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及其在埃塞俄比亚的应用与发展

在全球化和产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特例，同时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中国从落后的经济中崛起，并从所谓的崩溃中崛起。 1992年初，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者和媒体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发展战略。 “北京共识”、“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术语开始出现在学术界。 2004年5月，美国学者约书亚·库珀·拉莫发表了北京共识。在本文中，拉莫基于华盛顿共识（Ramo，2004）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了全面分析。

“北京共识”的争论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能否提供新模式的争论。支持者称赞它解释了自非殖民化以来，南方能够遵循自己的政治方向并找到不符合西方愿景的合作伙伴、国家和企业（Gresh，2008）。批评者可能会质疑北京共识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赵，2010）。尽管中国发展模式的确切特征仍有争议，但“中国模式”经常因其在保持中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同时快速经济改革的战略而受到强调（Kennedy，2010）。许多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功于其非传统的经济政策方法，即混合所有制、基本产权和政府干预。然而，事实上，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一直由一个无私的政府统治，当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群体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它采取中立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比其他专制政权更有可能采取促进增长的政策的原因。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Yao，2010）。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是“国家驱动的发展”，最强劲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国家，而不是来自市场或社会。国家对发展的承诺使其能够动员国家努力纠正所有不利于发展的观念、政策和举措。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模式”实际上只是对东亚模式的修改。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新加坡、韩国等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相似。当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政治威权主义恰逢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时机，这导致了快速的现代化（Zhao，2010）。

更令人不安的是，即使在中国学界，对“中国模式”的概念也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它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没有具体说明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长期宏观战略目标。清华大学的秦教授也表达了他对中国模式的担忧，认为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威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秦，2010）。因此，所谓“中国模式”的概念充满了模糊和难以界定的特征。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政府对中国模式的存在和概念化没有官方定义（Hodzi，2020）。在中国国内，这种“中国模式”更多地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这种模糊性似乎并不妨碍北京寻求将自己的发展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近年来，没有什么比习近平 2013 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框架更受关注，“一带一路”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贸易网络（世界银行，2018 年）。的确，“一带一路”倡议将改变欧亚大陆的经济核心，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重大转变，表明中国正在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以适应其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地位。

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非洲取得重大进展。官方声明称，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为加强中非外交、安全、贸易和投资关系提供了一个磋商和合作机制的平台。通过“一带一路”，非洲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获得中国投资，同时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经贸合作区，建设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目前，中国已与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个“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53个非洲国家。事实上，从1956年与非洲第一个国家埃及建交，到关键的三分之一票支持中国进入非洲，近70年来，非洲一直是中国打破国际孤立的重要外交举措。 1971年加入联合国。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摆脱了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开始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非洲国家既有中国需要的资源，也有巨大的市场，为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中国连续多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也是最大的债务国。

尽管“中国模式”的定义模糊不清，对中国的参与也存在担忧和质疑，但它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坚持认为，其在非洲大陆的大规模参与是“南南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帮助非洲释放其发展潜力，并且其经济参与比“北方”更具合作性和对当地需求的响应。 . 2006 年 6 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上，津巴布韦政府率先实施了“东向政策”，寻求加强与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和贸易联系。

21世纪初，“发展状态”理论被重新引入。非洲各国政府和学者一直在积极研究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并结合非洲当地国情进行探索和实践，创造了发展型国家的热潮。但中国的发展模式真的能激励非洲国家吗？下面，我将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考察中国模式在此的应用与发展。

本世纪头十年左右，埃塞俄比亚一直以经济高速增长的正面形象、“非洲崛起”的典范、甚至被称为“非洲版中国”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但事实上，作为非洲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口众多，但矿产等自然资源匮乏，农业一直是其支柱产业。在政治环境方面，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当代，两国都是一党制国家。在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EPRDF) 自 1991 年以来一直掌权，直到 2018 年发生政治转变（Ziso，2020）。这都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结构转型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和埃塞俄比亚实际上有着相当悠久的商业关系历史，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始于 1950 年代。埃塞俄比亚一直致力于发展型国家模式，自 1991 年 EPRDF 上台以来一直在进行重组，中国被视为潜在的经验来源。随着埃塞俄比亚寻求复制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经验并复制发展路径，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牢固（Nicolas，2017）。 21世纪初，埃塞俄比亚采取工业化政策战略，目标是将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其中，政府大力推进国家建设，经济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国家重点，2010年后制造业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成为中心目标。在此期间，受到东亚经济增长和发展实践的影响，工业发展战略侧重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行业（Oqubay，2015 年）。

中国的发展模式方法基于对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的大量投资。在中国，“以基础设施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战略一直具有驱动力，但同样的战略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似乎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在能源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如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公路、铁路、码头和天然气管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主要项目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于 2018 年完工，连接埃塞俄比亚内陆和海港。铁路的建成将一周的行程缩短至 12 小时，促进了埃塞俄比亚 90% 的对外贸易，并降低了货物运输成本。虽然铁路如期进行，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第一个问题是电力短缺，给铁路设施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带来困难，阻碍了铁路的高效运营。二是客货紧缺，运力未充分发挥。因此，盈利能力和回报也受到很大影响，从而产生债务压力，埃塞俄比亚政府面临偿还中国商业贷款的压力（Weng et al., 2021）。另一个巨大的运营障碍是当地的种族冲突。埃塞俄比亚约有 80 个民族，主要民族奥罗莫族和阿姆哈拉族相互争夺影响力，这种民族和领土争端使铁路项目成为“影响目标”（Cheru，2016 年）。同时，铁路建设所雇用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埃塞俄比亚人，但他们往往从事低技能的工作，这阻碍了专业知识的转移并引起了反感。

中国发展模式的另一个成功点是经济特区（SEZs）和工业区的建立，可以理解为用于描述各种经济举措的总称，包括自由贸易区、工业区和自由港等（蒂芬布伦，2012）。这些具有良好投资条件和可信政策环境的经济特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发展模式严重依赖此类工业区。目前，该国有 20 多个工业区，至少部分投入运营，还有更多正在建设中（EIC，2021） 。有些是政府通过工业园区开发公司建造的，有些是由私营部门建立的。东部工业区 (EIZ) 是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个工业园区，曾被认为是该国经济成功案例之一。东部工业区最初计划于 2007 年，后来于 2009 年启动，计划在五年内吸引 80 个单独的投资项目并创造 20,000 个就业机会（Brautigam 和 Tang，2011 年）。然而，混合用途工业区住宅集群的愿景并未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采取了多项创新政策和制度，地方政府的灵活管理和变革性政策试验是其成功的关键（郑和唐，2017）。虽然中国也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这更多的是宪政和政治，而在经济和财政上，它让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区域分权的框架内（Xu，2011），地方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自主管理商业活动。中央政府把任免作为对地方政府的最大激励，创造有利于投资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在埃塞俄比亚，工业区主要集中管理。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少，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有时甚至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对外投资，这是工业化发展的一大障碍。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可归因于两大优势：庞大的制造业和大量廉价劳动力。与中国一样，埃塞俄比亚在制造业方面拥有大量年轻人口。该国的制造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强劲增长，是非洲表现领先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2020 年）。人们都希望制造业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甚至提高那里的生活水平。但这一雄心的实现仍然模棱两可，尽管经济增长强劲，但制造业并未真正在其经济增长中发挥巨大作用。在这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际上并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制造业的大部分劳动力仍然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中（Giannecchini 和 Taylor，2017 年）。劳动关系是造成严重挑战的关键因素之一，与东南亚等低成本制造业的其他地方相比，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低、缺勤频繁、工作能力和离职率高（Zheng and Tang，2017）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复兴是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主要困境。相对缺乏正式工作以及制造业就业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小型、非正规企业这一事实与东亚国家的快速工业化经验形成鲜明对比。有研究表明，大企业在生产力表现强劲的同时，并没有扩大就业，机械化和高科技应用比例高，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小企业吸收了劳动力，但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结果是，工业化虽然发生在埃塞俄比亚，但很难复制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模式（Diao et al., 2020）。

随着政治环境更加稳定，埃塞“发展型国家”战略稳步推进，但2012年梅莱斯·泽纳维总理的突然去世改变了这一点。到 2015 年底，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工业扩张引发了对奥罗米亚地区拆迁补偿不公平的不满和抗议。随着事态的发展，奥罗莫斯和阿姆哈拉斯开始表达他们对在政治和经济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不满。抗议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蔓延，从最初的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很快扩大到对缺乏就业和不平等的问责。在没有与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的情况下，当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被迫通过暴力表达不满，从而导致政治变革。埃塞俄比亚第一任奥罗莫总理阿比·艾哈迈德自 2018年4 月上台以来。希望使经济更加自由，他已转向西方捐助者以及中东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20年11月以来，中央政府与前掌权人之间的战争或内部冲突，使埃塞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受到质疑。

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国家经验反映了许多问题。一是当地社区问题复杂，民众对发展状况缺乏认识和共识。发展政策要求所有阶级为了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短期的牺牲。中国和东亚国家普遍认为，政府有责任促进经济发展；分歧仅在于政府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埃塞俄比亚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然而，埃塞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较弱，尚未形成推动国家发展的共识。二是执政党未能解决经济高增长引发的社会矛盾。执政之初，全国处于绝对贫困之中，人民更加关心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依靠国家力量推进工业化的战略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然而，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埃塞俄比亚的人口结构，如更多的年轻劳工，为争取更多民主和权利提供了动力；大多数仍然处于贫困之中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并希望通过游行和抗议来表达他们的利益。根深蒂固的冲突通过种族冲突表现出来。三是地方政府能力不够，难以实现政商良性互动。地方政府缺乏治理能力和动力来帮助工业园区克服发展中的具体困难。此前，前执政党的高效组织控制能够弥补国家机构能力的不足，政策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党的能力而不是行政机构。现在，EPRDF 内部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发展能力。埃塞俄比亚的政治变化使其发展型国家的战略规划面临极大的破坏风险。艾哈迈德总理对自由市场的拥护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西方援助机构的接近意味着他对民主、发展和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这三者的优先考虑与梅莱斯不同。在可预见的未来，“民主发展国家”的战略可能会转变为埃塞俄比亚当局，但在短期内，官员们也很难找到民主发展国家的真正替代方案。

参考

Bräutigam，黛博拉。还有唐晓阳。 2011. 非洲深圳：中国在非洲的经济特区，现代非洲研究杂志49（1）。剑桥大学出版社：27-54。

切鲁，范图。 2016.新兴南方大国和新形式的南南合作：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和印度的战略接触。第三世界季刊，37 (4)，第 592-610 页。

刁心神，埃利斯，米娅，麦克米兰，玛格丽特。和罗德里克，丹尼。 2021. 非洲的制造业难题：来自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公司的证据， CEPR 讨论文件，15650。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2021 年。见https://www.investethiopia.gov.et/index.php/investment-opportunities/other-sectors-of-opportunity/overview.html

贾内基尼，菲利普。和泰勒，伊恩。 2018. 埃塞俄比亚东部工业区：发展的催化剂？, Geoforum , vol. 88，第 28-35 页。

格雷什，阿兰。 2008. 世界颠倒，理解北京共识，世界外交，11 月。

霍兹，奥伯特。 2020. 非洲政治精英和中国模式在非洲的形成，政治与政策，48：887-907。

肯尼迪，斯科特。 2010. 北京共识的神话，当代中国杂志，19:65, 461-477。

尼古拉斯，弗朗索瓦丝。 2017. 中国投资者在埃塞俄比亚：完美匹配？，法国国际关系学院，3 月。见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notes-de-lifri/chinese-investors-ethiopia-perfect-match

奥库贝，阿克贝。 2015.非洲制造：埃塞俄比亚的产业政策，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

秦慧。 2010. 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模式’的崛起”。财经，9月26日。见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26/110530423.html

拉莫，约书亚库珀。 2004.北京共识：中国权力新物理学笔记，外交政策中心。

蒂芬布伦，苏珊。 2012.世界和美国免税贸易区，Edward Elgar 出版社。

世界银行。 2018.“一带一路”倡议。

见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brief/belt-and-road-initiative

世界银行。 2020. GDP 增长-埃塞俄比亚。

见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ET

Weng, Lingfei., Xue, Lan., Sayer, Jeffrey., Riggs, Rebecca Anne., Langston, James Douglas.和 Boedhihartono，Agni Klintuni。 2021. 中国企业实施“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来自三个铁路项目的证据，全球化研究，第 3 卷。

许成刚。 2011. 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制度。经济文献杂志49，没有。 4：1076-1151。

姚，杨。 2010.北京共识的终结，外交，2月2日。

赵遂生。 2010. 中国模式：能否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 ，当代中国，19:65, 419-436。

郑，于。和唐世平。 2017. 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和工业化。复旦 SIRPA 智库报告系列。

齐索，埃德森。 2020. 中国模式在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经济学，政治政策，48：908-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