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精神危機

一個幽靈，精神危機的幽靈，正在這片土地上徘徊。

這並不是我突發奇想。兩年前我就曾和朋友私下說過，“未來十年或許將迎來精神疾病的大爆發”，但現在我所說的，還不止是抑鬱傾向或空心病，而是一種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病象。

之所以想到這個，也是因為連日來一連串看似不相關的事件。五一長假各地人潮的回歸，是一場急於回歸“正常化”的共謀，記憶在沒有得到反思的情況下就被壓抑進了集體潛意識；淄博燒烤的大火，則是意味更為複雜的狂歡：試圖遺忘的人們，沒有太多宣洩壓力的出口，而選擇了一種低端消費的口腹之欲來填補精神空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接二連三爆出的文化圈性騷擾事件。毫無疑問，受害者的處境當然值得傾聽，但不容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一個國家本應看守精神領域聖杯的那些文化精英，也出現了這樣的墮落？

飲食男女，既是人所必需，但也是最低層次的慾求。如果這一切並非巧合，那我們或許就得正視一個現實：在這片土地上，從精英到民眾，無所追求的精神空虛普遍存在，即便功成名就，但他們未被滿足的最強烈慾望，還是最原始的本能，沒有其它東西。這是精神低度發展的表徵，猶如成年之後仍沉迷於玩泥巴。坦白說，這是一種生命未覺醒的蒙昧狀態，也是為何啟蒙在這裡仍未過時。

只要留心一下我們周圍，這樣的跡象隨處可見：無數人抱著一種粗糙生硬的唯物主義和匱乏的安全感，把外在的物質追求看作是一切，即便名利已經到手之後，他們的追求也通常體現為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提升。

原本應當帶來靈魂震顫的高雅藝術，在此被看作是可有可無的點綴，除非能積累點有用的社會資本；音樂、美術、文學都降格成了娛樂，為偉大作品而落淚不免顯得矯情；即便是人的體面、尊嚴，一句話就能棄之不顧：“現在都什麼時候了？”

這樣，文明的價值遭到了顛倒，因為能捨棄那些高級追求，心無旁騖地滿足低級慾望的，才得到社會的獎勵——當然，這麼說也很可能被奚落是憤世嫉俗的無用抱怨，乃至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空想，“飯都吃不飽，還談什麼其它？”

布羅茨基曾說：“在人的生命歷程中，心理上的獲得比物質上的獲得更為真實。”這話放在中國，是不折不扣的異端。劉慈欣在《三體》中所說的更貼近實際：在中國，任何超脫飛揚的思想都會砰然墜地的，因為現實的引力場太沉重了。

經歷了這兩年，我當然也深切地感受到，缺乏健全的相應社會保障托底時，人是相當脆弱的，一步踏錯就陷入難以自拔的窘境，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更高的自我實現意願，因為當生存保障都得不到時，你為了生存不得不中斷向上攀爬的路，折返回來，“混口飯吃”。

然而，任何選擇都是有代價的。緊盯著功利性的現實目標，固然有情可原，但你最好對目標實現後猛撲而來的精神空虛有點思想準備：想要的已經得到了，然後呢？

在目睹戰後美國進入富裕社會後，艾倫·布魯姆早就曾發出先知般的斷言：“如果一個人的職業生活平淡無奇，沒有音樂修養，閒暇生活由粗俗、劇烈的娛樂組成，這樣的人是分裂的，他存在的每一方面都受到其他方面的破壞。”也就是說，一個精神生活匱乏的人，注定是不完整的，甚至不知道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回想起來，這一病象的癥結，原本就潛藏在我們這個文明深處。 《浮士德》第一部裡，有一句著名的哀嘆：“我的心中盤踞著兩種精神”，一個貼緊凡塵，一個則想要脫離塵世。然而在中國，大部分人只是抱緊第一個，“脫離塵世”？那就意味著自我邊緣化。

有一首著名的詩：“廬山煙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這被廣泛視為一種豁達的人生境界，也有不同層次，然而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其指向的歸宿並非向上超越，而是一個螺旋狀的循環，終點又回到了出發點。

和前現代的世界諸文明不同，中國文明有著強烈的世俗取向，是“水平視野”而非“垂直視野”的：人們向前看，而不是向上看。這種所謂“此世性”（this-worldness）意味著人們對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缺乏興趣，因為現世就是一切，“人一死，什麼都是空的”。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倒也很現代，但也正因此，沒有什麼非功利的事物能強有力地驅動老於世故的中國人。

當然，中國的文人雅士也不是沒有精神追求，但那是什麼樣的精神追求？周作人有一段話很典型：

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的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

這確實已經高於常人，至少他把“無用”也視為“必要”，然而再細看一下，你就會意識到，對他來說，那些更多地像是消遣、趣味和寄託，只是為了讓生活“有意思”，那遠非靈魂的震顫，甚至都談不上是對人生的省察。就此而言，這和那些對酒色財氣的追求，區分不在“靈”與“肉”，而只是趣味上的“雅”和“俗”。

有時候，女性也是這樣一種趣味的投射對象。賈平凹曾在散文《關於女人》中寫道：“女人到世上來就是貢獻美的，'美'是男人對女人的作用的限定，僅僅在這個範圍裡，男人才會'甘願受征服'。”在此，女性不僅是一個客體，甚至倒像是為了男人才存在的；他談到了“美”，但那種美不是抽象、獨立的精神實在，而是把異性放上了祭壇。問題就在這裡：這看似是男性的精神追求，但其實卻和肉慾曖昧不明地混雜在一起。

這些年來，他對女性、對鄉土的一系列言論，都已遭到了年輕一代的嚴厲批判，但那通常都是被當作不同話題來討論的，很少人意識到那也許是內在相關的：對這位作家來說，現實一地廢墟，前方無路可走，他把重返過去看成了出路。

不久前，王局也因為在豐縣事件中為加害者董志民竭力辯護而引發嘩然，很多人都相信，那是因為個人經歷使然：他母親就是飢荒年代買來的。但這恐怕不僅僅是代入感，也是因為現實批判資源的枯竭：他未必認為那種做法是正當的，卻不斷強調現實中別無他法。

所有這些，看起來都是孤立不相干的事件，但這畫面連綴起來，就讓我們看到一副全景：從文化精英到大眾，都有如困獸，處於一種無路可走的平庸荒漠中。因為人們受困於他人和自己設下的牢籠，想像不出其它生活可能，甚至頑固地抗拒用應然來批判實然，這就像是說“變好是不可能的”。 “只有此世”的世俗精神蛻變為自我設限，極大地束縛了人們的想像力。

然而，思想性的本質就是尋求突破這種現實的束縛，一如鹿野政直所言，“如何放飛想像力，才是衡量思想的價值所在，這是思想所具有的性質”，從這一意義上說，思想性必然是批判現實的，因為它生髮於對現實的欠缺、困境的認知，進而設想其它可能。

現實生活當然是我們無法離開的，但只有貧瘠的現實取向卻是危險的，那會讓所有人都走投無路，造成普遍的物慾橫流和一言難盡的平庸，只留下一地垃圾。你怎麼能相信一個沒想過超越限制的人，能留下超越時空限制的非物質遺產？

當然，說這些也並不只是為了知識精英應具有的追求，甚至不是為了後代，也是為了當下的我們自己。雖然烏托邦思想在這個年代早已無人提及，似乎未來也漸漸枯竭，但柏拉圖的提醒從未過時：烏托邦思想是我們必須要玩的一把火，因為它是我們認識自己的唯一途徑。