要再演变成敌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功利主义观念根本就站不住脚，用功利主义态度来交朋友，最终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日韩关系反反复复与日中关系反复无常，有本质区别。

2.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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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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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结

经过从反日情绪、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三个角度考察，韩中两国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民族主义特点。本文作者认为，南韩在反日情绪上采取的清晰化策略是有助于修缮韩日关系的；相比之下，中国基于煽动和灌输的历史仇恨没有指向清晰的目标，非常不利于改善日中关系。南韩保守主义政治在反共产主义与寻求外交自主权之间摆荡，既保守又开放；相比之下，中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则基于国情论、文化特殊主义，反对普世价值，导致自身逐渐陷入孤立主义困境。南韩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南韩成功开放互为表里；相比之下，中国固守趋于僵化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即族群民族主义），既是灌输和煽动的结果，也是全民共谋的结果，还是一种坐井观天的乐观主义，不但压制个人主义和牺牲个体价值，还无助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因为当代中国文化不但没成功实现现代化改造，还一味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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